编者按：《论科学与人文的当代融通》?肖峰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出版?的作者从自己的体认说明探讨两者关系的意义，并选择了若干角度对两种文化的当代融通加以展示。需要指出，在这些探讨中最重要的不是某些具体结论，而是对一个“时代性”、“人类性”课题的进一步强调，是对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思考增加的一些新的角度，从而为丰富和深化这一研究提供了可能。显然，为了更好地探讨这一课题，还需要更多的人开掘更多的不同视角，进行更深入精细的描述和分析，从而汇聚更多的智慧来建构两种文化的接缘部，并有效地促进两种文化的更多沟通。为此，本期刊发两位学者就这一问题的看法，以期引起读者们更多的注意。
世纪之交，所谓“后现代”亦成为一个时髦的话题。后现代论者质疑现代大工业破坏了自然，而工具理性又吞噬了人性；如果说前者主要表现为对全球环境问题的深切关注，那么后者就是针对现代科技所蕴含的“知识／权力”结构的猛烈批判，“现代性”便成了一个众说纷纭的跑马场。但事实上，“现代”（modern＜拉丁文modus＝mode）这个概念并不只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它更基本地代表了一种“模式”，而现代化就是“就范”于这种模式，只要你选择了现代化，就必须这样做，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这种模式意味着什么呢？一般地说，现代化在物质层面上主要表现为“工业化”（以机器为代表），在精神层面上主要表现为“理性化”（以启蒙相号召），它们相得益彰，十分了得，并通过千丝万缕的技术之网（作为工具论或方法论的手段，即“工具／技术理性”）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全方位的“开发”（即发展）过程（根据不同的时态，可以把完成时理解为发达，进行时理解为发展中），而不能顺应的则难免被边缘化，甚至淘汰出局。因此，现代精神就是科学所代表的思维方式、技术所体现的行为方式（相比较而言，世界某些地域古代的时代精神是哲学，中世纪的时代精神是宗教；而中国的前现代则是纲常名教道德主义的一统天下），因为这种时代精神既来“钱”（创造经济效益），又有“权”（提供权力话语），才逐渐成为众望所归的目标模式。
但在这个过程（现代的“化”）中，工业和科技也将大千世界统统作了“物”化的处理，并且越来越数字化和平面化了，特别是工具理性在进行这种“祛魅”（韦伯语）／“解蔽”（海德格尔语）工作的同时也导致了另一种遮蔽：惟“利”（物质利益）是图，而变得无“趣”（生活的旨趣。饶有意味的是，西语利益、趣味均为interests）。这就使现代人普遍感到压抑，而提出了“解构”这种模式的后现代命题。
其实，马克思早就指出，技术的胜利往往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科学的发现反而使人的生命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大意）。人们把世界理解为一架大机器，并不断增大控制它的力度，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全球范围内日益扩张的核危险、能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等，就像一个巫师“再也不能支配他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马克思语）。所有“现代病”的一个共同症结，就是科技（工具）与人文（价值）关系的紧张：工具理性埋设了“唯科学主义”的陷阱，“技术统治”、“知识霸权”把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价值旨归系统地掩盖起来了……
从历史视野看，人类文明的所有求知途径和技术手段都具有局限性，科技理性也不例外，对它的过分推崇和滥用就会导致忘乎所以的独断论，表现出某些令人担忧的特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这些特征将越来越突出）——这就是现代人的“命运”，但它并没有，也不可能终结历史（命运、历史在德文中都是Geschi＋…）。重要的是，对工具理性的这种批判只有在科技“开发”过了头的情况下才有针对性。而在中国，科学的东西，理性的东西，从来就没有太多过。与西方“文明”（civilization＝civil＋…）不同，中国的“文化”（culture＝totill，文明／文化似有城乡之分）源远流长，自成传统，尽管现在越来越被要求纳入现代化（模式），但迄今为止，还很难说（科技）理性真正深入了国人的心，构成我们的精神状态。
一段时期以来，不时有人模仿后现代秀，参与讨伐现代性的大合唱，而对导致中国社会长期封闭落后的封建残渣余孽却放松了警惕；某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便利用这种形势，打着弘扬传统、重建道德的旗号，要求追求现代化的中国人洗心革面，都去做超凡脱俗的“君子”（相比之下，经济人、理性人倒成了斤斤计较的“小人”）。这些主张表面上冠冕堂皇，但在客观上起了涣散人心的效果，阻滞了中国现代化的观念更新和制度创新。
当今世界，最“宏大的叙事”（利奥塔尔语）莫过于现代化，而科技仍然是这个时代的最强势“话语”。科技理性的充分发展，是现代模式的一个前提，西方如此，东方也未必能例外。在现代化进程中，大张旗鼓地批判一个尚未真正确立起来的前提（现代化不可能越过这个前提）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很可能成为因循守旧的借口，与夜郎自大派殊途同归。也就是说，基于眼下中国的“语境”（context），我们的批判应该避免偏激之论。
有道是，“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现代的“道”、“术”就是科学和技术，现代人哪里离得了它。（科技）理性或许并不提供现成的知识，它对传统文化的补苴罅漏也主要体现在改进我们的思维方式，进而改进我们的行为方式上。理性本来就是一种工具（它的价值取决于人们所选择的生活目标）、一种手段（它的效果取决于人们如何恰如其分地运用），抑或就是走向现代化的“进路”（Way，即方法）。理性本身不是目的，它毕竟是为不断改善、优化人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服务的（无论是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还是作为改造手段的技术，都是如此），这就必须用（体现人的价值的）人文精神去弥补（作为工具使用的）科技理性的不足，弥补它们的裂痕。我们对理性的甄别和批判，不是有意扩大业已存在的裂痕，而应当致力于这种弥补，并有助于更
全面地认识理性，发掘人性的完整意义。
段伟文
伊拉克总统萨达姆曾就发生在美国的恐怖袭击事件发表声明?说美国人的灾乱是自食其果，他在列举美国人的罪过时还特别指出，美国“不仅向其军事力量存在的地方输出罪恶，而且向其动画片存在的地方输出罪恶”。从科技与人文的角度来看，这段话有许多耐人寻味之处。曾几何时，伊拉克、伊朗等国家因盛产石油而暴富，并且引入了西方科技工业文明，但是没过多久又纷纷抛弃了它们，成为西方文明的主要反对者。这其中固然有复杂的历史恩怨，但从科技转移的角度来看的确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由于现代科技和工业文明的中心是西方社会，科技转移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化冲突几乎是所有后发国家必然遭遇的问题。由于西方先进国家率先引入了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互动创新机制，其科技和生产水平成为后发国家的追赶目标，因此，出现了广泛的科技转移活动。如果说先进国家的科技经济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的话，那么，后发国家的科技经济发展则是在外部压力下的一种激变。在科技引进过程中，传统生活方式与伦理价值观念同输入的西方式工业文明往往会发生尖锐的对立，而在这种对立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经济和文化矛盾。由于西方工业文明建立在对个人和利益集团的利益追求之上，所以，大多数科技转移活动都伴随着经济支配行为和文化殖民动机。所谓世界体系的建立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先进国家将低层次的产业移向后发国家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由于先进国家利用科技转移中的优势地位，掠夺后发国家的自然资源和优秀人才，并将环境恶果转嫁给后发国家，因此，常常使后发国家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
近代中国的“体用之争”表明，仅有器物层面的船坚炮利是不够的，单纯的技术转移往往事倍功半、甚至徒劳无益，而制度和文化层面的深层转换又绝非易事。于是，对于许多后发国家而言，科技转移所导致的是一种依附性发展，它们往往被整合进世界科技体系的下游环节，成为先进国家的科技和文化产业的消费国，这就是所谓的边缘化，由此后发国家对技术转移产生了一种爱恨交加的感觉：既依赖这种转移，又不甘心成为高端技术的市场和低端技术的产地；既受益于现代大众消费，又担心本土文化和价值标准受到侵蚀。
事实表明，后发国家在引进现代科技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应该遵守整体性和渐进性原则。如果后发国家不致力于技术、制度和文化层面的总体性转换，外科手术式的科技引进只会导致依附性发展和边缘化的结局。后发国家必须正视的一个事实是，发达国家的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源于它们从一开始就引入了科技与经济融为一体的互动创新模式，其不断升级和发展是整体性的，不论是渐进发展还是迅速跨越，都属水到渠成、顺理成章。而后发国家往往出于各种价值考量，仅将科技作为发展的手段，试图通过科技的局域性发展，既获得经济利益，又不丧失传统的价值诉求。这种努力往往吃力不讨好，而且过于激进的变革往往会招致巨大的风险。
1963年，伊朗国王巴列维推动白色革命，在土地、股份化、民主制度、教育和人力资源开放、卫生、法制等方面进行了激进的变革，希望将伊朗引入现代化的发展轨道，结果不过十多年后（1979年），进入现代繁荣阶段的伊朗就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所摧毁。白色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虽然在其间的十五六年中，白色革命的确如它所承诺的那样，极大地改善和提高了人们的健康、食物、衣着、住房和受教育机会，却忽视了人们在价值观念上对现代化的怨恨。而利比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国的上层利益集团之所以在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工业化之后，转而推行极端的反西方路线，与公众中普遍存在、一煽就着的怨恨情绪不无关系。
由此，跨文化的科技转移必然伴随着剧烈的文化冲突，而这种冲突使科技转移成为后发国家矛盾的守望传统和期盼未来的双重运动的一部分。法国学者埃德加·莫林和安娜·布里吉特·凯恩在《地球祖国》一书中深刻地指出：“在特性、宗教、民族、国家、技术等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在资本主义、西方意识形态、革命思想、群众文化的影响下，一种复杂的动力业已形成。它激起的先是反抗和希望，然后便是屈从、失望和再度反抗……总而言之，西方化一方面促进了技术化、商品化、商业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巴尔干化和种族－宗教特性的复兴。”（参见该书第81页，三联书店1997年版）
在一些原住民直接进入现代社会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价值问题会无可避免地夹杂于其中。从悲观主义的角度来看，对于那些直接进入现代的原住民，医学的进步带来了卫生和医疗的改善，却毁灭了传统医学和巫术；扫盲带来了文字文化，却使口头文化遭受灭顶之灾。人的传统和个性会在这一进程中被彻底解构的结果是什么呢？莫林和凯恩以加拿大的詹姆斯湾的变化为例道出了其中的恩怨。根据发展计划，魁北克的水利部门要在詹姆斯湾修建大型水坝，因此向克里斯部落（cris）的印地安人购买了土地。卖地的补偿使印地安人得以定居下来，获得了房屋和家用电器，生活方式从传统的狩猎模式转向“工作－能源－增长”模式。但是，魁北克水利部门在征地上修建的人工湖阻断了加拿大驯鹿迁徙的路线，湖水释放出的磷使捕到的鱼类不能食用。那里的人们别无选择，先是放弃打猎捕鱼的生计去建水坝，然后又沦为失业者。最后，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等待着死亡；年轻人无所事事，整日沉溺于杯中之物，甚至有的孩子才四岁便成了啤酒鬼；由于在没有过渡的情况下突然从吃鱼肉食品转为吃淀粉和甜食，妇女们变得肥胖起来。过去的社会共同体不复存在，新的社会共同体没有形成。利他主义被利己主义所取代，过去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世界永远地消亡了。家庭的舒适生活条件与酗酒、吸毒和烦恼同时到来。如今的克里斯人虽然在物质方面变得富有了，但在精神方面却十分贫乏。这些不幸的人们正在趋于消失。
这个案例表明，在科技转移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重视文化际的整合。而文化际的整合应该建立在一种开放的和有弹性的文化态度之上，这种态度的最大特点是非情绪化，即将保守和激进、对抗和亲和都视为一种文化策略，将文化整合转为一种博弈和对局来考量。惟有持此弹性的立场，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科技转移的社会成本和文化障碍，避免无谓的巴尔干化和原教旨主义式的对立。
后发国家必须明确地看到，中心与边缘的既有格局无法由简单的对抗和群体不合作正面突破，而只能由权变的文化智慧迂回超越。边缘化本身不足为奇，它是由发牌造成的，后发国家只有先用智慧在牌局上取得优势，才能争得发牌权。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边缘化才能超越现有的中心－边缘格局。要实现这种超越，首先必须放弃本土文化原教旨主义，因为这种文化战略实际上是“鸵鸟”政策或极端自卑和缺乏文化底气的表现。摆脱边缘化命运的第一步就是不在文化上孤立自己，也不制造文化殖民主义大军压境之类的自我恐吓。取而代之的应该是权变的文化战略。这种文化战略是充满自信和谋略的机会主义战略，它强调战略弹性，并以建立一种兼容性与独立性相结合的文化为旨归。它所走的是中间道路：温和的保守主义或温和的自由主义；同时，是完全随机应变的，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在这种文化战略下，坚持和妥协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在文化整合中保持灵活性和主动权。
一个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要敢于主动应对技术转移及其与之相伴随的文化整合所带来的挑战。可以说，如果没有老虎般的自信、狮子般的勇气、狐狸般的狡猾，一个后发国家是很难突越现有的中心－边缘格局的。最近，关于网络的话题中，有人谈网色变，唯恐文化沙文主义的入侵，其实有点小题大做。若是以此作为政策规制的借口，运用恰当，或有益处；若是被这种幻象捆住了手脚，不仅有可能赶掉网络的早班车，还会使文化的发展失去一次新的契机。自信一点吧，多一点胆量和精明吧，先让新科技只管进来，然后再用灵活机智的文化战略认真对付它们，同时也别忘了不断变革我们自己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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