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的某个早晨，北加州阳光灿烂。批改好学生的作业，真感到一身轻松。心想可不能辜负了这大好春光。应去海边看潮，或去山区登高，再不索性到山景城的街上，独自一人散步，说我是虚掷光阴也行，道我是百无聊赖也罢，我可要好好享受一下，离开这狭小的书斋，走出这象牙之塔，到自然中去，让生命更富有诗意。可是，我不敢有那种奢望。手头待完成的事仍然不少，斯坦纳的《语言与沉寂》尚未读完，还书的日期却日日逼近。另有其他要读或应重读的书，萨依德的《知识分子论》，克利斯蒂娜莎芙娜的新书《全球村中的翻译》，这些都是需要细细咀嚼的好书。如果嫌这类书仍太沉闷，配不上那窗外正浓的春意，那么辜正坤的《中西诗鉴赏与翻译》，或案头二哥送我的那本《水乡余韵》，也应该再好好品味一番。在我的优先事项安排表中，大自然居然尾随在后。窗外的世界固然是激发灵性的源泉，但书中的宇宙更能促起想象的涟漪。我也会去领略自然的胜景，看大自然中的涛升云灭，但却更愿航行在书海之上，在书中听涛声依旧，看云烟过眼。在高科技发展的腹地，在现代化的喧嚣声中我悠闲地放下了一张安静的书桌。但我果真能躲避窗外的喧嚣吗？
电话铃响了。是某一翻译公司打来的。对方不无兴奋地告诉我，等待已久的一个软件全球化项目终于获客户批准。这是一个供国际商人用的网上通讯软件，借助它，无论你走到天涯海角，无论你在纽约、东京、北京、上海这类举世闻名的大城市，还是在博茨瓦纳、瓦努阿图、赞比亚、汤加这类几乎无人所知的小国家，只要拨通与这一软件相连的电话号码，就可以花极低的费用进入你在国内公司的局域网，处理日常事务，就像你没有离开办公室一样方便。根据客户的要求，该软件要翻译成西班牙语、法语、日语和汉语。翻译公司那位小姐希望由我来翻译或校对中文部分并协调术语和说法的统一。
我能向电话的另一端说“不”吗？我果真能拒喧嚣于千里之外，安静地探索书中的奥秘，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坐怀不乱”？目前高校任教所带来的生活方式当然不是没有代价的。有时与一些在电脑公司工作的朋友谈职业，往往是我羡慕他们的收入，他们羡慕我的悠闲。因此，偶尔为五斗米折腰也就无可非议了。所以，我也与电话另一端一样，不无兴奋地告诉她，我愿意接受这个项目。
顷刻之间，本想遨游精神世界的愿望便消失了。内心不是没有遗憾，甚至也有那么一刻脑海里闪过不接受这个项目的想法，但那毕竟是极脆弱的，经不起物质利益的诱惑。那么接受项目的代价是什么呢？
我将不得不暂时离开语言的灵性，不能把玩文字的奥妙，无法欣赏言辞的模糊。读斯坦纳常常颇费猜疑，他不一定在运用语言时“照理出牌”，一个语言学的概念被他用在非语言学领域，叫人拿不准其所指为何。但斯坦纳高屋建瓴，神游于语言学、符号学、文学和哲学之间，因而并不斤斤计较概念的精确，所指的明晰，无怪象牙塔中的专家们，将其视为入侵者，他自己也说，他在学术界茕茕孑立。
萨依德的《知识分子论》是演讲稿，语言用得简练，却又不失大师的气度，与美国主流学界格格不入的独立人格，跃然纸上。内容的桀骜不驯和文字的行云流水凝结出一种人类不屈不挠的普世精神。读罢掩卷，仿佛真听到了那“难锁雄心难锁喉”的怒吼，尽管我并不完全赞同他那极端的观点，更不愿意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盲目地邯郸学步。
早想再细读一下辜正坤的《中西诗鉴赏与翻译》，不仅对书中的阴阳等论兴趣盎然，更欣赏辜译的英诗。虽然有些学者认为辜译有时多用归化之笔，甚至不用原诗原韵，居然一韵到底，可我能在乎那些吗？能胜过窗外诱人春光的文字绝不是学理上准确得天衣无缝的符号，辜译英诗使我能在这个逻辑、理性主宰一切的社会里再体会一遍中国文字的空灵，让我能在科学现代指导行为的硅谷，寻回那仿佛失落的中国意蕴。
但这一切都将暂时让位，灵性让位给精确，寓意让位给所指，创造让位给交流。因为在国际全球化的科技语言中，容不下那些不容精确把握的文字。
虽然软件使用手册中的语言仍然是英语，不少用词实际就是一般生活中的词汇，但这个特殊的语言和我们刚刚说到的英语已有很大的差别。在这里，文字不应有外延意义，所指必须清晰明确，任何能造成歧义的表达法都应该被排除在外。这是一个崇尚标准的领域，任何在标准度量衡规矩之外的文字都该“斩尽杀绝”，只有循规蹈矩的译者才能在这全球化的语言世界里寻得一席谋生之地。
全球化语言的核心是交流。我们谁都知道语言交流的重要，由于交流不畅，造成人类干戈相见的例子比比皆是。交流也为人类创造了相互合作的前提，为物质利益的普遍提高创造了条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贬低语言交流的作用，相反，我们主张翻译时一般要以归化为主要手段也正是为了促进交流。
可是当我们把语言锁定在大规模的国际交流上时，我们的眼界反而缩小了。大规模的语言交流必须克服语言间的差异，结果我们就不得不排除语言间那些概念比较模糊的成分。殊不知这些无法纳入标准化语言范畴的语言成分恰恰是语言的灵性所在，而这种与精确性分庭抗礼的灵性正是语言的生命源头。诗语言的灵魂正是靠这种不确定、难把握的灵性的滋润才游荡在人群之中。离开了这种灵性，诗语言的花朵将会凋零，语言也将索然无味。不过仅仅这一点还不足以把交流从语言的首要目的这把交椅上赶下来。人类没有语言的装饰也许仍可以勉强度日。但没有了语言的灵性，没有了无法计量、各不相同、难于把握的语言成分，人类将失去能刺激他们神驰遐想的媒介，从而丧失创造性，因为人在相同和相似中少有收获，却总能在疑惑、猜测、对比中柳暗花明、满载而归。将大范围的国际语言交流放到天平的一边，将语言的创造性放到天平的另一边，哪个分量更重呢？在人类面临的各种不同的问题中，由物质、实用所支撑的一方从来只是小赢，却不会大胜。语言的交流功能虽然是人类生存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但它毕竟没有语言的创造性来得重要。而语言的这个激发创造的功能在当今全球化的环境中就更有意义。
可以说，我在硅谷斗室中所面临的选择，与目前人类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所面对的问题实际性质相似。因此如何处理好语言的交流功能和创造功能的关系就有十分深远的意义。目前的全球化使我想起了乔治奥威尔写的那本《一九八四》和书中描绘的新语（Ｎｅｗｓｐｅａｋ）。新语是他在小说中虚构的一种语言，即在极权社会中使用的一种语言。人们常常认为奥威尔是反共作家，但正如董乐山所说，《一九八四》是在抨击极权主义，作者本人实际深受社会主义影响。书中所描绘的新语就是为了统一意识形态、统一语言概念而创造出的一种新的语言。这种语言的词汇可以分成三类，日常生活词汇、政治词汇和科技词汇。新语词语的一大特点是精确，为达到这个目的，不惜牺牲排除一切含混不清和细微的差别。奥威尔假设的这个新语和目前我们为了国际交流在科技、政治、法律等领域所用的语言本质上十分相似。只要我们看一下联合国文件中的语言，看一下在电脑本地化过程中使用的词汇，就不难发现这些语言的创造者在创造的初衷与目的方面和新语创造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符号准确无误，语义一览无余，没有含糊不清的余地。这些语言特征总算还没有大规模扩大到日常生活领域，否则我们的语言离新语的距离就更接近了。奥威尔在小说中将新语取代老话的时间定在２０５０年，我们当然不必认真对待小说中的虚构。但全球化环境中的英语在国际标准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影响其他语言，一方面本身也失去其灵性，已经成为研究社会现代化的一个严峻的课题，不容我们忽视。只要我们从全球化这个汹涌澎湃的大潮流中暂且抽身片刻，冷眼静观这个令无数人摩拳擦掌的大趋势，就会发现一个极大的讽刺，强调标准、着眼国际的语言交流，视野虽在全球，但在深层毫无根基，而注重灵性的小范围的交流却深深地扎根于一个个具体的文化之中，成为人类生死存亡之所系。人类基本的生存方式永远是小范围的。任何鼓动人类以集体的方式齐心协力进行语言文化大事业的企图都只能持续很短时间，最终昙花一现；而温馨的、窃窃私语的、围绕在炉火旁的家庭式的交流以及伴随而来的生存活动则会和人类一起永远存在下去。在大和小之间，大是浮华的，它稍纵即逝，一个大转眼之间就换成了另一个大。小却是永恒不变的，人生中的精华往往并不表现在轰轰烈烈之际，而常常体现于举手投足之间。全球化固然是人类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的必然产物，但它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没有文化底蕴的依托。
说到文化依托，最近在《二十一世纪》杂志上看到了庞朴的一篇很有新意的文章“全球化与化全球”。作者巧妙地将词序颠倒，一下子托出了动词“化”的行为者，指出被化的是全球，化全球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确实，全球化过程中几乎一切都是以西方文化为模式。在经济上，其表现是几乎消除了国界的国际贸易，不管是富国还是穷国，好像谁都热衷于世界贸易组织；从科技角度看，当今世界的特征是，以因特网为核心的高科技已经达到无远弗界的程度；从大众文化上看，这个世界的特征是麦当劳、好莱坞、牛仔裤渗透在世界的任何角落；而从语言上看，英语，特别是美国英语，已成为国际交流的主要语言。乍一看，我们似乎找到了全球化的文化依托，而中国语言文化在全球化这个格局中可惜只是处于接受的一端。难道它真的会在这全球化的过程中被化掉吗？
讲到这里，我特别感到要出语谨慎，才不至于被误解为与某些民族主义者共水同航。生活在西方文化的腹地，我对其优点有切身的体会，深感西方文化能发展到今日的地步，并非完全是霸权的结果，西方文化中积极合理的成分对今日西方繁荣的景象无疑贡献良多。纵观近一百年的中华文明，毕竟是向西方学的多，而不是相反。假如我们以这种思维看全球化，就可能陷入两个极端，要不拜倒在西方脚下，甘愿在全球化中被化掉，要不就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誓与美国争高下，不向西方让寸分。但这两个极端都是不足取的下策。一元思维的毛病在于它没有看到别人的弱点恰恰也是自己的短处。人类所有的问题均导源于自私这一共同的弱点。文化只不过将自私锻造成不同的形状，打扮成各异的模样。由于问题同源，所以此社会的问题也会从彼文化得到借鉴。中国文化含混有余、精确不足的特性固然有它的负面效应，但以西方文化为楷模的全球化精确有余、灵性不足，加之没有任何具体文化的依托，弊端十分明显。在经过了多年极端的解构之后，西方不少学者开始充分认识到含混、整体对人类的重要性，提出了“整体视野”（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Ｖｉｓｉｏｎ），似乎要冲破解构理论的束缚，创建人类新的宏观理论。这些理论也许是一家之说，但它们指出的问题却切中要害，而且这些问题也许恰恰可以藉中国文化得以匡正。全球化中人类面临的问题需要全球的策略，因此中国文化至少应该容得下全球化。说得更积极一点，中国文化应该成为全球化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全球化中的中国文化却必须努力顽强地在寡不敌众的环境中“杀”出一条生路，才能在全球化方兴未艾时，骄傲地向人类展示我们这边独好的风景。这需要中国人拿出智慧，显出勇气，认真做好文化建设的工作，而且需要大量默默无闻的播种、耕耘，才会有未来的收获。这种实实在在的努力是无法用几声说“不”的口号加以取代的。如何能在全球化中做到“非常现代，又非常中国”，将是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这个命题本身的构成形式就说明我们必须包容表面看来是相互对立的东西，用更积极的话说，就是要能在面对两个矛盾的事物时左右逢源。回到语言这一本文的核心议题上来，这需要我们分别作大量看似对立的工作。比如，从社会整体看，一方面我们必须认真地做好全球化要求我们完成的大量语言工作，国际交流过程中的翻译工作，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科技的、法律的都应该努力做好；另一方面，也应该大力推广传统语言文字，使生活在全球化中的中国人不仅只喜欢中国文字表达的内容，同时更对文字本身有强烈的兴趣。从个人角度看，一个生活在全球化环境中的人，应该具备多种语言能力，既能在极度标准、言外无意的语言中游刃有余，也能在比喻丛生、歧义迭出的文本内寻胜觅宝。也就是说，现代中国人如果要在现代和本土两面左右逢源，就有必要在自己的思维领域里，建立双重，甚至多重比喻概念系统，以本土概念系统为主，以非本土概念系统为副。此外，现代人还面临一个特殊的矛盾。一方面，电脑提供的数据库使我们不再需要有极强的记忆；但另一方面，数据库只能提供外在的信息资源，却不能提供内在的价值观。由于现代人经常用数据库来取代记忆，结果所得信息都无法内化成自己的东西，而那些构成文化精华的文字未经记忆消化，就只能是供装饰的表面文章，无法内化成包含文化价值的性格。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数据库之类的高科技，另一方面，又要尽量让年轻人采用传统的背诵法大量接触代表文化精华的诗文，通过文字这一媒介，使文化内化成他们的性格。
文字越来越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引退，因为媒体类型的增多使现代人无法对文字情有独钟。常常看到年轻人在网络聊天室里与千里外的女友谈情说爱，真不知传统的情书还有多大市场。另外，现代人生活节奏明显加快，一天工作下来身心已非常疲惫，谁还愿意去啃一本厚厚的书？打开立体声的音响，欣赏一曲欢歌的吸引力当然要比读一本严肃的文学作品强得多。自传统社会悄然引退开始，文字就与我们渐行渐远，而从网络登堂入室那天起，我们就背对文字大步疾驰。为了使各国相互了解，避免民族间的隔阂，甚至避免战争，我们强调语言的交流功能，缩小语言间的差异，拆除语言间的藩篱，极力促成全球化。但化剑为犁后的人类仍然需要语言文化的差异，才能避免生活了无新意，才能让思想创新不断。当国际英语畅行无阻，大规模的国际交流甚嚣尘上时，能点亮人类心灵之火的那一点点语言的灵性就被挤到了世界大舞台的角落里。为了让人类语言灵性不灭，为了让人类永远不失去其想象创造的能力，为了不让全球化化掉色彩纷呈的全球，人类是否也应该筑起语言的“藩篱”呢？说到底，如果文字之树已经衰弱凋零，文化的冬天还会太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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