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读到许多文章，把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描画的很不堪，一棍子打入十八层地下，又踏上一万只脚。对这样的说法作法，我总心存疑惑，甚至反感。一种文学流派存在了那么久，又拥有那么多的读者，总不至于一塌糊涂，一无是处得不屑一评吧？干吗非要把它与“新文学”誓不两立的对立起来呢？能不能在批判它打倒它之前，做些理性的分析，还其一个比较客观比较公正的面目。刘扬体先生说过：“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很少有像鸳鸯蝴蝶派这样声名狼籍，而又并非反动统治阶级的御用文学，也不应划入反共阵营的流派。一提到它，人们便习惯于认为：这不过是一个柔靡俗艳的文学派别，不值得花力气去进行研究；一般读者顾名思义，也多对它嗤之以鼻。”（《关于认识与划分鸳鸯蝴蝶派的几个问题》）?
是呀，众口铄金，顾名而想当然，鸳鸯蝴蝶派——格调不高，礼拜六派——低级趣味。毕竟，骂它比评判它要容易得多。
以前也有过一些为鸳鸯蝴蝶派“抱不平”的言论，但都是些零敲碎打的边角料，形不成拨乱反正的“规模效应”。所以，当听说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问世的消息，就特别急冲冲地想读到它。又知道专为此书召开了“国际学术讨论会”，光听发言稿的题目，即可猜想到其理论与思辨的分量——《为文学史找回另一只翅膀》（贾植芳）、《不寻常的拓荒性学术性工程》（严家炎），《向历史偏见提出挑战》（樊骏），《报章杂志与通俗小说》（李欧梵）、《苏州学派：新的思维空间》（杨义）。
跑了半年多，才在鲁博书屋买到此书。嘿，果然一块“巨石”，厚厚两大本，见棱见角，一千七百多页。史嘛，薄了显不出分量。
关于本书的体例，范伯群说：“基于上述的种种因素，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就无法像现代文学史那样在时间上进行切块，如第一个十年，第二个十年，第三个十年等等之类，也没有像现代文学史上客观存在的清晰可辩的周期性，如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从‘革命文学’到‘抗战文艺’之类的分界。通俗文学不是没有‘潮起潮落’，但它的时间极短，也没有比较清晰的边界，稍纵即逝也就无所谓‘周期’。因此，我们认为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编纂，应以‘板块式’为宜。也就是说，将各个主要品种分门别类地阐述，并注意某一门类自身的有序发展，作为通俗文学史的历史屐印。就‘板块’而言，我们将其分为‘社会言情编’，‘武侠党会编’，‘侦探推理编’，‘历史演义编’，‘滑稽幽默编’，‘通俗戏剧编’，和‘通俗期刊编’等，并附一个‘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大事记’。就某一门类的自身有序发展而言，在每一‘板块’中阐释其自身的发展轨迹。”
问题的提出固然重要，但解决与研究问题的方法似乎更重要。当今的学者在研究学问的方法上比之前辈更敢于大胆出新，眼前的例子即有杨义的《中国新文学图志》，韩石山的《徐志摩传》。通俗文学史那样的编纂方法，眉清目秀，效果极佳，果然使这本巨著“沉重而不沉闷”。在读了“绪论”进入大门之后，完全可以根据个人兴趣，挑选“景点”而浏览了。完全没有过去读“史”的那种从头到尾不可跳越的“累”的感觉。“板块”的设置给了读者很大自由的“阅读选择”的空间，像我自己，最先进入的就是最感兴趣的“通俗期刊编”板块。杨义也说“我觉得它特别设了一个通俗期刊编，这是非常有见地的。报刊对文学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通俗期刊编”为汤哲声先生主撰，所占页码自５１１页至７１５页（下册），其篇幅完全可以独立成书的。本编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写作上有很大难度。研究通俗期刊这样的课题，除了占有必要的资料之外，还需要对那个时代的作家心态和情绪有准确的把握。我以前感叹过，百年文化历史，尚未诞生一部中国文化（文艺）期刊史，现在看到“通俗期刊编”，觉得有希望了。贾植芳在本书的序中已展望到：“我所期望于这一科研群体的是，在这部专著出版后，再接再厉，写出一部有纯文学和通俗文学为两翼的，中外文学双向交流影响的《中国现代大文学史》。”
在一部想象中的“纯俗合一”的大文学史产生之前，一部《中国文学期刊史》应先于它而问世。
虽然前景充满美好与希望，但大文学史的出世将面临比“一只翅膀”的文学史困难得多的问题，光依靠“苏州学派”恐怕会很难。以“通俗期刊编”为例，尽管由于“他们在材料收集上有很大便利”，在对影响大、发行地域广的期刊（主要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一带）描述与评论起来得心应手，拿捏准确，但面对京津东北等地的“北派通俗文学期刊”，却显得材料不够充分，内容也相对单薄（仅占十几个页码）。如影响很大的《立言画刊》，连创停的起止时间也未能搞清楚，对这本出了３５３期的刊物的评说也失之过简。此外，颇有影响的《二五八画报》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这些都是遗珠之憾。对北派的一些通俗期刊的主要撰写人编辑人也有遗落，如金受申、宣永光、陈慎言。当然，陈慎言编过的《华光》也漏掉了。
我看书的习惯是先“序言”后“后记”。本书的序为贾植芳，绪论与后记都是范伯群。我细细品读了“绪论”，不时被其中缜密周详而又鲜活风趣的理论言说所感动，其中一段话尤为印象深刻
看来通俗文学派流的另一个先天的弱点是没有自己的理论队伍。凡是一个文学流派，应该有一支理论队伍去研究自我，对本流派要有恰如其分的，令人信服的，难以驳诘的自我评价与估量。正因为鸳鸯蝴蝶——《礼拜六》派在这方面的力量非常薄弱，它们才缺乏起码的理论自卫力量。他们只满足于有相对稳定的读者队伍的支持。殊不知这样的默默无言的支持虽是感人的，但这种拥戴并不能为自己辩诬。于是这一文学流派只能常常站在文学的被告席上，无言地听新文学评论家作为原告历数其“罪状”。而到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这个流派连这种窘境也不可得，它们在大陆上竟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它们的生存权从来也得不到承认，它们自己也不去论证自己起码的生之权利。
在读“绪论”时，感觉是在听课作笔记，而读“后记”，似乎是在听一段故事一段倾诉，总要让人家在干过了这么一件大工程之后发几句牢骚说几句委屈的话吧。在“后记”中我又被另一种精神所打动。集体攻关的项目，个别人“背信弃义”地临时撂挑子，范伯群先生只好抱病而出，收拾别人的摊子，他甚至到了如此境地，悄悄地向一位“老学生”交代“后事”：如果我为此而倒下，你得出来说话。范伯群说，人是要有一股子气的，这股子气大概就是一种支撑自己的精神力量。
我们常常抱怨现在的书价如何高如何不合理，但是面对这样一本“不是给多少钱就能写出来”的书，我们掏钱时还会那么犹豫吗？毕竟，他们付出的心血是难以用书价衡算的。
孟子云：“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手边正在读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给我的就是这样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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