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性及其缺憾》是鲍曼针对弗洛伊德的经典著作《文明及其缺憾》（1930）而写的。鲍曼认为，作为文明或文化的现代性，它是关于“美”、“清洁”和“秩序”的，然而，在追求美丽，保持清洁和遵守秩序的过程中，我们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最极端的例子是，犹太人在纳粹时期的德国被视为“杂种”而被屠杀的事实。在纳粹主义看来，犹太人是肮脏的、丑陋的和危险的，因而应该被消灭，犹如花园里的“野草”。在一个有序的现代世界中，世界往往被感知为确定的、可控制的和安全的，然而，在一个非规则化的世界中，世界则被感知为极其不确定的、不可控制的和令人可怕的。所以，如果说现代性代表了确定性，那么，后现代性则代表了不确定性。
在《文明及其缺憾》一书中，弗洛伊德谈到了压抑问题，并认为，现代文明依赖于对冲动的控制及对真实情感的限制。然而，在半个多世纪以后，鲍曼在其《后现代性及其缺憾》一书中指出，弗洛伊德的分析不再有效，如果它曾经有效的话。鲍曼认为，我们处在一个非规则化的／后现代时代，在此，个体自由是至高无上的价值观，根据这一标准，所有的社会功绩或罪恶都需要被重新评估。
“在你得到某些东西的同时，你也将失去另外的一些东西”。在鲍曼看来，文明的缺憾源于压抑，即人们在获得某些安全的同时，却失去了自由；后现代性的缺憾源于自由，即人们在得到日益增多的自由的同时，却失去了安全感。然而，你最需要你没有的东西。所以，鲍曼指出，“当自由在安全的神坛上牺牲时，自由的光彩最为亮泽；当安全在个体自由的神殿下被牺牲时，它便偷走了以前的牺牲品——自由的光彩。”没有自由的安全和没有安全的自由都是人类社会的缺憾，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都不可能获得稳定的幸福。
《后现代性及其缺憾》一书是鲍曼的一个论文集，在该书中，他考察了道德、艺术、文化、宗教、性等诸多社会生活领域，并试图论证：我们处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在这样的世界中，我们变得日益自由，然而问题是，我们不再有安全感，一切都变得捉摸不定难以预测。这无疑是自由的代价，也是后现代的缺憾。
后现代艺术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意义的不确定性。在后现代艺术中，不再有什么固定的规则，一切都在变化之中，艺术作品的意义在艺术家与观众之间的领域中。艺术不仅创造了图像，而且也创造了自身的意义，它给“没有意义的东西以意义，没有认同的东西以认同感”。所以，意义总是处在不断定义之中；后现代艺术带来了意义永久的不完整性。鲍曼总结说，后现代艺术的意义就是向意义的艺术敞开大门。
与意义的不确定性相关的一个问题是认同难题。生活在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后现代人深受情感的匮乏、边界的模糊、逻辑的无常与权威的脆弱等诸多因素的困扰。在后现代社会中，认同成了难题。如果说现代的认同问题是如何建构自己的认同，如何给它一个可辨认的普遍形式，那么，后现代的认同难题就主要是源于长期坚持任何一个认同的困难，源于发现这样一种能够终身确定的认同表达形式的不可能性。鲍曼认为，恰恰是这一认同难题，在某种程度上是混乱与焦虑的源泉。
后现代社会是一个消费者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市场是整合社会的首要机制，由于消费者依赖于市场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从而使消费者依赖于市场。如果没有选择，消费者便不复存在，所以，选择是消费者的特征，但消费者实际选择的范围是不同的，他们所能得到的资源也是不同的。在此，鲍曼指出，就消费者选择而言，欲望的永久不满足被发现了，消费的提升导致了自身满足的不可能；而且，更普遍的是，就自由而言，欲望的永久不满足也被发现了，我们总是要求更多的自由——即使我们所需要的自由是限制和禁止目前自由的自由。
性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领域。一般而言，性是自然的，然而，它又充满了非自然的诱惑；性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它充满了危险。福柯在其巨著《性史》“导论”中令人信服地指出，在所有的社会中，性都发挥着现代权力机制与社会控制相结合的作用。因而，鲍曼不会忘记考察后现代的“性”现状，他指出，在后现代，我们目睹了类似于家庭与生意相分离的家庭与性的分离，“性被抛在了大街上”，性活动不再与各种假设的义务相联系，不再与社会所赞成的规范相联系，人们从事性活动仅仅是出于感觉，为了身体的快乐。然而，与此同时，性的弦外之音却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恭维女性的漂亮或妩媚很可能被审查为性引诱，而提供一杯咖啡可能被视为性骚扰。其结果是，人类关系由于失去了亲密性和感情而迅速解体，进入这些关系并使之维持下去的欲望开始枯竭。
在《后现代性及其缺憾》一书中，鲍曼提出了后现代性的两种类型的人格特征：观光者与流浪者。在此，观光者是后现代性的英雄，而流浪者则是后现代性的受害者。观光者和流浪者的共同特征是，他们都在不断地移动，然而，他们移动的原因是不同的，前者移动是因为他们发现家变得厌倦了或变得没有吸引力，因而，他们离开家园是自愿的；而后者是被迫的，对他们而言，自由意味着不必在外面流浪，意味着拥有一个家，并呆在里面。如果说观光者移动是因为他们发现了世界具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那么，流浪者移动是因为他们发现这个世界具有难以承受的冷淡。观光者旅行是因为他们想那样做；流浪者旅行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鲍曼指出，观光者和流浪者都是当代生活的隐喻。他／她可以（并经常）是一个观光者或流浪者，即使在身体上没有移动很远。所以，在后现代社会，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在移动，不管是身体的还是思想的，不管是目前的还是或未来的，也不管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我们都处在“完美的观光者”和“不可救药的流浪者”这一连续而且是两极之间的某个位置。或许，我们不可能完全是“完美的观光者”，也不可能完全是“不可救药的流浪者”，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同时是观光者和流浪者。
在鲍曼看来，流浪者是观光者的对立面，犹如穷人是富人的对立面，野蛮人是文明人的对立面。流浪者模仿了观光者的风格。流浪者是讽刺漫画，它揭示了虚假美丽背后的丑陋。所以，他们的出现是令人厌恶与愤怒的；他们并没有被赋予明显的用途；他们可以被处理掉而不致于有什么损失或遗憾。然而，流浪者有自身的用途——使观光者变成英雄的世界的受害者。如社会学家津津乐道的，他们是“功能性的”。生活在他们附近是不大好过的，但是，若没有他们，生活将是不可思议的。
1992年，鲍曼出版了一本最具原创性的著作《死亡、不朽与其它生命策略》。虽然该书的影响力可能不如其“现代性”三部曲或“后现代性”三部曲的影响大，但这是鲍曼本人最喜欢的一本书。在该书中，鲍曼从社会学的视角对现代社会的“禁忌”主题——死亡和死亡过程，进行了非凡的考察。或许是源于对本书的偏爱，所以鲍曼愿意把该书的内容进行总结，并作为独立的一章放在《后现代性及其缺憾》一书中。
鲍曼认为，人类死亡是在社会制度与文化内加以反应与处理的。就对死亡的反应而言，有两种不同的“生命策略”：现代的和后现代的。“现代策略”是一种解构死亡的策略：在此，不可解决的死亡问题变成了“在原则上可以解决的”关于健康与疾病的诸多具体问题。现代策略并没有废止死亡，但它驱除了对死亡的恐惧。我们不仅会在我们的视线中隐藏一些人的死亡，如把那些垂危的病人交给专业人员照顾，让火葬厂远离市区，在公开场合克制悲哀的情感；而且，我们不再把普通死亡视为重大事件，它太平常了，犹如随身物品中的一件，它太熟悉了，以致于没有人去注意它。解构的结果是，死亡从观念和语言中消失了；然而其代价是，生活自始至终都处在死亡的可能性之中。
“后现代策略”是一种解构不朽的策略：在此，死亡——不可改变的事件——已经被“消失认知”所替代；消失者仅仅是临时缺场，而不是永远消失。计算机写作取代了神圣的“原版”的观念，我们都很清楚，下一个版本将使上一个版本不复存在，它抹去了我们处于现在位置的道路上的所有痕迹。无疑，这会导致原创作品的消失，也会导致巴特（R.Barthes）所宣称的“作者之死”。现在，人人都有机会把自己的名字和生活记录在计算机虚拟内存中，并永久地保存下来，没有人能够拥有特权地位而被永久地纪念。当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引人注目的中心时，没有人能永久地成为引人注目的中心，也没有人永远地沉默在黑暗之中。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提升到只为“伟人”预留的位置，于是“伟人”消失了。
鲍曼总结说，如果说现代性力争解构死亡，那么，在后现代时代，应该解构的是不朽。不过，两种解构的总体效果却是一样的，即死亡与不朽、暂时与持久之间对立的消除。不朽不再是对死亡的超越，它犹如生命本身一样也是变化无常的；犹如转变成消失行为的死亡一样，也是不真实的。
在《后现代性及其缺憾》的“导论”中，鲍曼揭开了对自由的讨论，在“后记”中，他依然愿意对自由问题进行总结。当然，鲍曼不会忘记重申他在《自由论》（1988）一书中提出的观点：自由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的非对称性；一些人的自由意味着另外一些人的不自由。鲍曼把自由比作“游戏”，并指出，在被称作自由的游戏中，失败与成功都是暂时的，失败者由于下一次获胜的希望而受到鼓舞，获胜者的喜悦也笼罩着失败的阴影，所以，在被称作自由的游戏中，失败者并没有绝望，获胜者也并不自信，而且，参加者的体验犹如他们的命运一样是不确定的。
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鲍曼指出，选择／自由是我们的命运，我们无法逃避的命运。在令人神往的自由与令人恐惧的不确定性之间，深受折磨的个体向往着不可能的事情：他们想“吃掉蛋糕之后还继续拥有它”，想充分享受选择的喜悦而不会因错误的选择而受到惩罚。不管怎样命名他们的担忧，其实，个体真正憎恨的是内在于自由的风险；他们所向往的是没有风险的自由。然而问题是，自由与风险同生共灭。因而，现代个体困境的最终解决方案并不存在。即使这样，他们仍要求更多的自由，哪怕是逃避自由的自由。在本书的结尾，鲍曼赞成激进的自由主义者泊沃里奇（W.Beveridge）的观点，自由需要集体的保护，个体自由并不能单单靠个体的努力就能真正地得到，与此同时，鲍曼还指出，在后现代社会，我们决不应“为了社会／集体的目的”而牺牲个体自由，我们要警惕这样的号召。
（《后现代性及其缺憾》一书，学林出版社将于2002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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