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以前，曾见《报刊文摘》登出一则《张耀祠回忆毛泽东》的书摘，提到江青１９７４年１月曾两次在万人大会上念了一首诗：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说当时江青宣称此诗是毛泽东主席所作。张耀祠在书中回忆，他曾和一些工作人员将此诗录呈毛主席过目。主席看了摇摇头说：“我没有写这样的诗，不知是从何而来。郭老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也不至于如此。”但主席在否认之后，有没有查问和追究此事？他说郭老“不至于如此”，究竟指的什么——是指郭沫若“不至于从柳退”，还是“不至于崇拜孔子”？这些问题，在《报刊文摘》所摘录的文字中都语焉不详。只在最后含糊地写道：“根据有关人员回忆，都说主席没有写过这样的诗。大家认为，可能是江青自己杜撰的，用这种形式来欺骗群众，整倒郭老。”
以上所引张耀祠回忆录中提到的这首诗，在目前出版的好几种毛泽东诗词集和其他一些纪实性或学术性的书籍中，都曾收录过或正面提到过。通常是将此诗题为《五绝·呈郭老 一九七三年》。与这首诗同时收录或提及的，还有另一首《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一九七三年八月五日》。据说这也是由毛泽东念给江青听了以后传出来的，而且都是作于同一年，用了同一个《呈郭老》的总题目。为了便于讨论，现将这首七律也一并录出：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嬴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主席到底有没有在张耀祠等人面前正式否认那首诗是他写的，现在已经很难确证。再加上毛泽东早在１９６８年１０月的八届二中全会闭幕会上，曾公开讲过他不喜欢孔夫子，不赞成郭沫若《十批判书》的崇儒反法观点。所以，张耀祠提到的“郭老从柳退”，以及同样由江青传出也同样是针对郭沫若的“劝君少骂秦始皇”这两首《呈郭老》诗，究竟是真是伪，恐怕在一般人心目中仍然觉得难以贸然作出结论。
其实在我看来，张耀祠在这个问题上略显含糊的回忆，固然可以存疑；而这两首诗的内容较为合乎毛泽东的某些思想观点，却也同样不能成为判断其真伪的确切依据（按常理，作伪者要抓住伪托对象的某些思想特征去表现，才可能取信于人）。我以为判断其真伪的关键之处，还在于认真分析该诗的表现形式——主要指旧诗的格律——是否与毛泽东写诗的一贯作风相吻合。这就如同鉴定一件字画的真伪，一般情况下并不是把着眼点放在其内容的审视上，而是放在其技法和笔墨情趣等外部特征的甄别上。
毛泽东早在１９６５年７月致陈毅的信中，就特别指出：“律诗要讲究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尽管他在信中说，他并不擅长写律诗，只对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偶尔写过几首七律也没有一首是他自己满意的。但只要仔细分析一下经他同意公开发表出来的所有律诗和绝句，可以说没有一首是不合律的，而且几乎都诗意浓郁，佳句连篇，其总体水平应属当代旧体诗中上品。
当然，也不是说毛泽东的旧体诗一点瑕疵没有。通观其发表的七律，于格律稍有不合者有两处。一处是《送瘟神》之一的“坐地日行八万里”，其中的“八”字按古音属仄声，由于未用平声，就使此句犯了“孤平”。另一处是《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其“乱云飞渡仍从容”的“仍”字是平声，用在这里又犯了“三平调”。这当然是按严格的要求讲的。如果以宽松一点的眼光去看，这两处瑕疵都可以理解。“八”字虽然犯了孤平，但地球自转一周，以赤道线的长度计算，的确是日行四万公里即八万里，不可能为了严格合律而改用惟一的平声数字“三万里”（与“八”邻近的“七”和“九”，在古音中皆属仄声）。为了不因辞害义，除了让它犯孤平，实在毫无办法。另一个“仍”字当然可以改，如用“亦”字即可避免三平调。但这个字恰好处于“一三五不论”的第五字位置，由此出现的疏忽，在历代大诗人中亦在所难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作旧体诗，除极个别可以理解的瑕疵之外，他是非常讲究格律的。
然而这两首《呈郭老》诗，却十分明显地与毛泽东作律诗的一贯作风相违背。不仅在内容上全是标语口号式的概念堆砌，缺乏最起码的形象思维和诗的意境，而且在格律上简直错得一塌糊涂。
张耀祠所提到的一首是五绝，在格律上属首句不入韵的仄起式。应为：“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除去通常的第一和第三字可以不论（前述避孤平或三平调处当然要论）之外，在短短二十字的一首绝句里，竟有五处（“柳”、“不”、“及”、“宗”、“二”等字）不合平仄。这怎么可能出自堪称旧体诗词行家的毛泽东之手呢？
另一首七律更是糟糕。开头两句，本属首句入韵的仄起式，却莫名其妙地从第三句开始忽然变了一种格律，直到最后两句才又忽然变回来。而且除了变回来的两句基本合律之外，其他句子在平仄上简直错误百出。粗略统计，总共才八句计五十六字的一首七律，其不合平仄者竟达十七处之多（由改变格律而造成的“失粘”等差错还忽略不计）。像这样古今罕见的“伪劣”之作，又怎么可能出自毛泽东之手呢？
还可以举出一个突出的作伪痕迹。“郭老从柳退”是一首五言绝句，这个诗体的本身，放在毛泽东身上就很可疑。毛泽东过去一直坚称自己不懂五言律（五言绝句自然包括在内），也从未发表过五言律的作品。甚至连替别人修改五言律他也不愿意。人们熟知的一个例子，便是有一次陈毅寄若干首五律请毛泽东帮助修改。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为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后来虽然改了一首，仍表示“很不满意”。并说“董老善五律”，要陈毅向董必武请教。
毛泽东青少年时代是否尝试过写五言律，我不敢肯定，但至少在写这封信的前后，一直到他去世之前，除了江青传出的那首五绝，我还从未见过任何一首毛泽东所作的五律或五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的一些毛主席诗词集和有关的回忆录、报告文学中，曾收编或引录过一些毛泽东轶诗，其中除了前述的《五绝·呈郭老》，还有另外两首五言律。一为黄济仁所著《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中首次引录的《五律·悼戴安澜将军》；一为林克《忆毛泽东学英语》一文首次引录的《五律·看山》。黄济仁引录的一首，不论在诗意和格律上，都颇见功力，当属今人五律之上品。但是否真为毛泽东的手笔，在风格上还有可疑之处。而林克所引之《看山》，虽然后来有毛泽东的手稿见载，我对此仍有怀疑。一则因为，毛泽东手稿属实，不一定就证明是他所作。因为毛泽东在工作之余，向来有书写前人诗句的习惯。再则，细审这首所谓“五律”，实乃格律迥异的两条联语和一首绝句随意组合而成，根本不能构成一首完整的律诗。今转录如下：
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
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
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
一片飘?下，欢迎有晚鹰。
前四句同协中东韵，在平仄的构成上却连绝句也算不上，只可以说是两条水平不俗的联语（尤其第二联“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清新自然，对仗工稳，颇见功力）。而后面的四句，韵脚完全变了——属人辰韵——与前四句所用中东韵不能相通，将其单独视为一首五言绝句倒是可以的。据我猜想，这很可能是毛泽东在游览杭州北高峰等名胜之后，将所见所闻所忆的一些前人联语和诗句，随意抄于一纸，或因在场者索为墨宝而署上了年月。否则，不仅上述平仄和韵脚的变换、拼凑痕迹不可解，竟连“三上北高峰”的“三上”二字，亦不知从何说起。因为各种有关的回忆录和注释中，都并没有说毛泽东有三次游览此峰的经历。若以所录为前人之句，则上述疑团皆能化解。是否如此，尚望知情者证之。但这分明不是一首“五律”，却是可以肯定的。
我举出以上例子的目的，只是为了说明毛泽东向来不作五言律，以及迄今所见他的其他五言律均有可疑。由此可以间接地证明，毛泽东在他的晚年忽然写出一首五言绝句，而且连格律也一点不讲究，这是无论如何不能让人相信的。以这两首《呈郭老》诗的总体水平来看，只可能是一个不知格律为何物的低劣仿冒者的涂鸦之作。仅此而已，岂有他哉！
至于这两首诗是谁伪造的，我基本上同意张耀祠的猜测（因其语焉不详，姑且视为一种猜测吧），很可能是江青耍小聪明玩弄权术所炮制出来的“杰作”。
不能不承认，江青的确有她的聪明过人之处。如她模仿毛泽东的笔迹和书法，几乎可以乱真。她观察掌握毛泽东的思想动态，亦可谓机敏过人。然而她要模仿毛泽东的诗风去依样画葫芦地写律诗，却纯属利令智昏之举，其胆量也未免太大了。我不是说她竟敢假冒主席诗作就“胆大”——在这方面她是胆大包天惯了，不足为奇。我是指她全然不懂格律，竟有胆量去依样画葫芦地仿冒律诗，委实令人不可思议。然而，只要我们从格律和诗风上能确切断定这两首诗为假冒，则除了江青，没有第二个人在当时有此胆量——或者说，没有第二个人会有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愚蠢。
不过话又说回来，江青恐怕也是瞅准了毛泽东晚年身体极度衰弱之机，认定了在这种情形之下作弊不可能被察觉，才敢于如此铤而走险。
奇怪的是，张耀祠在回忆录中却说毛泽东已经知道了有此伪诗，并明确否认是自己之作。那么，其他人听了毛泽东的表态，怎么可能熟视无睹、听之任之？再退一步说，张耀祠等人得知此事后，惧于江青的淫威而不曾向外声张，那么，在江青等人被捕之后直至开庭审判，怎么也从未听说江青有此劣迹呢？
总之，如此重大的伪造主席诗作问题，而且曾在影响恶劣的所谓“批孔批周公”运动中起了极大的蛊惑作用，当时主席身边又有那么多人怀疑“是江青自己杜撰的”，而在大家将伪诗之一录呈主席过目之后又获得了确非主席之作的明白结果——这样重大而又昭然若揭的历史事件，竟然至今还是一笔糊涂帐，尤其是至今还把那明显“假冒伪劣”之作当成真品供奉。这实在令人大惑不解！
但愿健在的知情人和有关专家，能尽早澄清此事，不要给历史留下又一个千古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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