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九月那个恐怖的日子，感受着正在进行的军事暴力，我再一次清晰地感受到人类现今的文化资源，并不足以完全胜任化解人类生存危机的大任。人类面临选择，是继续面对黑暗，在暴力的圈套中循环，还是毅然与暴力决绝，创造一种真正的和平信仰。现在，我们正是处于这样的一个时刻，一个需要马上对人类的多样化文化系统进行深入的反省，并且在反省中建设一个新的文化世界的时刻，未来人类能不能和平相处，将取决于今天我们对人类文化能否进行有效的反省和重建。
人类文化怎么了？我们不能不再次问起这样的问题，并需要诚实地加以面对。
１、普世主义，还是分殊信仰？
９·１１恐怖袭击无疑也是对西方文化普世主义的袭击。一个充满了文化自信的西方，一个认为历史已经终结于自由民主信仰的西方，一个据说以宽容人道公正见长的西方，为什么竟然有人对它充满仇恨，欲灭之而后快？——还要指出，他们的背后乃是千千万万。难道真是西方文化错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大多数人相信这样一种说法，那就是９·１１事件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一方是“文明”的美国及其文化，一方是“野蛮”的恐怖主义者及其极端信条。从事件的结果层面来考察，这种定性当然没有问题，然而，如果我们深入追究事件的因缘，难道不正是因为文明与文明之中存在沟通不良，才诱发了一种文明中的个别极端者选择了以野蛮的方式来捍卫自身文明和杀伤另一种文明吗？文明与文明、价值观念与价值观念之间的冲撞，最终导致了“野蛮”的结局，惨烈的现状虽然并不能完全怪罪于某一种文化或文明，但身处事中的任何一种文化系统，却都不能逃避自身应负担的责任。对于西方世界来说，显然，应该反省的是西方文化的普世情结。
文化普世主义会不会造成这样惨烈的文化事故？那个提出了“文明冲突论”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倒是对此心知肚明，早在几年前，他就曾经指出过文化普世主义的三大“罪状”：其一，它是错误的，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并不像西方的诠释者所诠释的那样，只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事实上它具有历史的恒定性，身处在每一种文化系统中的人，都会基于审美或者现实利益的考量，自然而然地倾向于维护自身的文化系统，而对外来文化系统的强行同化予以抵抗；其二，它是不道德的，因为文化的普世需要政治和军事权力的扩张作为后盾，普世主义的必然逻辑结果，只能是帝国主义。二十世纪前欧洲国家的对外扩张经历，早已证明了它的非正义性，和与西方的自决与民主价值观的背逆。况且，今天的西方已不再具备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它社会所需的经济动力或者人口动力；其三，它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核心国家之间的重大文明战争，即使对西方来说也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西方的失败。正基于上述三点认识，亨廷顿认为，在冷战结束以后，随着世界整体的权力分散化趋势，非西方世界正迎来一个文化本土化的思潮。
再简单明了地说，文化普世主义在现实世界所遭遇的诘难，不仅在于文化作为一种审美活动无法比较优劣、每一种文化作为一个群体的生命表现形式无法轻易改弦易帜，也在于在这种信仰和冲动的背后，始终无法抹去利益自私的暗影。显然，当美国和西方国家一方面竭力维持他们对中东石油资源的控制，一方面又将一些伊斯兰国家划入“无赖国家”行列而进行文化和政治打压的时候，作为受打压者，是不会感受到来自西方文化的道德温情，而只会感受到来自西方的文化压迫的。这也正是福柯权力话语理论所致力说明的那个问题：文化的背后隐藏着权力。
权力生长自负，权力也生长幻觉。历史上，当罗马的武功无敌于天下的时候，当奥斯曼帝国横亘欧亚两大陆的时候也曾产生过普天之下，舍我其谁的文化自信，都曾认为自己处于世界的中心、其他的文化和种族都应该听命于自己的调遣。今天的西方文化，正重复着以往几大文明系统处于盛世时的普世感觉，但是，它感受到了普世信仰对其他人群所带来的文化压迫了吗，它意识到了目前正在经受的灾难正起源于它的普世信仰了吗？
选择普世主义，还是走向分殊信仰，是自觉建立起对其它文化系统的尊重，还是继续坚持文化进攻和同化？西方文化面临选择，人类面临选择。
２、伦理主义还是技术精神
在美国大举发动对阿富汗的空袭后，我一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这样真能解决问题吗？我们看到，空袭多天，本·拉登的人影遍寻不见，美国国内却随着炭疽病病毒的蔓延，民众的恐慌情绪越来越严重。有人说美国人患上了９·１１综合症，大概不是一句虚言。更严重的事情，还并不止于此，哈佛大学的那位名教授亨廷顿，近来对美国的军事行动出人意外地表示了微辞，他说针对阿富汗的战争继续进行下去，不排除有爆发大规模“文明的冲突”乃至战争的危险。而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也认为美国的行为只会使伊斯兰世界更加团结一致地反抗美国。我所关心的是：在一个全球性问题如此之多、世界各国已形成为一个生态系统的情况下，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一旦导致其他国家的政治失控，世界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呢？譬如被迫成为美国后方基地之一的巴基斯坦，其国内形势便空前紧张，国家陷入分裂、动乱的可能性，已越来越大。一个拥有核武器、并且与另一个拥有核武器的邻国印度水火不容的国家一旦陷入内乱，将会给南亚、给世界带来什么？“蝴蝶效应”在警示着人类。
若是自以为站在了道义的制高点上就可以不考虑手段，这是道义的滥用。如果美国的军事行动，使与恐怖主义无关的国家陷入内乱，并引发南亚国家的核战争，乃至两种文明之间的世界大战，那么，军事行动最终制造的恐怖和灾难，是不是一种更大的不道德呢，而战争的初始正义，会不会因此变得微不足道？稍微具备一点历史常识的人都会清楚地知道，战争一旦打起，后来的结局将不再像战争发起者所自信和宣称的那样可以控制。近如越南战争，肯尼迪希望它一打就是许多年吗！远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有人研究证实，希特勒一开始并不想发起世界大战。
恐怖行动的组织者是应该绳之以法的，但怎么加以制裁，我们更应该有技术上的考量，而不能仅仅凭借道德伦理主义的信仰。其实，类于９·１１恐怖袭击这样的“文明的冲突”，不正是部分源于西方文化普世主义下的道德、文化优越感吗？当一个经济、军事上无比强大的美国，以自我想象的道德使命感（即“天定命运”），将自己的军队驻扎进伊斯兰教信仰者的国度，试图以自己无与伦比的高尚道德改造“落后”、“愚昧”的伊斯兰世界，并且丝毫不顾及穆斯林的宗教情绪的时候，严重的宗教、文化对立才产生了。翻翻历史，在基督教国家的对外传教“播洒福音”的过程中，又曾经制造过多少暴力和屠杀！
在一个多种文化共存的人类世界，普世情结下的道德优越感及文化同化冲动，不仅缺乏道德上的正当性，更重要的是，它缺乏操作上的实现可能性。历史的往鉴和９·１１事件的严酷现实，都在血淋淋地告诉人们，文化和文明的交往还需要有科学精神。如果不具操作上的可能性，再美好的道德追求，又能有什么意义呢！
有为善的信仰是好的，但是我们也要切记：在善恶的因缘上，并不会因为我们宣称某一事物是善的，它就必然是善的；也不会因为有一个为善的起点，就可以滥用一切手段，就能带来善的结果。我不得不说在我们所存身的这个世界，有着太多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意图伦理的信奉者，他们或许也在批判着前苏联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那些所谓“乌托邦工程”，但他们对西方文化的绝对崇拜、对西方文化同化冲动的无条件认可，却分明也在实践着同样的道德伦理主义的信仰。这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危险。我们从类于９·１１事件这样的惨痛经历中吸取教训了吗？在我们对恐怖主义的同声谴责（这自然是应该的），而对事件的前因后果的有意无意“疏忽”中，我不觉得我们已经挣脱了伦理主义、意图伦理的缰绳，我们仍在按照惯常的逻辑思考着，一边被我们想象代表着绝对的正义（譬如军事行动一开始的命名，便是“无限正义”），一边被我们想象代表着绝对的邪恶，标签既然这样贴好了，我们对“邪恶”扔下的炸弹，便是“正义”，不管炸弹是落在恐怖分子的头上，还是落在无辜平民的头上。
３、消极自由，还是积极自由？
今天我们在这一点上基本已经达成共识，那就是人类文化的出路在于互相融合。而如何融合，看法却彼此不同。其实如果抛弃简单的文化优越感和普世情结，这个问题应该并不难解决。人都有寻求保存自己和证明自己的倾向，文化也莫不如此，文化的交往与融合，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需要的是尊重而不是强制，没有平等、宽容的心态，一种文化再优越、道德上再高尚，也不会为其它的文化所主动接受和认同。
很难说整个西方世界对文化交往道德已经树立起了自觉。余秋雨先生最近出了一本书，主要内容就是谈欧洲人的文化封闭，余先生是在读万卷书、行千里路、对各种文化进行了比较的过程中得出这种结论的，我倾向于认同他的看法。其实美国人在这点上与欧洲人也无甚差别，就有报道说，近年来美国公众对国际新闻及其他国家的事情，越来越表现得没有兴趣。文化上的这种老子天下第一心态，很不利于健康积极的文化交往，因为历史并不会按照某一种文化的意愿而发生，历史和文化的演进自有它的法则在，不考虑那些技术上的环节，再善良的起因、再有道德的动机，也会带来恶的结果。
我的总体感觉是西方文化正处于深刻的危机中，它在与其它文化交往中的过于封闭和高度缺乏文化自觉，使它根本还没有有效建立起与其它文化友好相处的交往理性和交往道德，这也使得它居于优势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力量，始终是一个危险。倒是那位在美国之外屡受批判的亨廷顿，似乎还保存着一副清醒的头脑，他在几年前所提出的文明交往三原则：避免原则、共同调解原则和共同性原则，看来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笔者曾在１９９８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过这正是亨氏提出“文明冲突论”的积极、建设的一面。他的这三个文化和文明相处原则，居于首位的是“避免原则”，即在“即将到来的时代，要避免文明间大战，各核心国家就应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而“核心国家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是在多文明、多极世界中维持和平的首要条件”；第二个是“共同调解原则”，所主张的则是核心国家要通过相互谈判，来遏制或制止不同文明的国家间或集团间的断层线战争；而第三个原则即“共同性原则”，则认为在多文明的世界里维护和平，“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这三个原则层层递进，不难看出其基本的精神和灵魂，其实是政治哲学上的消极自由和渐进主义，与之相对的则是西方文化普世主义，后者则正好鲜明体现了积极自由和激进主义的思维取向。
在一个全球化迅速发展、全球性危机越来越突出的时代，人类需要的是共存共荣，多元共识，而不是非此即彼，一是他非。多一些技术上的考量，多一些责任伦理，少一些道德上的居高临下，少一些意图伦理，这个世界可能将会安宁许多。我相信，９·１１事件是一个转折、一个提醒，是一个呼吁我们彻底地走向文化宽容、更多地以消极自由而不是积极自由来进行文化交往的告诫。世界在这几十天里所发生着的事情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今天人类的处境非常地不容乐观，只要有一个人，哪怕只是一个，因为没有被这个世界宽容公正地对待而使他的安全与权利受到了威胁，那么，这个人之外的其他人的安全与权利都将得不到保证。少数人不能把自己的安全与利益建立在多数人的不安全与利益损失上，同样，多数人也不能把自身的安全与利益建立在少数人的不安全与利益损失上，专制社会的少数原则与民主社会的多数准则，都不可能给一个社会提供和平与安宁。我们不要期望军事、经济、科技的力量可以改变这一切，人心就是人心，人心的问题只能用人心的重建来改变。
我们迫切地需要正视这样的告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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