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里初读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的时候，从来都没有如此强烈地感受到思想热浪的冲击，突然发觉思想原来可以转化一种浪漫的诗性叙述?是何等的兴奋?那时，我们所接触的哲学还只是一种教谕，与个人生活信念没有多大关联。尽管那个时代也有不少充满忧思的启蒙思想家在进行意义的探索，但是，由于肩头的历史负压过于沉重，他们更习惯于充当“铁肩担道义”的英雄，无意中忽略了自我的价值诉求。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对于八十年代末期的大学生来说，不仅是一种思想的诱惑，更是一种浪漫气质的熏染。那时，我们像传递一本情感日记一样，争相阅读这本书，有几分神秘，也有几分神圣，那种感觉显然不同于对知识的饥渴。那是一场激动无比的阅读，这本当时读起来还有几分晦涩的论著在那个善于论辩的时代，善于争执的学子中间居然没有引发什么争论。因为我们清楚，书中的这些观点是纯粹个人化的，诗化的，作者的阐释和研究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体验，作者既然无意去概括什么，涵盖什么，那么，我们又何必硬要去针锋相对呢？
把哲思融入情感记忆之中，对自我命运和周遭世界作出最敏感最直接的反应，对于经受长期压抑的人们来说，是一种不自觉的反叛。这个时候，思想与激情已经无法分离，写作不再是一种外在义务，而是一种自我倾诉，一种不可遏制的外溢。
出于对这种阅读体验的珍爱，已经成为小公务员的我几乎购买了刘小枫的所有著作，甚至连他编译的东西都不放过。对于刘小枫的学术转向，我不好说些什么。但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我对刘小枫的阅读兴趣越来越减退。任凭我如何逼迫自己耐着性子读下去，当初那种感觉已荡然无存。在书店里见到这本新版的修订本之后，我已经心灰意冷，但是，出于对过去思想狂热的一种纪念，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掏钱买下了这本书。也许出版商早已料到这一点，所以，干脆把书整个儿用薄膜封了起来。十多年前，我们手中的那本老版本的《拯救与逍遥》几经传阅，变得破烂不堪，有的同学还大段大段地抄录了下来，和北岛、食指的诗放在一起，似乎这些文字牵系着我们的痛苦和爱。
《拯救与逍遥》关注的是人类精神冲突的价值问题。我们的传统文化有一整套抵御精神崩溃的办法，尽管如此，暴力和苦难所带来的精神创伤并没有丝毫减轻，只不过是隐藏得更深而已，按照刘小枫修订几乎“等于重写”的说法，这本修订本的《拯救与逍遥》实质上已经面目全非。一个成熟的思想家自然更善于调动语言来控制自己的情绪。不知是修订之后的《拯救与逍遥》诗化色彩淡化了的缘故，还是因为我的阅读期待已经萎缩，总之是换了一种滋味。经历了社会风雨之后，我更能体会到，佯狂、装疯卖傻毕竟是中国精神史上的特例，更多的士人还是努力寻求超脱，用所谓的审美自由来安慰自己，将极端性的精神危机转化为一种价值虚无。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功夫就是不知不觉地教会你如何消除与现实的对立，如何化解自己心中那种不妥协的想法。
刘小枫之所以推崇西方基督的拯救精神，是因为它促使人们不放弃对生活意义的追问。没有追问，精神冲突就无从谈起。自由无法凭空抽取。其实，只有对于偏执者来说，精神归属不是唯一目的。“在路上”作为一种精神体验，有时候又是一种最后的选择，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结果。在集体话语操纵心灵的时代，我们常常遭遇如此粗暴的提问：“生命的价值是什么？”提问者早已经准备好了答案，我们的义务只是为了证明他拥有不可动摇的话语霸权而已。个人的力量在这里是多余的。刘小枫反复提到“价值真实”这个词，在一个单一价值统治一切的时代，还有什么“价值真实”可言呢？刘小枫认为自我与世界发生冲突之后导往两条道路，一条是审美之路，一条是救赎之路，在这两条路上走下去，都不可避免地逼近一个根本的价值问题：为什么活着。向现实索求意义不仅仅是诗人事情，即使他选择了自杀，意义的光芒也依然稀薄。困境是每个人的体验，困境中的歌唱却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我一直不明白，为我们提供巨大精神支持的为什么总是那些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绝望者。当然，绝望者之所以绝望，是因为唯有他才是真正地热爱生活。在无情的谎言世界里，也许只有绝望才是真实的。我们绝对不能拿绝望者的哀伤与痛苦开玩笑，但是，我们没有资格要求所有的人都来担当重负。那些寻求恬然之乐的逍遥者内心也不见得有多轻松。
再读刘小枫，少了几分冲动，却多了一些宽容。
（《拯救与逍遥》（修订本），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7月版，2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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