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无论思想和学术，人们热衷于谈论“问题意识”，对“问题史”的梳理成为学术思想史研究的一条重要脉络，甚至是一条基础性脉络。但是真的要在这种梳理的基础上寻得一个富有建设性的“问题意识”却并不是那么容易。最近青年学者杨念群通过对中国史研究界“问题意识”的演变的清理以及对相关学科的异域理论的引进，提出建构中国式“中层理论”的问题。笔者认为无论杨念群本人对这一问题的建设如何，“中层理论”作为实际上已经嵌入中国史学研究进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其所形成的“问题意识”及其带来的极其开放的建设路向，将远远超出杨念群本人的工作和目前我们可能想到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这种意义最终将以还原“中层”这一提法的过渡性及超越这一提法的形态呈现出来。杨念群最近出版的《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一书就向我们初步揭示了“中层理论”的基本意思，虽然不全面，甚至有几分含糊，但是作为一个“问题意识”已经出笼了。
作者指出：“多少年来，中国社会史界一直在寻找把宏大叙事与乾嘉式的史料钩沉风格进行有效衔接的突破性方法，以避免徘徊于目的性极强的政治图解或碎屑冗琐的朴学遗风这两个极端之间而止步不前。”由此我们也可以把宏观分为具体的宏观和空洞的宏观，微观分为琐碎的微观和相关联的微观。空洞的宏观和琐碎的微观，往往相辅相成。“琐碎微观”的研究成果常常成为“空洞宏观”任意利用的材料。“琐碎微观”与“空洞宏观”总是一种任意论证的关系。而“琐碎微观”的价值观念也是空洞宏观任意赋予的。这是中国学术界一直存在的严重现象。正因为如此，该书的“主旨是想通过对美国中国学（也部分包括一些其他的汉学流派如日本中国学）与国内史学习用的理论前提进行双向比较和相互参证，试图探索建立中国史学研究的‘中层理论’的可能性。”尽管美国的“中国学”界由于其细致的区域分析已经发展到产生从宏观理论的角度补充其微观研究的转向研究，并且开始对“中层理论”进行一定的批判，作者依然指出：由于“中国社会史界从未真正出现过‘革命’之外的叙事取向，也从未真正超越巨型理论对研究方向的限定而转向更多元的叙事空间”，因此，“在中国的语境中，大力提倡‘中层理论’和‘区域研究’的建构策略，以使中国社会史的解释能力趋于多元化，恰恰是最为急迫的课题。当然，建立中国式的社会史‘中层理论’模式并非是直接移植西方社会学理论，或实现所谓的‘范式突破’，而只是实现一种研究取向的意向性转换。这种转换不是对以往解释的替换而是修正。”既然作者对“中层理论”的取向主要是一种“意向性转换”，那么作者对“中层理论”这一概念的制定也就并不细微，在很大程度上只有一些相关案例的分析和一些零碎的表述。不过笔者认为作者在转述默顿的思想时，实际上已经对这一概念做了技术上的基本规定：
默顿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在帕森斯式的巨型理论与低层命题之间建构起具有明确界定的可操作化概念，这些概念构成的陈述以说明有限范围的现象之间的协变关系。虽然“中层理论”是抽象的，但它们也与经验世界相关联，从而促进研究。这种对经验与抽象层次的衔接，是概括出更为宏大的理论所必不可少的步骤。
“中层理论”在社会学中原则上被应用于指导经验性调查，同时也是描述社会行为组织与变化和非总体性细节之间的中介物。
“中层理论”至少包括以下几个要素：１、对“有限范围”的划定，或者说“圈划自己的研究领域”、“划定范围”。笔者把这一要素和步骤称作“划分对象”。２、“经验性调查”，泛而言之，就是“经验研究”，其文本表现，作者称为“历史呈现”（不是“历史还原”）。３、“建构起具有明确界定的可操作化概念”，或者说“厘定与传统研究方法不同的规范性概念和解释思路”，或者说“对历史材料比较有限的抽象”。作者也把这称作“概念化”。４、用黄宗智的说法，就是“规范信念”，笔者称之为“价值设置”（这一点，作者并不自觉，为笔者所加）。而在抽象层次上，它是“对经验与抽象层次的衔接”，有点像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处于经验与先验统觉之间的“图型”。
有些史学研究者可能会就此提出疑问：我们搞的是史实，和“抽象”搭什么界？其实不然，比如描述事情的真相，这个事情发生的基本环境、基本过程就不能遗漏。不能遗漏当然与相关性有关，它表明真相本身与“这个事物”有直接相“是”（似）性，而“这个事物”之所以成立，必须已经被人们从混杂的“事物世界”里“分离”出来，并被人们认为是“一个事物”，也就是说它被划分了边界，而这边界足够保障“这个事物”成为“一个事物”。“真相”与“这个事物”的边界有关；相关性被“这个事物”的边界包蕴着。此即“划分对象”之基义。笔者最近翻阅一些编年史著作，深有体会。无论多厚的编年史著作，面对一个庞大的中国，一天之内能记述一到三件大事就了不得。这样一来，所记之事与所发之事之间的史书关系，完全相当于“一”与“多”或“无限”之间的哲学关系。史书作者凭借什么仅仅记述这几件事呢？这虽然是一个非常的常识，没有人会把它作为问题提出来，然而就是这个简单的数字事实揭示了史学所谓的“史实”的全部真相。在过去，我们把这一过程说成“裁接材料”，就是不直接承认其中的价值预设、理论预设和“过度”抽象。至于“对象划分”与“价值设置”孰先孰后，与鸡蛋、母鸡孰先孰后的问题相类；如果非要答案不可，笔者则以为，在认识论上，划分对象在先；在生存论上，价值设置在先。说实在的，这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本缩影，而冠以“中层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把这个缩影的特征清晰地显现出来。
在笔者看来，中层理论是在具体的宏观和相关联的微观之间。中层理论使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成为一个任意的论证关系，也就是说可以使宏观成为一个具体的宏观和具体的抽象，而微观成为相互之间有关联的微观和有一定自足性的微观。宏观不能用中层理论来直接论证自己，必须是一种再抽象的范式迁升，正如中层理论不能直接用有相关性的“微观”来直接论证自己。我们可能更多地注意范式转移，而对范式迁升注意不够。当然“中层理论”所做的对象的划分，往往超越于意识中的“原子事实”（有点像能以“一件”来限制的事实）而同时对其的认识在意识中表现为“概念化”。用作者的话说，“中层理论”是“概括出更为宏大的理论所必不可少的步骤”。因此它既是空间层面上的“区域研究”，也是抽象层面上的“有限抽象”和事物分层中的“中层组织”。作者经常的表述是“下层社会生活”、“基层社会史”、“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史”、“民间‘草根社会’”、“地方史”、“社区史”等。所谓“中层理论”，就是对这些研究施以“概念化”，而“中层”本身却提示概念化之可操作性的寄托所在：某种中介、某种组织、某种模式。尽管这一方法的使用范围要比这广泛得多，但是这些表述反映了作者的基本立场。
因此，杨念群提出“中层理论”这一问题意识自然不只是一个抽象层次的问题。问题发生的直接动机和主要动机是对两个简直是宿命式的史学前提的反省，一个是“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共同具有的前提（以及形态）：没有自主性社会中介的“国家主义”（以及宏观微观直接相关的理论形态）；一个是前述两个史观以及美国“中国学”和中国学界所存在的有意或无意的理论前提：“西方中心主义”。针对第二个前提问题，作者在“自序”中就指出美国中国学“中层理论”的建构之所以值得借鉴，就是因为它“具有相当强烈的反思能力”。把希望寄托在这种“反思能力”上实在是有点微弱，但也许确实没有其他办法。而对于第一个前提问题，“中层理论”更是得心应手。但在笔者看来，作者主要是借助“社会自组织能力”这一类观念（包括国家与社会二分模式、社会自治等）来疏隔原有史观从而“重新面向历史事实”。作者寄希望于对历史事实的重新面向及对其概念化来创构新世纪的“新史学”。因此作者看重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结合，而对政治哲学的关注不够，对这一理论的价值预设缺乏足够的自觉。在笔者看来，这一理论形态蕴涵了鲜明的价值设置：划分对象，同时使中层理论有一个研究对象的独立性问题，对象的独立性使对象本身自成一个系统，成为“一个事物”，使其内部具有足够的相关性或者说自恰性、自足性。这样，中层理论必然隐含政治价值的预设，即“个体自由”和“中层自主”。如果不能明确和坚持这一点，史学研究的民间立场难以持久，其命运也不会有大的改观。
至此，“中层理论”的提出至少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意义：一、使历史研究和其他与经验材料有关的学术研究具备高度的理论自觉和抽象自觉。这种自觉不仅表现在概念化行为中，而且表现在对具体经验材料的意识和处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对材料保持一种自省和开放的状态，不致于走向僵化和对其他材料视而不见。正因为如此，二、中层理论不成为宏观理论的附庸，因为中层理论没有义务去论证宏观理论，宏观理论也不可能从中层理论直接找到论证。这样，无论心理基础、技术操作和学术形态，各种研究的自足性和自主性就有了坚实的基础。三、其政治价值预设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社会自治。这种权利的优先性不仅贯彻于个人行为、社会组织之中，而且成为思维和研究的习惯。四、因为第三点的主权的普遍化，学术研究就能在各个层面获得自觉和自主，而不是想当然的凭借依附和强制而实现的无中介范式迁升的“统一性解释”。这样一来，“中层理论”过渡性就呈现出来，一切都回到学术本身，而不是对政治或其他的直接依附。
尽管这一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作者的“价值预设”意识不强烈，清晰度也不够，作者对待他所批判的形形色色的史学理论往往缺乏“中层理论”的基本意识，许多现成的判断不加内在差异的分析就带进来了。简单地说，是一种不可救药的“中”、“西”情结。这是西方的，那是中国的，类似的判断比比皆是。在许多地方只要指出这是西方的，批判就似乎已经完成。其实这是缺乏起码的理论意识的表现。所谓理论意识，其中至少有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普遍规则的某种认定。更可怕的是这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把大量的原属于“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的，需要重新审视，特别是需要做内在差异分析的判断带进来了。其主要的表现就是“西方”这一概念在整个著作中的运用，总是隐含没有赋予差异理解的“现代化”观念和赋予简单“危机”理解的“资本主义”观念。作者在“西方”、“现代性”或“现代化”、“资本主义”三者之间常常纠缠不清，很难在对这些概念做“中层理论”的多元建构的基础上使用。比如作者指出：八十年代“思想界基本回避或忽略了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批判，‘社会革命’的思维逐步被冷藏，而为‘现代化’的思维所取代。”“西方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侵蚀不仅拥有了更加明确的历史合理性，而且把西方社会设置成中国未来的进化目标，也成为八十年代带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进行政治表态的核心命题。”与“国家—社会二分框架”有关的“中国传统与近代化兼容”理论“仍是想方设法地论证中国历史可以和西方社会分享现代性因素发生和建构中的历史方式，从而反向证明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的可能性。这一总体导向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史研究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心理主义’流派中的中国文化传统与新教伦理的发生学比较，实质上并无实质的区别。”这基本上涵括了作者所批评过的所有史学模式。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所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思想史研究逐渐开始引入‘现代性’反思的维度。引入这一维度的最大贡献，就是把现代化过程看作是一个具有复杂构成要素的悖论式框架，而不是一种可以普遍遵循的完美解释体系。”在笔者看来作者并没有清晰地意识到现代性对现代化的反思和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之间在发生机制、价值设置、途径选择等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另外作者在批判具有鲜明的“国家主义”特征的“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时用作者所定义的“西方中心主义”来看，其所持的分析尺度往往也可归纳为“西方中心主义”。篇幅有限，作者对现有各种史学模式的分析，笔者无法加以再分析。但这些无疑将给作者的理论创造和个案规范蒙上巨大阴影，值得作者和我们反思。
（《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杨念群著，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版，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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