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代典制的研究者来说，每次填报各种社科基金的项目申请表，那栏“该课题的现实意义”最是恼人。所谓“现实意义”，应指对解决当前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有积极作用，因为如果不是对“当前”，就不够“现实”；不是对“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就可以拿鸡毛蒜皮的小事来充数；不是“积极作用”，难道竟是帮倒忙不成？这些要件摞在一起以后，不难推知仅此一栏，已足令申报者旬月踟蹰。邹昌林以往是怎么填写此栏的，我从未问过，现在要讨论他的《中国礼文化》一书所涉之现实意义，也只好勉为其难了。
有人以为儒学到现代已近乎博物馆橱窗内的化石，因为曾经涵容其蓬勃生长的社会土壤业已崩塌，源头既无活水，理论便乏生机，也就只能是学者案头灰色的研究对象了。同意这种看法的，自应同意古礼尤其如此。作为一套特定的行为规范，如果它在社会中已不再有践履的机制，再来开挖它的价值，这又是一种能够在哪类市场上通过交换而得实现的价值？
这里的预设我是同意的，有交换才有价值，任何一套理论或规范，确须有其赖以获取能量和动力的社会机制，才不致于倏忽即逝，才可能历经波劫而“其命惟新”。一旦这种机制崩塌或消失了，万斤重拳登时落空，便只剩了一段佳话留与后人细说，甚至“话”亦不“佳”：“岂有拳重万斤之理？”——理论或规范之过时落魄，盖莫过于此。
但古礼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崩塌了吗？要对此作出估价，那就一定要继续问：最近这三百多年历史，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在以往几万年中形成的集体无意识？最近这五十多年历史，已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国人在两千多年中发展起来的基本生产和生活方式？最近这二十多年历史，又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国百年以来所经历的政治文化形态？这三点所包含的内容，无论如何都应包含在极其现实的“社会土壤”的范围内，又都是古代的礼确曾扎根的地方，而对之的回答，显然还不能慨而慷地说已经天翻地覆。变化是大的，崩塌却不像事实。塌而未崩，上层塌陷了下去而下层仍在支托着或者相反，以及某些地方塌了而其它地方却如息壤般地滋长出来，我以为实情大抵如此。
这样判断，当然不是说“三礼”到现代仍在超出表演范围而真一条条施行。自三代贵族体制到春秋以来瓦解，《仪礼》十七篇的繁文缛节就已令人头痛，成书于汉的《礼记》，重点便放到了礼意的阐释上。中古时期形成的门阀统治到唐末又趋瓦解，《周礼》亦随之而风光大减。宋以来研究三礼的学者日渐稀少，史称“礼学不振”，同时“中华礼仪之邦”的称号却在继续。由此亦可见作为行为规范，礼的前沿永远都在行为的领域而非经典或文本的领域，人心固可不古，世风未必日下。近古以来礼的形态特征：一是删繁就简松多于紧，二是凸显了大义要节，三是普适性压过了等级性。这主要是因为礼的社会践履机制，核心已从侯门绣户钟鸣鼎食排场的滋养，转移到了寻常巷陌人家的粗茶淡饭之中。这倒不是发生了暴民运动，而是长期以来社会流动和整合的产物，也是中古门阀世族继三代老贵族后，进一步充当教化枢轴而最终结出来的果实。因而宋以来礼的屈尊下移，乃与太尉满街乱跑，员外遍地都是属同一类现象。大家都可释礼讲礼行礼，也就显不着那些诗礼相传的簪缨之家了。在这样的运动过程中，三礼的精华便与时俱进地化成了通俗，所余不化者则无非渣滓，礼学不振而礼仪流行，其中要义可说已高度社会化了。记得１９８７年夏，我带学生在甘肃省皋兰县郊某村做基层调查，跟一位大爷聊到宋人的名言：“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不料他一句“你是说饿死事极大，失节事极小”？就问住了我这个“礼教吃人”说的服膺者，当时只奇他何以深谙礼意，现在看来，这正可以标志礼到近古根有多深。
也正是有此不断汰择淘洗中的扩散和渗透，现代中国虽遇千百年未有之变，但在所有新陈代谢之际、一切无序之序当中，仍到处可以看到礼的作用，以至痛骂或颂扬礼教者大有人在。此中道理很是明白：僵尸岂能吃人？化石何须颂扬？人们的褒贬臧否虽有云泥之别，激动的原因却都无它：他们皆以为古来之礼与现实社会发展大有干系。当然这“大有干系”四字一旦定谳，那么超越一般的骂或颂，平心静气地展开研究，寻流溯源地探讨古礼，看看其究竟构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历史前提？怎样介入和作用于各种社会过程？又将如何发展演变？就不仅有其必要，意义亦“十分现实而又积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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