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是中国女性大解放与大发展的世纪，女性文学的繁荣就是一个重要标志。阎纯德先生著《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研究》，先是以精练的笔触描绘出繁荣景观的鸟瞰图，勾勒出世纪风云中女性文学的发展脉络，然后通过对二十五位具有代表性的女作家的性格与艺术的解读，展示出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绚丽多姿。
这里既有当代读者所熟悉的冰心、张爱玲、黄宗英、葛翠琳等，也有曾经被文学史著作所冷落的，如漂流海外的苏雪林、凌叔华、谢冰莹，再如由于政治或身体等原因而沉寂多年的陈衡哲、杨刚、白朗等。著者积二十余年之功，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作家作品予以深入细致的研读，发挥自身的灵性感悟，并注意汲取已有的研究成果，概括出作家的典型特征作为章题，如庐隐：“‘五四’的产儿”，凌叔华：“高门巨族的精魂”，冰心：“爱，永恒的圣火”，杨刚：“生命的自由式”，谢冰莹：“永远的‘女兵’”，白朗：“英雄人物的画师”，李纳：“一泓明净的水”，菡子：“追求诗的战士”，张爱玲：“苍凉人生”，聂华苓：“文学理想的建筑师”，黄宗英：“精神世界的绿荫”，柯岩：“美的追求者”，葛翠琳：“童话王国的‘皇后’”，赵淑侠：“流浪人生的东方情结”，等等。这些题目准确地抓住了作家的创作个性，据此展开的描述与阐释舒展而不散，给读者以清晰而深刻的印象。
阎著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把作家的生平与创作历程和作品糅合在一起研究”(P545，《后记》)。作家以及作为其性格形成背景的亲人的生平的引入，可以帮助读者深入认识作家的创作个性自不必说，其意义还在于：藉此显现出二十世纪中国女性为争取教育权、婚姻自主权甚至包括生存权而艰难挣扎、不懈奋斗的历史。如苏雪林的母亲小名叫躲妮，是因为出生前其祖母就有话——“若生男，留着：若生女，淹死”，吓得苏雪林的外祖母东藏西躲才生下女儿。躲妮婚后又遇到一个恶婆婆，每天从晚餐后至三更半夜，要替婆婆捶背拍膝揉筋；还被迫留乳喂养小叔，而给自己的孩子吃薄粥，后来这个孩子终以胃病而逝。苏雪林自己也没有逃过祖母的折磨，脚被缠得变了形，遗恨终生。报考女子师范一事，在家里引起以祖母为首的婆婆奶奶们的一致反对，最后她以死相抗，才争得了上学的权利。推翻帝制固然不易，但女性解放的道路更漫长。就在清帝逊位、革命政府成立时，苏雪林却由祖父做主许配给在上海经商的江西人张家。留学归来，为了母亲，与未婚夫完婚，但婚后很快就跌入了失意婚姻的苦海之中，“一世孽缘”害得两个人各自孤栖大半生，谁也没有享受理想的婚姻生活。母系三代女性的际遇给她的性格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一方面养成了伴随终生的忧郁病，另一方面敢于向权威挑战。如果说她提出的“东方文化西来说”(如认为女娲由夏娃而来，昆仑四水、帝之四神泉是在西亚)堪称学术界的一家之言，还可以说是挑战型性格的正面表现的话，那么大半生偏激地反对鲁迅则未始不是精神创伤的变形表现。苏雪林早年的不幸，在五四一代女作家中并非个案。庐隐出生那天，外祖母去世，母亲便认定她是一颗灾星，将她交给一个奶妈去喂养，婴儿时代未曾享受过母亲甜蜜的抚爱。因母亲乃至家人的讨厌，不能如期上学，在冷落中度过了孤寂的童年。后来，她的爱情选择屡遭家人或世人的白眼。庐隐作品中的感伤、悲哀、苦闷、愤世、疾邪，便与她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谢冰莹幼年时曾经绝食三天，才争取到进私塾读书的机会。五岁时被母亲许配于人，长大成人为了逃婚投身北伐战争的革命熔炉，成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六期女生部学员，参加叶挺部讨伐杨森、夏斗寅的西征。北伐革命失败后，她回到家乡，三次逃婚，都被抓了回来，被人们用红轿子像绑票似的抬到婆家，后来利用应聘任教的机会，才终于挣脱了封建桎梏。在日本留学时，因为反对伪“满洲帝国皇帝”溥仪访日，她被关进监狱蹲了三个星期，受尽了侮辱和痛苦，留下了永久的病痛。新中国的成立，给女性的命运带来了根本性的转机，为女性文学展开了广阔的前景。但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却给女作家造成了预想不到的磨难。丁玲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之后，白朗被诬为有替“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通天翻案之“罪”，也被划为右派分子，赶出北京，到一家煤矿劳动改造。一连串的沉重打击，使她早在1942年延安“抢救运动”中得下的精神分裂症复发。浩劫结束以后，虽然人们希望她勾销“决不动笔再写一个字”的悲怆誓言，但终因创痛太重，身体始终未能恢复过来，大型回忆录《一曲未终》终于成为未终之曲。几代女作家的坎坷经历直至柳暗花明，是中国女性命运的一个缩影，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艰难曲折与走向光明的趋势。
女作家的恋爱婚姻生活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有些所谓学者或作家，凭借道听途说，添枝加叶，借题发挥，或者干脆捕风捉影，无中生有，胡编乱造，以肤浅的情绪化解释掩盖了社会背景等多重因素，以主观臆断取代客观事实，名为给女作家作传或作研究，实则是对历史的歪曲，对作家人格的轻慢，不过是为了满足低级的窥测欲、变质的“创造欲”和炒作发财的欲望而已。如此这般，也许可以招徕一些猎奇的目光，换取大把大把的钞票，但其轻浮的文风、卑狭的境界，注定将行之不远。而阎纯德先生对这一话题则持有严肃的历史主义态度，如实描述女作家婚恋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对婚变给予合情合理的解释和宽厚豁达的理解，作家自己不愿透露的，决不妄加揣测，充分尊重当事人的隐私权。近年来，世界范围的女权主义思潮的确给学术界带来了一些新鲜的东西，但有的女性文学研究者喜欢走偏锋，恣意夸大性别政治的作用，俨然以女性宿怨的发泄者、复仇者自居，出语偏激、粗鄙，非但无益于女性文学研究的深入乃至女性的解放与发展，反倒有损于女性形象。其实女性问题异常复杂，正如阎纯德先生所指出，“女性文学的女性意识决不仅是女性的‘身体书写’等等，而真正的指向应该是女性对于人类社会的参与意识、自由和平等意识。”(P31)阎著的宏观扫描与微观分析均体现了这一指向，其理性精神与广阔视野值得肯定。
学术的境界就是反映历史真实、表现研究者的真实体悟与真挚感情。阎纯德先生在中国女作家研究中则自觉地追求真实与真挚的学术境界，为求得史实的准确无误，查阅资料，辑佚钩沉，飞越重洋，寻访作家，以丰富而确凿的史实支撑论断，富于说服力。著者有时把他与研究对象的对话场景直接写进书中，辅之以肖像刻画与景物描写表现作家的性格，具有人物速写式的现场感。著者对待历史的态度是冷峻严谨的，但并不吝惜感情，在描述与阐释中，时而情不自禁地抒发自己的感慨，将情感逻辑与思辨逻辑交织展开，注意同研究对象、读者进行感情交流，表现出学术研究的“有我之境”，大大增强了感染力。学术固然需要抽象，但并非与感情绝缘。端起架子做学问，板着面孔讲逻辑，学问未必做得好，读者未必会认同；而将富于个性的研究主体融入其间，与研究对象平等交流，与读者沟通心灵，反而会赢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阎纯德先生自八十年代起便开始从事女性文学研究，这本著作只是其研究成果的一部分。我们期待着《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研究》续编，还有著者倾注了二十多年心血编撰的、荟萃了千余名女作家的传记创作情况及照片的、正在修订增补的《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以及计划中的关于女性文学研究的理论著作早日面世。
（《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研究》，阎纯德著，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26.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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