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刘禹锡，因为志同道合而共同投身于永贞革新，成为王叔文集团的中坚；因为革新惨败而同遭贬斥，成为“八司马”的典型；因为抑塞不平而一起吟啸于南荒山水，成为元和文学的代表。他们的契合，政治是机缘；他们的落拓，政治是媒孽；他们的成就，政治是月老。政治导引了他们的人生走向，政治更从而决定了他们文学的基调。
读罢胡可先先生的近作《中唐政治与文学——以永贞革新为研究中心》，笔者尤致慨于柳、刘二位中唐大家的政治命运与其文学生涯。
掩卷思之，《中唐政治与文学》作为一部学术专著，其要约有三端：曰视角大，曰考证详，曰创获丰。
具体可从两方面来看：
文学、历史和政治三个层面的综合，这是其一。文学是人学。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人禀七情六欲，时代的安宁与纷扰、国家的繁盛与衰歇、亲友的欣悦与惨戚、个人的荣辱与浮沉，自然会感之于心，形之于文。因而，于其文便可以见出其人之情，缘其情便可以寻求其人的生活遭际，进而窥及色彩斑斓的社会一角。故研究文学者，已经逐渐不限于文学本身，而慢慢地将他们的视野扩大到诸多领域，若政治、经济、历史、宗教等社会大文化的背景，通过对这些与文学横向联系着的学科，来求解文学的真谛。
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度，“政治的作用和渗透力就会达到政治本身活动所不能达到的一切领域”（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4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学思想、文学理论，尤其是诗文这样的正统文学，都深受政治环境的影响。”（《中唐政治与文学》１页）有鉴于此，著者尝试对唐代重大的政治事件与唐代文学的关系加以实证研究，永贞革新只是他选取的一个个案。
对于唐代文学的专门研究，学术界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诚然，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没有一块土地像唐代文学那样被耕耘过千百度。对于永贞革新的研究，牵涉到文学、历史、政治这三个基本层面，而学界一般只注意其中之一，迄今尚乏立足于文学而将三者加以有机整合之作。作为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的《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以李复言的小说《续玄怪录》揭示唐代宫廷斗争的秘史，澄清了唐代顺宗、宪宗时的一些悬案。陈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更是以诗文证史的代表作品。著者于陈先生的方法获得了非常有益的启示。《中唐的政治与文学》因为基点在于文学，所以正好是陈寅恪先生思维的逆反。
资料建设与理论研究的综合，这是《中唐政治与文学》视角高的第二个表征。多层面、立体地研究文学，还是个比较新的课题，因而颇具开拓意义。这项工作若要开展起来、深入下去，其难度之大也就大体可以逆料了。从中唐后期文学而言，韩愈、柳宗元在文学史上每每并称；柳宗元卒，韩愈撰《柳子厚墓志铭》，人们往往据以称道韩、柳交谊之笃、韩对柳评价之高——韩柳关系的真实情况如何﹖白居易《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诗有“元和格”之名，他何以谓“诗到元和体变新”？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自称“元和诗体”，《沧浪诗话·诗体》列有“元和诗”，“元和诗”的真实内涵怎样？其“新”义何在﹖当时的文风与时风的关系又如何？求解这类重大的文学史问题、文学理论问题，政治和历史正是有利的条件，而这又意味着要做好扎实的史料工作。资料的搜集考订与理论的抽象概括各有所长，本来不应互存歧见乃至互相水火。将资料建设与理论研究有机地加以融合，《中唐政治与文学》于此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著者广搜博采，文史兼理，力图着实地解析以永贞革新为中心的中唐后期政治演变之于文学发展的微妙关系。
论须有证。只有在翔实的材料基础之上，方可真正做到不为凿空蹈虚之论。一千多年前发生的永贞革新运动，欲弄清其前因后果、复杂经过，欲勾勒出它本身以及其后与之相关的牛李党争、元和削藩、甘露之变等一系列政治事件所构成的中唐后期文学发展的社会背景，其牵涉面之广是可想而知的。而且，研究永贞革新这一中心问题本身，直接史料之贫乏也大可令人惊诧，连仅有的最为有力的材料——《顺宗实录》，于诸多问题，若顺宗内禅、暴卒之宫廷隐秘，也闪烁其辞，迷离惝恍，疑莫能明。而作为改革参与者的柳宗元、刘禹锡等，由于贬谪，遇赦不得量移，柳宗元更是甚而至死也未能再度返京，所以于革新一事讳莫如深。在这种情况下，著者剩下的只能是主要通过采撷柳、刘以及反对派人物韩愈等人的作品，联系历史，排比参证，综合分析，略去谤词，专注史实，庶使结论近于真确。
诸如，基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描摹永贞革新的历史背景。基于对永贞革新集团及其反对派各自组分的分析，推衍出以东南文士为中心的政治集团的形成、党派的分野，以及由于北人政治势力的强大而导致革新失败之必然。从时人李谅的《续玄怪录》卷一《辛公平上仙》窥测其对于永贞内禅与顺宗之死的政治隐射。从《永贞行》、《柳子厚墓志铭》具体剖析韩、柳、刘三人的关系，无论是政治上的攻讦、人事上的隔阂、思想上的差异、哲学上的辩难，还是文学上的相互钦敬，最终都基本上可以聚焦于他们对待永贞革新的不同态度。
全书七章，除了第三章《永贞革新与元和新变》基本为文学专论而外，其余六章均把笔墨主要集中在史实、资料的钩稽考订上。尤其是下编的三章，以王叔文集团为中心，集中考证了其主要人物的事迹，对有关永贞革新的诗文进行了详尽的编年，试图借以多层面、多角度地探究永贞革新与中唐后期文学的关系以及中唐后期文学兴盛的前因后果。
因为有了丰富的史实考订和细致的文本分析，故而著者时有所获，或得前人所未言者，或秉前人略言而入细者，或据前人之言而辩证者。除前揭而外，他如：
从史实中抽绎出永贞革新与东南文士集团的关系，援陈寅恪先生等人的观点，进一步指出，唐代社会发展至此，东南寒俊之士在政治上崛起，改革虽然很快归于失败，然而却深刻地影响了文学。
寻绎天宝以来士风与文风的发展变化轨迹，特别注意辨明同为中唐前期的大历与贞元两段诗风的细微差别对于真正认识元和诗风之“怪”的重要性。
在柳宗元、刘禹锡身上，体现出南北文学兼容的特点；贬谪之后，屈原的怨愤精神在他们身上自然得以感发，形成了其作品更为深沉的思想内涵。柳州以至岭南文学的发展，是柳宗元开其风气的。
苏东坡《题西林壁》诗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若从高空俯视，庐山自然又别具一种风姿，或者会更接近真实和完整。视角不同，所见会有点与线与面与体的差别。山水揽胜，可以随视角的变化而赏玩殊异的景象，这于我们研究、认识复杂的社会现象之一——文学，其整体之于部分、宏观之于微观、分析之于综合，启示意义之大自不在话下。
（《中唐政治与文学——以永贞革新为研究中心》，胡可先著，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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