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王安先生的书名《老大中国为何步履沉重》，心头很是沉重，以为又是一本关于“中国问题”的书，所以，打开之前虽未焚香盥手，但也正襟危坐。及至翻开书细读，才领会王安自己为什么说此书“如厕可用”：里面的确是些小文章，而且文风不正经、多调侃。我那一点经济学都不懂的妻子，看了都说过瘾。
但无论如何该书论及的却真是两个大问题，即：中国为什么历史上没有能够进入资本主义，而到今天却也仍然没有能够进入规范的市场经济。王安先生在书中有其解释，我很尊重他的解释，也想趁此机会将我对此问题的思考稍作一梳理。既然王先生可以用如此小而妙的文章一路调侃言说如此大的问题，我不妨也用篇小文字来点儿“宏大叙事”。他敢说，我也就无畏了。
中国历史之所以从资本主义道路上歧出，“萌芽没有窜成大树”，正如王安所说，“这里的学问大了去了”，这些年来，仅讨论这个问题的集子就不下几十种，但王安举重若轻，另辟蹊径，将这种原因归结为两个：一个是千年前中国社会结构已到顶峰，使得中庸抑富治国思想成为传统；另一个是皇帝不喜欢资本主义。而中国到现在也没有建成规范的市场经济，也是众多持市场理想主义的人孜孜求索的一个话题，王安先生依旧举重若轻，独出机杼，认为其实是个政治问题，诸如产权以及法律体系的改革等。这两条，在我看来，说的都不错，但却仅注意到了表象，而没有触及到质里。在此，我想顺他的思路再走远一丁点。
诺斯说得很清楚，一种制度就是一种激励结构，进而决定了这种制度的效率。如王安在书中所言，在中国皇帝的考虑中，农业始终放在一个最基础最重要的位置，而“工贾者”居末位，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制度结构形成了一种对农业的激励，这体现在社会分配上向农民倾斜。所以，人们都愿意种田，而瞧不起“工贾”，什么工业社会市场经济在这样的制度下自然都生长不起来。
话说到这里，王安先生似乎就打住了。但事情、道理可绝对没有完。我们还应该追问下去：为什么中国皇帝不支持工贾，而支持农业？这是因为中国社会结构的形成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之中，加之人口大国“民以食为天”，所以，要把农业放在“本”的位置，否则，吃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其他恐怕得先免谈。制度既然要把农业放在“本”的位置，就必须得给从事农业者以经济激励。也就是说在分配过程中，必须倾向于农民。如果是制度使得农民在收入分配中处于末级，而“工贾者”皆富，不用说，肯定没有人愿意种田，一个封闭结构的人口大国非崩溃不可。
这与欧洲情况不同。我想提请大家注意这样一个事实。资本主义在欧洲真正的产生与生长并非始于原始积累，而是始于英国1846年限制粮食进口的《谷物法》的废除。而《谷物法》之所以废除，就在于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对皇室进行赎买后，形成了有利于资本家而不利于农民的制度结构，导致农业产量急剧下降，再不放开对粮食进口的限制，英国人就没有饭吃了，所以，《谷物法》不得不予以废除。对此，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勒有很好的述评，他在《经济学家的作用》中写道：“1846年时，消灭农民的圈地运动使英格兰的农业阶层减少到劳动力大军的大约四分之一。真正进行有效的进口限制会把粮食价格推到难以忍受的水平，然而一般的常规却是，难以忍受的事情总是无法忍受的。由此可见，废除《谷物法》是对政治和经济力量变化所作出的合适的社会反应。”不难看出，资本主义的芽之所以在欧洲长成大树，就是因为它成功地通过国际分工将解决吃饭问题转嫁给了外部。而这种条件是古老而封闭的中国无法具备的。
所以，再讲到王安先生所谓的“皇帝不喜欢资本主义”时，我宁肯相信他们是“从国家社稷的高尚角度讲”。因为另外的理由“资本主义对皇上没有什么好处”这一判断，在经济学理论上讲做不到彻底：经济学里，哪国皇帝也是自利的理性的经济人，他们都不愿意主动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中国皇帝甚至还比英国皇帝整体上“利他”得多。资本主义本身就是要把权力从皇帝的手中转移到市场的手中，所以，对哪国皇帝都没有好处，哪国皇帝都不愿意，但为什么英国“皇帝”不愿意，英国仍然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呢？表面看，其原因是英国新兴资产阶级通过赎买使皇室既得利益得以维持，但进一步追究，中国为什么做不到这样？原因仍然在于，中国是个封闭型人口大国，有限的资源必须相对平均分配，任何局部的财富的累积都将以另外局部无法忍受的贫困为代价，所以，必然会导致社会不稳定。中国皇帝深谙此道，因此，不是他不支持工贾，而是迫不得已。有学者已经考证出两条历史规律：其一，中国历史上反复的农民起义，都发生在人口高峰期，人口资源矛盾十分紧张；其二，中国历史上反复的农民起义发生之时，都是城市商业较发达，而农村却十分贫困之时，尤其元明清以来，往往是沿海商贾发达、城市生活极尽纸醉金迷、一派歌舞升平之时，王朝周期的启动大概就不远了。
当下中国正面临由传统型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众多市场理想主义者似乎都将中国市场目前的不规范归罪于体制的僵化、落后。比如：产权改革有意识形态的障碍，全国统一的市场法律体系还没有建成，政府不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力等等。王安先生似乎也没有例外。我不知道他们这样说时，是否知道自己违背了其经济理论资源的祖宗——斯密的“市场演进原理”。
在斯密那里，市场是自生自发的，不是人为的。这固然证明了政府“看得见的手”必须及早退出市场，但背后还有更深的“意味”：这一“意味”经由他的后世信徒哈耶克等表述出来，就是“自由秩序原理”，即制度的变迁过程是“演进”的而不是跳跃式的，“传统是本能与理性之桥”，因此要反对一切理性设计；在诺斯那里，就是传统无往不在，传统必须得到尊重。如果想改变传统，只能从边际上一点点改起，否则不仅目的达不到，反而会导致相反的结果。这个教训在毛泽东同志“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以传统手段反传统，结果传统没有反掉，反倒被传统反了。在经济上，中国最大的传统我看就是统制经济与相对平均的分配，而且这一传统十分古老而悠长，想在二十年就将这一传统改变掉，想一下子将什么理想的市场模式架构起来，不仅不可能，而且简直是另外一个“理性设计”，结果仍然可能因为社会张力不足以应付而导致灾难性后果。
而且，制度学派还认为，制度演进还有一个所谓“学习”的过程。制度在边际上任何一点改动，要将其巩固下来并形成“惯例”，必须有赖于人“在时间中学习”。中国这么一个人口大国，十二亿人要接受某种新规则，你自己算算得需要多长时间。
再说产权改革中的意识形态问题。碰到了政治，有人评价王安这时“往往要调侃，透着聪明”，这自然是有用的一招。但我看也未必需要如此小心，话不是不可以说明白：任何一个产权明晰过程，都是一个资源再分配过程。而这个再分配过程总是有利于某些人群，不利于另一些人群。处理不好，难免会有暴戾与凶险。作为家庭普通成员，很可能有时不能体会家长的苦衷：这家到底怎么分，才能确保公正与稳定。
写到这里，我忽然再度想到王安先生为自己书所起的题目：“老大的中国为何步履沉重”，也许所有的答案就在王安先生书的题目里。中国为何步履沉重，简言之，一是老。在从前，咱是帝国，在世界众多国家中是长辈，是老资格；有以和为贵的文明；吃饭问题还从来都不靠别人，自己忍着，哪想到去搞“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淋淋和肮脏东西”的资本主义？到了现如今，寿数五千，规矩（传统）就多，盘根错节，制度变迁过程自然慢而长。二是大。这主要是人口多。要养活这么多人，在从前就是靠自己，不能不“重农抑商”；到现在，每天更有十三亿张口嗷嗷待哺，吓得美国的布朗先生说“谁也养活不了中国”。所以中国怕还不能放开手脚搞“资本化”。而且就是你想搞，把十二亿人都培养成懂市场社会规则的市民，我想也不是我们这代人能做得到，看得到的。还有，既然老而且大，要摆平利益关系就更难。
最后，想坦言读完王安先生全书后的印象，也是我对自己这篇文字的印象——非常荒谬却很真实：我小时候的一个暑天在农田中插秧，因为图快，所以手上没有用力。结果是：农田一灌水，根插得很浅的秧苗全浮起来了，害得我父亲又从头补插起。大概所有的举重若轻的文字都有这个毛病，时间一长，人们就忘。于是，面对“中国为何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这样的宏大问题，如果我们以为可以用很小的文字说清楚进而立马能解决，恐怕将来的人们还得从头做起。
（《老大中国为何步履沉重》，王安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版，2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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