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中，范伯格的《自由、权利和社会正义》有一个吸引人的书名，但内容在初读之下却显得枯燥、沉闷、繁琐，这是为什么，是书写得不好，还是我们的阅读口味与习惯有问题﹖
“自由”、“权利”、“社会正义”等字眼，都是熠熠生辉的，使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但历史令人丧气地表明，人们对上述概念的理解有极大的歧异，更有甚者，不少践踏正义、侵犯权利、剥夺自由的行径，也是假借它们的名义做出的。因此，概念上的、认识上的混乱需要澄清；当这些抽象概念要在生活实践中落实时，人们需要法官一样的裁决，而不是哲学家天马行空式的泛泛议论。这本书的功力和优点正在于此，它的视角是法律，它的方法是分析，它告诉读者，“自由”等概念可能产生多少种理解，经过澄清之后哪一种或哪几种是站得住脚的；哪些不过是对理想的表达，哪些可以得到法律上的切实保障。
只喜欢终极性和形而上学思考的人肯定对这套路数不感兴趣，但它管用。试比较一下长期习惯的说法吧，黑格尔有句名言：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照这么说，把一个无辜的人投入监狱，让他摆脱尘世生活的羁绊，悟出若干真理，倒是使他获得了自由。可见，对“自由”、“权利”、“正义”等等的思考，应该有一个从哲学到法学的过渡，或精确界定其含义。
作者并不只是显示分析的技巧，而是借这种技巧解决一些重大的学理问题。比如，著名思想史家、自由主义大师伯林提出了关于自由的两种概念：肯定的自由和否定的自由（又译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而作者认为二者其实是相通的：“一旦我们承认，也可能存在着内在的和消极的约束，就无需再去谈论两种有区别的自由，因为其中的一种与约束毫无关系……因此，如果没有任何东西阻止我去做Ｘ，则我可以自由地去做Ｘ；相反，如果我可以自由地去做Ｘ，那么就没有东西阻止我去做Ｘ。‘自为的自由’（Freedom to）和‘摆脱的自由’（Freedom from）就是这样逻辑地联系着。不可能单独存在某种特殊的‘肯定的’自为的自由，但同时又不是某种‘摆脱的自由’。”（第15页）作者在此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要懂得它和判别它，必须清楚他的分析和论证，这就需要了解他对于约束的分类与得出的四种配对类型?“内在积极约束”、“外在消极约束”等?。
又如，作者指出，在联合国人权宣言中，把生存权和人的其他权利相并列提出来，让人觉得它是一类特别的权利。而作者认为，承认人人都有生存权并没有说出这些权利是什么，最好还是将它们理解为有关理想的指令。现在人们常常争论应不应该废除死刑，允许安乐死、堕胎等等，赞成或反对的答案都与生存权相容。因此，它只是对于立法愿望发出的一种有关理想的指令，而并没有包含特定的内容，使审判者或立法者对错综复杂的边缘性问题作出明确的判断（第102～103页）。
我认为，本书作者的上述观点和其他观点并不一定正确，但其法律的视角和分析的方法是应当学习和运用的。如果我们要提出不同的看法，也应该以相同的思路，针对其论据进行。说话云山雾罩，阐述不着边际的习惯，应当尽快根除。
（《自由、权利和社会正义——现代社会哲学》[美]J.范伯格著，王守昌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8.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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