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进入北京四百周年时，国内外以此为主题的学术活动颇为活跃。余三乐先生撰写的《早期西方传教士与北京》颇有新意。
撰写本书时，作者撷取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的大量研究成果，特别是一些尚未翻译出版的英文学术论文和著作。比如：美国著名学者魏若望（J·W·Witek）发表在罗马的论文《晚明时期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策略》?德国学者柯兰妮（C·Collani）不久前的论文《纪理安——维尔兹堡与中国的使者》等。美国学者邓恩（G·H·Dunne）的《巨人的一代——晚明时期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故事》，曾在美国获得大奖，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可惜至今尚未出版中文译本?余三乐先生正在与人合作翻译该书，并在本书中引用了该书的不少史料。除此之外还有作者在德国、比利时、意大利等国考察时所得到的第一手的文献和资料。
值得一述的是，作者曾考察了当年利玛窦在中国居住和路经过的一些城市和地区，访问了利玛窦等人的故乡。这些实地考察的内容是本书所独有的，不仅纠正了某些书籍中的错误，而且生动、具体，大大地提高了本书的可读性。
再者，作者供职于北京市委党校多年，对位于该校校园内的“利玛窦与外国传教士墓地”的变迁史，作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并反映在本书中。特别是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该墓地的变迁，作者披露了独家搜寻到的档案史料。
第三，作者以一个地区，即明清两代王朝的都城为线索，将传教士们的事迹加以归纳、梳理，并客观地评价了他们的活动对北京历史上一个特定的时期所起的作用。正如作者在书的正文前题为《17～18世纪的北京：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的“导言”中指出：由于他们的作用，由于中国朝廷在观天、修历、造炮、绘图、外交事务及皇室服务等方面对西方科技文化的需要，由于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以及其他原因，使得在十七、十八这两个世纪中，作为奉行“闭关自守”政策的明清王朝的都城的北京，居然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这是其他学者所未述及的。
作者还特别提到，当他了解到在肇庆、南昌、南京、杭州等地能够保留下来的有关“西学东渐”的历史遗迹非常之少时，庆幸地看到：“在北京，却保留下来可以铭记那个时代往事的若干遗迹：南堂、北堂及原北堂的全部藏书，东西两堂，及陈列在古观象台上的八件大型天文仪器，圆明园西洋楼遗址，位于北京行政学院校园内的利玛窦与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墓地，陈列于五塔寺石刻艺术博物馆内的法国传教士墓碑，藏于故宫博物院与雍和宫的西方钟表及仪器，等等。这些建筑和遗址历尽沧桑，但如今都得到了修缮和保护。”
作者认为：这些遗址和文物记录了十七至十八世纪中西文化交流，是历史留给北京的宝贵财富。“对于中国人来说，它们可以启示我们：学习世界其他民族文化中的先进和科学的部分，是我们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牢记历史上曾经发生的闭关自守、否定一切的教训，从而增强实行对外开放的自觉性：对于外国人来说，它们可以表示我们对与中国人民友好相处、平等交往的各国文化使者的肯定与友情，可以展示当前中国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大好局面，显示中国政府尊重历史、尊重科学、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各项政策。”因此，这些建筑、遗址与文物也可以成为扩大对外经济、文化交往的窗口，应当得到进一步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这是颇有见地的。
《光明日报》曾发表过全国政协委员王晓秋的文章《充分发掘和利用北京历史文物资源》，其中谈及“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墓”，与余先生观点略同。
当然，本书也有不足之处。比如：关于葡萄牙人如何租用澳门一事，目前学术界已有新说，而书中还是沿用了过去传统说法。又比如：关于南怀仁在康熙年间中俄交涉中的作用，余先生也没有谈及新近披露的史料。这些都是今后应着力研究的课题。
令人感到高兴的是，当1983年，利玛窦来华四百周年纪念之际，我参与翻译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出版的时候，中西文化交流这一领域还几乎是未开垦的处女地；而到了纪念利玛窦进京四百周年的时候，已是一番百花齐放，新人辈出的繁荣景象。作为多年从事这一领域翻译和研究的工作者，看到这些倍感欣慰。
（《早期西方传教士与北京》，余三乐著，北京出版社2001年9月版，2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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