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学者张燧著《千百年眼》一书，据说曾经因史识独异得以风行一时。王重民先生在《湘潭县志》中查索到张燧事迹：“兄弟皆生富贵，好治生产业，而燧独务友朋，耽书史，不为苟同。”据说张燧常常“命仆载纸笔自随，有省辄识之，虽藩溷不释”。所著书多种，而“《千百年眼》盛传于世”，其价值曾经得到王夫之、阮元等学术大家的肯定。
《千百年眼》是一部史论随笔的合集。全书十二卷，511条，其中新义纷呈，体现出作者读史“不为苟同”的风格。又大多言之有据，有些见解确如邹元标《千百年眼序》所说，“起古人相与论辩，亦必心服。”
例如，萧何为刘邦营建长安宫室，因规模壮丽，引致刘邦的责难：“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只得以“天子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作答。而《千百年眼》卷四“萧何治未央宫有深意”条分析说，“高帝之都关中，意犹豫未决，嫌残破故也。何大建宫室，以转其机。”以为萧何是要以都城基建形制宏大的既成事实，促使刘邦坚定定都关中的决心。这样的推测，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汉文帝以讲究节俭著名。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等无所增益。曾经规划在宫中建造一座露台，召工匠预算，大约要花费百金，汉文帝得知后说道，百金相当于中等人家十户的产业，我居住在先帝营造的宫殿中，已经常常感到惶恐羞愧，为什么还要建造新的台呢？他平时经常穿价格平易的黑色织品，宫中的帏帐不施纹绣，所宠爱的慎夫人也衣不曳地。张燧在《千百年眼》卷四“文帝奢俭之异”条写道，作为皇帝，生活消费至于这样的水准，可以说是极其简陋了，但是，汉文帝又有极其奢费的一面，“赐邓通以十数巨万，又以铜山与之，此又何也？”说汉文帝一方面自律甚严，特别注重生活消费的简朴，然而对于所宠爱的近臣邓通，赏赐财物至于万万，竟达十几次之多。据司马迁在《史记·佞幸列传》中记述，邓通出身蜀郡，因极偶然的机会得到宠幸。有精通相术的人预测邓通的未来，说他“当贫饿死”。汉文帝说，“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谓贫乎？”于是将蜀郡严道的铜山赐予邓通，特许他可以自己铸钱，发行货币，一时“邓氏钱”传布天下。张燧指出，汉文帝虽然自身简朴，但是挥霍国家的资源和财富却毫无慎惜之心。可见，我们回顾历史，在对帝王的个人生活进行道德评点之外，更应当重视政治体制的作用。
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史家历来都是予以肯定的。事变的起因是晁错提出削藩之议。晁错以所谓“削之亦反，不削亦反”作为决策的基点。而《千百年眼》的作者在卷五“七国缓削则不反”条则发表了“亟削则必反，缓削则可以不反”的见解，认为急于削藩则导致反叛，如果从缓处置，则可能不必以战争手段解决问题。他说，吴王濞当时已经垂老，宽之数年，即将去世，则首难无人。晁错不能忍耐等待，“欲急其攻”，仓猝从事，以致“身殒国危，取笑天下”。论者同样站在维护统一的立场上，政策倾向却显然不同。以战略学的眼光分析这种缓而待其变的设想，不能不承认其中内在的合理性。所谓“欲急其攻”，可能确实表现出历史的短见。
汉武帝临终时，确定以少子刘弗陵为继承人，这就是汉昭帝。汉武帝为此逼死其母钩弋夫人。当有人提出疑问时，汉武帝说，往古国家所以变乱，往往是由于主少母壮。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制约。你们没有听说过吕后事件吗？汉武帝遗命霍光等辅佐少帝。霍光据说性格镇定沉着，为人平和稳重。他在执政期间，继续实行汉武帝临终前推行的重视发展经济、安定社会的政策，以“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作为行政原则，数年之内，使得各地流民回归，田野益辟，百姓充实，国库也颇有蓄积，又与匈奴恢复了和亲的关系，西汉王朝的统治相对稳定。“昭宣中兴”的政治成功于是得以实现。对于汉武帝的历史评价众说纷纭，但是似乎少有人特别注意到其遗嘱对于身后政治前景的安排。同书卷五“武帝遗命”条写道：“自古帝王遗命多矣，要未有如汉武之奇者。托国于素无名誉之人，期功效于数十年之后，若持左券，此岂寻常尺度所得窥耶？”这也是一种对古代政治战略的评断，虽寥寥数语，论者透彻的历史观察力已经有所显现。
以秦汉史而论，其他如卷四“秦用客之功”条，“黔首之称不自秦始”条，“陈涉秦民之汤、武”条，“汉高祖尊母不尊父”条，卷五“李广无长者风”条，“汉和亲与宋岁币等”条等，也都因目光如炬，能够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中国古代学术遗产中有许多的精华都凝集在如《千百年眼》这样的笔记札记一类著述之中，可惜这种体裁已经为现在的学术成果评价体系所不容。尽管有些学术刊物有“读史札记”一类栏目，但是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不少人以为只有长篇巨制才可以展示自己的学术实力。其实在许多时候，小泉之清净，要胜过浑浊的大洼呢。
《千百年眼》在清代成为禁书，列入《全禁书目》。不过《四库全书》收有张燧《稽古堂论古》三卷，实际上是《千百年眼》的摘编本。而《千百年眼》一书在晚清又重新盛行于书界，有多种刊本行世。可见学术的真金是不会被政治力量长久封埋的。
有学者讨论张燧《千百年眼》的价值，认为晚明多史论而少史考，此书专论史部，亦考亦论，“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史著”，堪称晚明史学的杰作。这样的评价是准确的。论者又写道，“此书不见于《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目，因而，我治明代史学十多年，也没有注意。去年5月底，始在国家图书馆一饱眼福。”“它的发现，可以大大改写明代史学的形象。”其实，此书十五年前已经有标点本出版，印数至于九千（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贺天新校点），受到历史文献研究者注意，或许在论者“治明代史学”之前，所谓“发现”一语，似乎不妥。论者又指出，“明朝灭亡前夕，张燧为避难，东渡到了日本。”“张燧和朱舜水一样，前半生在中国，后半生寓居日本。”（钱茂伟：《张燧〈千百年眼〉：晚明史学的杰作》，《学术月刊》2001年5期）这确是“一个新发现”，值得治学术史者重视。
《千百年眼》卷六“《阿房宫赋》蹈袭”条说，杜牧《阿房宫赋》有摹仿陆 《长城赋》和杨敬之《华山赋》文句的痕迹，于是感叹道：“信矣文章以不蹈袭为难也！”有意思的是，《千百年眼》本身也陷于“蹈袭”的疑案之中。如卷四“秦法弃灰有故”条说，秦法弃灰于道者弃市，其原因在于马性畏灰，尤其惧怕新出之灰，据说马驹遇之辄死。路上之灰，可以致使母马落驹。于是《夏小正》和《月令》都有仲夏之月禁止烧灰的规定。秦法弃灰，原由也在于为了保障马的增殖。不过，古来仲夏月行此禁，秦则可能四时皆禁，因此人们以为秦法苛重。《千百年眼》中的这段话又见于张萱《疑耀》卷三“秦法弃灰”条，除个别文字差异外，全篇内容竟然几乎完全相同。张燧和张萱都是万历举人，同样的论点，我们现在已经难以辨别各自发表之先后。而《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九《子部·儒家类三》又说，《疑耀》“旧本题李贽撰”，而“此书确出于萱”，“盖以万历中贽名最盛，托贽以行”。更使人们对“秦法弃灰有故”议论所出难消疑云。尽管古人发表学术见解的功利意识与今人有所不同，不能如今天谴责剽窃、抄袭一般苛责之，学界治明代学术史者，或许仍然应当为张燧等人澄清这一有关著作权的疑端。而前引《千百年眼》卷五“七国缓削则不反”条的主要内容，则见于《十先生奥论注》续集卷一○陈傅良《西汉臣论·晁错》。陈傅良，宋人。如果“七国缓削则不反”之说确实原出于陈傅良，那么，张燧本人似乎也难以洗刷“蹈袭”的嫌疑。
（《千百年眼》(文白对照)，［明］张燧著，昆仑出版社2001年11月版，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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