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说著书有三难：成书难、刻书难、而书之流传为尤难。（见《焦氏遗书》徐乃昌序，所谓“刻书难”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出书难”。）可是唐兰先生写的《古文字学导论》（以下简称《导论》）好像却是“成书易、刻书易、而书之流传更易”。
先说成书易。唐兰先生写《导论》用去六个月，其间还要教书和写别的讲义，实际上仅花了一部分时间来做这项工作，所以自叙一开头便说“这本书在狠短的时期内居然写成了”，最后又说“写成未免太快”。再说刻书易。这本书最初用作北京大学的讲义，1935年作者手写石印，随堂发放给学生，再加印二百部由来薰阁书店公开发行。书出的很快，原来马叙伦、沈兼士二位先生答应作的叙也等不及，没有附插图就发行了。1957年重印。1963年又重印（中央党校历史教研室教材）。1981年齐鲁书社并1936年改订本一起影印出版。这次共印了两万册。超过今天一些计算机图书的印数。与现在一般学术著作一、二千册的印数相比，更是个大数目。最后说说流传易。这点读者自可从上面的介绍中领会。据我个人的见闻，这部书现在还很受学者的青睐。如甲骨学商史专家宋镇豪先生至今重视此书，敦嘱研究生要细读。可见这本近七十年前写的书，对现在的古文字学研究仍有强烈的影响和积极的指导。张政烺先生评价它“是空前的，在今天仍很有用”，我满可借来放在这里。该书广为流布，一般学生、学者容易得到，更使它长盛不衰。我手头有1963年本和齐鲁书社增订本。后者先得，从同学手上要到，当时还以为奇货可居；前者后得，时隔三年，在旧书摊上买到。我见好书不惜多购，后来发现此书极多遂作罢。两书都较新，没有阅读过的迹象。
上面拉杂说《导论》的三易，虽系实情，但也有一些谈掌故的意思，可能会误导读者疏忽一些重要事实，以下仔细说明。因为这本书的三易，深究起来是表面现象。
论到源头，唐兰先生成这本书并不易。他本有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要著唐氏《古文字学七书》：一、古文字学导论，二、殷虚甲骨文字研究，三、殷周古器文字研究，四、六国文字研究，五、秦汉篆研究，六、名始，七、说文解字笺正。真正成书的只有《古文字学导论》，而原打算是在《名始》完成之后再写它的。其间的周折，唐兰先生自己在《导论》前言中已有交待。他最开始研究《说文》，著《说文注》而未完成。接着研究金文和甲骨文，又经过十多年，拟定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利用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和秦篆来著一部《名始》以代替《说文》。用了两年时间书稿粗成，他并不满意。觉得“把许多不同时代的材料，骤然合并，易致混乱”，遂再度变更计划：先严密整理每一系文字，作专门研究，等分别获得结果后，再合并起来，组成全部的历史，即上述第二至五种书和第六种书《名始》。而《名始》所用系统和方法大多为前人未知，所以还得写一部《古文字学导论》放在最前面。又因为《名始》不能完全举出《说文》得失，尚须另写一部《说文解字笺正》放在最后。然而这个计划又一次变更了。在研究甲骨文字时，他痛感到材料的不足，写一整部《殷虚文字研究》显得较为仓猝，便打算利用手头的材料先写出一部分，即《殷虚文字记》，再二记、三记地写下去直到十记，合成全书。就是在《殷虚文字记》开笔的不久，唐兰先生终于下定决心先写《导论》，因为它更“切合现时的需要”。同时他也开始怀疑自己庞大的工作计划到什么时侯才能完成。在《说文注》、《名始》、《殷虚甲骨文字研究》等书一再流产之后，他有了些觉悟和释然，“与其工作若干年还不能完成而写出一部较好的，还不如现在先出来而慢慢地修改”。可以说唐兰先生是耗费近二十年的艰辛探索才把研究凝聚为《导论》一本书的。不是“十年磨一剑”，而是“廿载心血化为碧”了。可惜的是，这本书在1936曾作过修订，但未完成。
因为最初是作为教材，刻书显得较易，不过公开发行的仅二百部。重印时则已变换新天，在廿二年后了。又隔了廿四年，印数终于达到最初的百倍。
说到此书的流传至今，不禁想起时下总有些鸿篇巨制自封为传世之作，可能是误把字数之长与流传时间之长划等号了。一些至今仍很吸引人去读的学术经典，如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顾颉刚的《古史辨自序》、张荫麟的《中国史纲》等都是薄薄的小册子，或仅为一篇文章而已。在这个书单里，《导论》的与众不同之处是：其他论著近年来被书商炒得火热，坊间各种版本琳琅满目，而《导论》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大量重印，现在搞古文字和中国上古史的人大概人手一册，没有哪个想着再去重排一个铅字版了。从上面的叙述看，《导论》流传得较易，而这光景的背后却是：作者的用心和书的内容很不简单。
前面说到，唐兰先生放下其他著书计划先写《导论》，是因为它更“切合现时的需要”。当时的古文字研究虽因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成为“时尚”，却并没有一本足以建设起中国古文字学科的理论著作。古文字学到底要研究些什么，该如何去研究，要遵循哪些原则和方法，这些问题，在许多一般的学者心中还是一笔糊涂账。至于形形色色的学者，歧见纷出的论著，更使初探门径的人辨不清高下正误。在这样的情形下，撰写一本科学的指南的确是十分迫切的。而《导论》一出，便责无旁贷地担起指南的担子，到今天也还放不下。
《导论》的内容是颇为全面的。从古文字材料种类、发现、搜集，古文字研究史、中国文字起源、演变与构成理论一直谈到研究古文字的方法，甚至于做这一行的禁忌。唐兰先生的文字有见地、有个性，读起来仿佛可见他臧否人物，传授机要的神情，和今天一些著作的干瘪枯燥不可同日而语。可举的例子颇多。如引言中首及撰写此书的迫切性，说道：“学者们老是躲在极狭小的范围里，做一些研究，以为这是专门家应守的态度；而关于这学科的全体，不加注意。坊间虽罗列着许多关于文字学的论著，多数是那班一知半解，或竟全无常识的人所剽袭抄纂的，这当然不会有一贯的理论或一定的标准，只是学校里既已有了这种课程，不能不编些教科书来充数而已。”（我以为唐先生说话一向犀利，后来看见张政烺先生三十年代批评《中国文字之原始与结构》一书的文章，得知此书竟有胡朴安推荐，才明白当时古文字学理论混乱的情况。）又如在讲古文字材料的收集时，说阮元的《积古斋钟鼎款识》煽动一时风气。讲古文字研究史时，说吴大澂把宁王、宁考、前宁人、宁武等中的“宁”解释为“文”为“二千年来所未有”，说孙诒让著《古籀拾遗》《古籀余论》“扫除往时金文家随便推测的习气”，又说罗振玉考释甲骨文的方法“开后来叶玉森辈妄说文字的恶例”。像这些畅抒己怀、语言生动、给人深刻印象的话，现在的专论中已很难觅得了。
这部书的长盛不衰，不仅因为它是一本系统的理论著作，而且和它强烈的实用指南色彩密不可分。我想即使一个在古文字方面缺乏常识的人，也可以通过它认识到古文字研究和认字不同，要全面地搜集各类材料对一个个字作系统研究，来发现文字发生、演变的规律。唐兰先生在有限的篇幅内言简意赅地开列了研究古文字的准备步骤、考释与研究古文字的方法和戒律，宛如给新手写的培训手册。须加倍注意的事项，如偏旁分析法，则反复强调，贯穿全书。《导论》之后也有几种很好的概述古文字学的著作，却都缺乏对初学者的这种手把手的指导。而这种指导，对他们日后发展是极有好处的。有个学者曾多次对唐兰先生说，认识古文字，用不到半年工夫，但除此之外，无事可做。不知《导论》刊出后，他有没有找到可做的事情。
唐兰先生写《导论》，也很有些为国人学术争气的想法。当时很有些崇拜外国人所作中国学问的风气，而中国本土文字学缺乏理论的建设，与舶来的语言声韵学相比，就更为一般肤浅的人轻视。唐兰先生气愤他们“把自己的专门学者看成东家丘”，提出“我们要纠正这种错误，就得赶快把古文字学的基础建立起来，使它成为一种科学”。由此可见，他的确是有性格、有气节的人。现在更崇拜洋学问的人更多了，但我想在古文字与古史学这个小圈子里，的确如唐兰先生所说，异国人的水平还不到我们膜拜的程度呀。
唐兰先生一步步由《说文注》、《名始》、《殷虚文字研究》，转而写《殷虚文字记》，最终还是先写了《导论》，如上面所说，这主要是由于他个人研究逐渐摊开，且不断深入，一时间无法完成巨著所致。此外，一些客观上限制，亦逼迫他不能如遂初愿。当时一个最让他头疼的问题，就是出土资料未能及时刊布。他抱怨说，“中央研究院发掘所得，除了已发表的小部分外，深扃固鐍，局外人无从得见，而等他们的总发表，又遥遥无期”。我想这个问题并不是摆在唐兰先生一人面前的。如张政烺先生研究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虽有幸获得了一点新材料，但写文章时，又为用不用这些材料颇费踌躇。按照惯例，这些材料要在公开发表后才可引用，但届时不知何年何月。为了加强论证力度，他不得不在引用一点这类材料之余，花费笔墨来作说明和致谢。我想考古家也不愿自己获得的新材料朽在仓库里，所以在碰到历史家和其他学者的诘难时，他也很感到冤屈。但考古报告问世的费时，是不争的事实。排除一小撮葛朗台式的考古家外，这里面还有不少客观上的限制，如缺乏财力、人力、宣传渠道等等，或许也有体制上不畅的地方。可惜的是，现在《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都已出版，其他古文字著录书也林林总总，唐兰先生的古文字学七书却最终无法完成了。
最后，我还是盼着有一本书来取代《古文字学导论》。因为自它问世到今天近七十年间，出土发表的新材料之多，可能是从前学者所无法想见的。而如唐兰先生所谓“六国系文字，材料最繁杂。竹简早已亡佚……”之类的话，因包山楚简、云梦秦简等材料的出土，都可以更改了。如果有人立志来写这本新书，希望他仍然能在实用指南上花费力气，完成一本成书难、刻书易、而流行更易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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