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是上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异数。若干年后，若回首观照最近十来年的知识界，“陈寅恪热”可算一桩意味深长的公案。而曹聚仁在其著作于海峡两岸同时被禁三十余年后被重新发现、重新认识，不妨称作“曹聚仁现象”罢，似亦可与之齐观。曹氏著作煌煌四千万言，我涉猎很少，不惮浅陋，试模仿王国维三重境界说对其人格谈些个人的感悟。
近读曹聚仁之《北行小语》，该书系在大陆初版，收录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历次由港北上访问北京及内地时为新加坡《南洋商报》所写的行记。书的副题：一个新闻记者眼中的新中国，疑为三联书店的编辑所加。倒是很契合曹聚仁写作的本意。书中诸篇中，曹氏皆以“记者”二字来指代自己，且惯用作开篇语。我想曹氏不仅仅是在使用一个叙事者的自我称谓而已，同时也在努力强调其“看客”的“身份”。
在该书第一编《北行小语》的“前词”《从“客里空”中说起》中，曹氏借批判前苏联剧本《前线》中一个擅谎言与阿谀的记者“客里空”的典故，表明自己北行之目标与原则。他说：“我是一个绝对不带政治色彩，也不夹杂政党利害关系的记者，而我们的报纸，也正是不带政治色彩，不夹杂政党利害关系的报纸。……我今后要看，要听，而且要向海外侨胞作真实报道的。我知道我的观察也许有错误，但我决不歪曲事实。”这可以视作曹聚仁的第一层境界——所谓记者，所谓新闻人，所谓“看客”，当时刻警醒自己在恪守独立、公正、客观的原则下使用话语权力。
有人在评论曹氏另一部著作《文坛三忆》时曾将其比作《世说新语》，其实，《北行小语》也颇有汉魏六朝清谈的趣味。该书诸篇中多记叙北京各界名流轶事。一则，曹氏少负才名；一则，曹氏身份为中共高层重视。因此，曹氏有很多机会接触到诸如周恩来、陈毅等高层政要和诸如齐白石、柳亚子等文艺界名士。这种交往，不仅仅是采访与受访关系，倒更像文人雅士间的声气相求。比如某篇记载周恩来某日宴请诸人，黄昏时荡舟昆明湖，入夜即在颐和园中豪饮茅台。至于书中收录的简牍及歌诗唱酬文字，格调更是与日常所见的新闻稿大异其趣。
曹氏的笔法殊异于一般的新闻文体，却近似传统的笔记文学。往往闲处着笔，不露锋芒，但在看似拉拉杂杂的闲谈中，又频频有机智闪现，有哲思、有趣味。特别是占该书内容很大篇幅的有关北京人物、风俗的记叙，读之令人可依稀想见当日“冠盖满京华”的气象。至于憔悴者谁，则需要历史来作答了。
此可谓第二重境界：曹氏文章不可作寻常观，作者的文人才情、名士风度跃然纸上。明乎此，方能明晓其文字内在意味，个中曲笔。从而更好地理解当时社会风物，也包括曹氏本人。（曹氏记述历史的同时，不仅仅作为一个叙事者、看客而在场，他本身也以其鲜明的个性而成为文本中一个意义非凡的符号。）
第三重境界，可谓史家之境界。三联书店的编辑在该书的提要上有按语称：新中国成立伊始，海外多持观望、怀疑，甚或敌视、妖魔化态度，谣诼纷集。在此背景下，著名作家、学者以新闻记者身份，在1950年代，多次从香港北上，访问北京，并游历大陆各地，以客观、中立、公正的立场，深入报道大陆的社会巨变，产生深远影响。自称既不“反共”，也不“亲共”，而立求“知共”的曹聚仁，录其所见，记其所闻，存其所思，为后世留下珍贵的第一手历史文献。
老实说，提要颇见功力，但我却不喜“妖魔化”之类字眼，即便以反“妖魔化”的名义，实则也是落了“妖魔化”的窠臼。正如曹氏所坚称的不居于“反共——亲共”体系中任何一面或其反面一样，他选择的是没有先入之见的“知共”态度。非要说要有个立场的话，可能如其在《致李微尘先生书》中所表白的那样，他的看法乃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看法”。我私下揣测曹氏若知自己的写作被视作为新中国辩护的反“妖魔化”举措，恐怕也是不会认同的。因为，无论“妖魔化”或者反“妖魔化”事实上基于同一个逻辑前提，即将异见视为对自己掌握的“真相”的攻击，最终，反“妖魔化”实际上将等同于“反妖魔化”。
曹氏本人并非史家，他所最推崇的，并以之为理想的人物：房龙，在学者们看来，恐怕也算不得一位严格的史家。然而正是从早年读房龙的《人类的故事》开始，曹氏奠定了其虽非史家，却高于许多史家的史观。曹聚仁说，《人类的故事》的最大成就，便是把历史上的人物当作有血有肉的活人看待；每个活人，有他的光明面，也有他的黑暗面；不仅此也，每个活人身上，总是圣人和魔鬼暂住在一起的。?据李伟《曹聚仁与房龙》?曹氏后来写作《北行小语》时，写中共人物，写中共政权下的众生相，也正是秉承了这一理念。所以在他笔下，既看不到“妖魔化”，也看不到“神圣化”，有的只是时代风貌血肉鲜活地再现。所谓“知共”态度，即体现于此。比如他坦然附录了两篇庄惠泉所写与他感受迥异的行记以供读者参阅。庄氏眼中看见的是物质的贫穷，精神的困乏，而曹氏却于民族资本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等运动中，看到这个国家生机和活力。是非暂且不论。但是我想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庄曹二氏背景、身份、游历皆类似，庄氏所接触到的社会状况曹氏肯定不会不知，结论的差别只是在于以何种参照系，何种姿态，何种方法来看待现象。
曹氏在序言《自古成功在尝试》（胡适诗）中引曹氏本人回应胡适关于“苏俄政治实验”的信件时说：“今日之事，也正如先生（指胡适）所说的：‘许多少年人的盲从固然不好，然而许多学者的武断也是不好的。’先生正该组织一个北京考察团，邀一班政治经济学者及教育家同去作一较长期的考察。我相信先生是实验主义的大师，不容你否认这种政治实验的正当，更不容你以耳为目，附和传统的见解与狭窄的成见的。”言辞间的情绪略显激越，大概因为该信也是针对指其“亲共”的言论而作的答难。可见，曹氏的态度是尽可能客观的：对于新生之共产中国，何妨以实验观之，了解之，理解之？如果依常理将新中国比作一位襁褓中的幼儿，倒正应了他那句“将历史上的人物当作有血有肉的活人看待”。而庄氏之见未免以己度人，求全责备了。
曹氏的《北行小语》虽非严格的八股式的学术著作，但是他以历史的见证者、当事人去记叙其亲身所历、所感、所思，并且抱着“了解之同情”的态度，由此这本小书（三册行记的合集）具备了对历史有所“真了解”的不寻常意义。欲“真了解”1950年代之中国风貌，则该书不可不端详。前引三联版按语中将这本小书称为“第一手历史文献”之原因，我想也正在于此。
（《北行小语——一个新闻记者眼中的新中国》，曹聚仁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7月版，22．00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