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已九十五岁高龄的靳极苍先生，将“自两汉以来的所谓传、笺、注、疏、解、集解、集释等”，综合起来，提升为“注释学”，高倡之而又力行之，已为学界所熟悉。近又出《注释学系列丛书》，共十本，既以古诗文为主，又涉及鲁迅，《鲁迅旧体诗详解》即其中之一。不过这本书只详解鲁迅诗六首，并非全部。它跟早年所作《人间词话笺证》和《史记释例》合为一本，共计六万字。现只就《鲁迅旧体诗详解》谈点读后意见。
靳极苍先生的注释学，强调从文本出发，不能把原作没有的，强加于文本之上。像历代对《诗经·关雎》篇的解释，从“刺时”到“美文王，美后妃”等说法，就都是脱离实际的，“诗的词、语、句中全没有的，竟用诗外的传说、臆说解诗，何能服人之心，塞人之口?”（总序）靳先生用“三体会”、“三解释”、“四分析”的方法，去进行解读，而把解读对象规定为单词、单语和形象语言三个，特别指出形象语言是他最为看重的，绝不可缺席。这些意见都很好，能发人深省，给人启迪。在靳先生看来，诗无论多么“难懂”，都是可以解释的，我们只能深入钻进去。所谓“诗无达诂”是根本不存在的，若“依此出书，非错上再错不可！”紧紧抓住诗句本身和形象语言去解读，也就是本乎其内。只有本乎其内，才能出乎其外，比较准确地阐释出文本的内涵。这对一些人喜从外部去阐释文本的现象，无疑是有力的批驳。过去人们对鲁迅旧体诗的解读，就存在着从外部去阐释的现象，往往隔靴搔痒，去原意尚远。又特别是一些“笔法隐微，词语隐微”的诗，这种现象更常常见到。像《无题（大野多钩棘）》中的“大野”，靳先生解为“广大的旷野有许多乱水”，“鲁迅用《尚书·禹贡》‘大野’一词，就是指可耕的良田之意，所以用相反语‘多钩棘’以促成此意”，比起倪墨炎“辽阔的大地”、刘扬烈、刘健芬“原野”等说法，更切合原意。同诗第五句“下土惟秦醉”，靳先生解为“全国只有暴秦王?比喻蒋介石，多恰当?胡来乱来了”，似亦较他说为好。在解此两句时，靳先生再三申明；“不在用词之意上解词，是不可能解得适的。”“不体会作者，不体会作品，不体会语言形象，所解不合于作者，不合于作品，是难免的。”在详解《无题?万家墨面?》一诗后，靳先生又一次说：“一、我主张从诗句本身中找理解本诗的根据，反对以诗外资料为主的注释法。二、我反对只解单词单语而不体会存在诗中的形象语言……”这些，都可看作靳先生所极力主张的“注释学”的核心。
对《无题（洞庭浩荡）》的阐释，也许是这本书中最具有创意的一篇。过去的解人，大都从“阶级斗争?或路线斗争?的高度”去理解，“因而异乎寻常地没看诗句就把这首诗也看作是这样主旨的诗了”。靳先生不是这样，他在弄清了诗中主人公郁达夫那一时期的生活境遇以后，着重“体会作者写作此篇时的思想感情目的要求，体会作品如何表现作者这些的，体会语言形象是如何形象这些的”，从而做出这首诗“不是什么两派两阵的斗争，而是个人间的事。是和达夫移家杭州有关的事”的结论，即劝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解诗、解文要“本乎内”，无疑是正确的，问题在对“内”应有一个开放的解释，不可拘泥于单词、单语和语言形象三方面。靳先生说，他在解这首诗时曾有过迷惑，只是后来联系到郁达夫的生活境遇，才豁然贯通。这“生活境遇”就不是单词、单语和语言形象所可包容的，在解读时万万忽略不得。从接受学上说，它属于“内部研究”，跟“从阶级斗争的高度”去理解，根本不是一回事，注释学如何将其融入，应是需要认真研究的一个问题。
这部分“详解”中尚有可商榷之处。在解《赠邬其山》中，靳先生把那个日本人所见“中华”怪现象定格在“军阀政客”身上是不够的，应包括反动文人在内。靳先生把那些怪现象概括为四种，并用分号隔开，我则认为是五种，或甚至六种。颈联的两句主体词并不是一个。“所砍头”者显然不是“一阔脸就变”者，因为“变”前是不“阔”的，不“阔”就是普通人，连“砍头”的资格也没有；而“砍头”是原来就有——原来就“砍头”，只不过现在“渐多”而已，跟“阔”不“阔”无关。此其一。第二，“所砍头”者只能是权势人物，此处应实指蒋介石特务统治集团，而“阔”不“阔”者却可以包括非权势人物在内，像鲁迅在好几篇杂文中说到的一些御用文人即是。既然颈联指两种人，末联的首句就不是直陈而来，而是指另一种现象。当时战败的军阀也好，蒋政权中的失势人物也好，常用“下野”作遁词，表示自己心甘情愿。这些“下野”者可以是“一阔脸就变”者，可以是“砍头”者，也可以是别的人，比如一直“阔”下来的和不属于蒋介石特务统治集团的人。总之，这三句跟颔联的两句一样，每句说一种现象，相互之间没有从属关系。末句可以是另一种现象，也可以是对以上五种现象的总结，正如靳先生所说“妙语双关”，在这点上我跟靳先生是一致的。所不同者，是“假装信佛”的不一定是“忽而又下野”者，不“下野”者可以不“假装信佛”，也可以“假装信佛”。如阎锡山在中原大战失败后“下”了“野”，却没有“假装信佛”。靳先生似乎很在意标点符号的使用，但是如果此处所说每句指一种现象，那么，用那么多分号还有什么意义呢﹖不用逗号?靳先生称为点号，这是不合规范的?而用分号，只能使语气变得迟缓，而阻隔了诗意的表达。同篇中，靳先生既说“诗句本身就说明着各自人的形象，客观之极，全无作者之词”(79页)，又说作者“写这些人时的心情是悲愤之极的”，两个“之极”发生了矛盾。靳先生“注释学”方法中有“三体会”，包括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在内，可见后一个“之极”符合靳先生的本意，前一个“之极”则不符合。
还有些史实的错误，必须指出。鲁迅赴日是1902年，不是1903年(46页)。75页说鲁迅“悄然离京”时“不可能带着她”(她，指许广平)，事实是公然“带着她”。接着说鲁迅“从广东到上海安排好了住处，才又到北京，经几个月，才于当年冬带同许先生到上海结婚的”，就更错得离谱。同页又说：“1927年秋，他回北京，我们北师大邀请他来讲演”，则把演讲时间提前了两年。这些错误，本是容易发现的，靳先生撰此文时何不先查一下鲁迅年谱呢？
(《注释学系列丛书》，共10本，靳极苍著，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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