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看到多家新闻媒体对《红楼梦的破译》一书的报道才去购买这本书的。所谓“重大发现”、“红楼新说”之类渲染手段着实有吸引力，否则这本书我最多瞄上一眼，绝不会花上整整一天的时间来阅读。
读完该书后的总体感觉就是失望。书中确实提出了一些很是惊人的观点，比如《红楼梦》原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其叔叔曹頫以及作品的隐真问题等。不过，这一在媒体看来十分新颖的观点对略曾涉猎过红学的人来说早已没有什么新鲜感，因为同样的观点早就有多人多次提出过，其中包括笔者本人。
无疑，这是一部索隐之作，作者也有意强调这一点，并请同样为索隐派干将的许宝騤先生为之作序张目。与其他索隐之作相比，该书的特色在于更多地借鉴了考证派有关曹雪芹家世的研究成果，在索隐的方法上更为灵活，即不再坚持以往的张侯家事、明珠家事、吊明之亡等旧说，而是另辟新路，将《红楼梦》与曹家的家族史等同起来。作者抓住了考证派在方法、结论上的一些失误及《红楼梦》有关资料缺乏这一缺憾来做文章，确是很聪明的一招。虽然从表面上看起来，考证派与索隐派似乎水火不相容，但如果考证派将自传说发挥到极致，往前多走一步，与索隐派就没有多大区别了，这也正是考证派需要警惕之处。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开始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倾向，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则更进了一步。这样双方相互靠拢，就有了不少相同之处——撇开作品的文学性，将《红楼梦》视为人物传记或家族史；特别关注作者、版本以及作品内容与史实的对应关系——只是在具体论证方式上有所区别。索隐派喜欢对已有材料进行别具心裁的解读，同时借助拆字猜谜等方法。考证派则更注重新资料的发现和对已有资料的整合。有了这些不同，两者的发展态势自然也有差异，如果没有新资料的发现，考证派往往会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索隐派则不然，它们对新资料的依赖性要小得多，对原有资料的发挥空间要大得多，因而也就总是不断有新著出现。
自考证派成为红学主流之后，索隐派虽受重创，但是出现了新的变化，表现出顽强的生机。（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文化现象，值得深入研究，它对探寻中国人的文学观念和阅读思维当会有所帮助。）以此为界，可以将索隐派分为新旧两派。蔡元培无疑是旧索隐派的代表。新索隐派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于港台，以潘重规、杜世杰、李知其等人为代表。八十代后，新索隐派在大陆重新崛起。加之各路媒体的大肆炒作，呈现一派红火局面，其对公众的影响力甚至超过其他各派红学研究，比如霍国玲等人的《红楼解梦》就是如此。
新索隐派的研究者有很多变通，方式也更为灵活，它们不再将自己与考证派对立起来，而且还能主动吸收考证派的一些研究成果。同时，也不再拘泥于一些历史人物、史实与小说人物、内容的简单比附和对应。他们将更多的精力用在寻找小说原作者、挖掘作品的寓意上，因而与考证派红学的差异逐渐缩小。不过，由于将小说当传记或家族史来读的思维方式没有根本的改变，其结论自然又回到旧索隐派的老路上，往往自觉不自觉的将《红楼梦》当作了密电码或藏宝图，对作品本身的文学性则视而不见。尽管该书作者宣称自己找到了一种新的破译法，但根据其具体论证方式来看，似乎与其他索隐派的著作并没有根本的差别，比如近年来一直红火的《红楼解梦》，尽管作者不承认自己是索隐派，而是宣称在索隐派、考证派、评论派之外新创了一个解梦派。
在笔者看来，索隐派有两个致命缺陷：一是其无视文学创作的规律，将小说当作一部隐含政治历史信息的密码本来研究。作为一部大书，《红楼梦》的内容可供多角度多学科的开掘，历史学的阅读也是一种可以考虑和接受的角度，但索隐派只是着眼于作品与史实的简单对应，挖掘隐含的微言大义。前提有问题，结论自然就缺乏可信度。从《红楼梦》的内容来看，作者确实是有寓意在的，但对寓意的探求也要有一个合理的尺度，不能将每一个字词都看作隐含着无限玄机的迷宫，进行过度阐释。
再者，索隐派对小说作品及历史材料的阅读理解与一般人往往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该书作者就能从敦敏、敦诚、张宜泉、明义、永忠、裕瑞等人的诗文中读出曹頫的踪迹，从作品及脂批中找到作者是曹頫的内证，而一般人根本是读不出这一信息的。这是由于索隐派完全按自己独特的理解来处理有关资料。如《红楼梦的破译》后半部分“破译”得更是玄妙：贾宝玉不仅是玄烨、曹頫的幻象，同时也是石头的幻象；林黛玉是石头真性的幻身，又是曹頫真性的幻身；薛宝钗是李玉钗的幻身；凤姐是曹 的幻身，也是雍正的幻身；探春则是曹 的另一幻身，如此等等。笔者相信除了作者本人以及极少数的读者，多数人根本弄不懂这种复杂的幻身安排法。笔者没有看懂，就连写序的胡文彬先生也觉得“有些过于‘玄奥’”。按照这种破译法，《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小说都可以读出具有轰动性的结果来。初看这些论证好像很有道理，但细细回味，满不是那么回事。《红楼梦》的作者问题因资料的缺乏，确实还有不少可探讨的学术空间，但探讨应该建立在基本共识的前提下，即你所使用的材料和对材料的解读必须和一般人的理解一致，即使有差别，但也不能相差过大。否则其结论自然无法为别人所接受。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作者在书中拿当年胡适与蔡元培的争论来做开篇，对胡适指责较多，并使用“弄虚作假，欺世盗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等字眼，摆出为蔡元培鸣不平的姿态。这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不符合历史事实。对胡适、蔡元培当年的论争，学术界研究较多，而且看法也较为一致，并不是像作者所说的职业红学家不去打假，而是无假可打。胡适的红学研究在具体结论上无疑有许多可商榷处，但非弄虚作假者可比，其研究动机更不是为了以批评蔡元培的方式来出名。而且，胡适与蔡元培的关系一直不错，并没有作者所说的那么紧张。将胡适说得神乎其神自然不好，但只看到胡适具体考证上的一些疏漏，而看不到其在红学研究史乃至现代学术史上的巨大贡献，同样是失之偏颇。
由阅读该书笔者还想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新索隐派多为非专业人士（这是与大学及研究机构专门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人员相对而言的）。如该书作者即是一位金融业人士。其他如《红楼解梦》、《红楼梦真相》的作者也是如此。之所以刻意强调这种区分，乃是因为尽管这些业余研究者有些也有着学者身份，但一个学科有一个学科的规范，特别是文学研究与一般的人文社科学科还是有着较大区别的，这可以从他们的研究往往从历史着手而忽视作品的文学特点这一共同点上表现出来。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并不是说红学是专业研究者的专利，但进入这个专业领域无疑是需要一些条件的，最起码是对学术规范的遵从。专业研究者也会出现这类问题，但毕竟要少得多。虽然业余研究者的精神值得称扬，比如《红楼梦的破译》一书作者为写作该书就用了数十年之功，但令人遗憾的是，其所取得的成果往往与所付出的巨大劳动不成正比，尽管这些作者都表现得十分自信，相信自己有新的突破。
另一个同样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业余红学家的成果面世后，往往是媒体炒得热火朝天，学术界则表现出奇的冷静。原因很简单，后者觉得前者的研究过于荒唐，缺乏对话的基础，不愿进行评论。这种“傲慢”的态度往往又容易引起公众的误解或不满。这种情况此前已多次发生。对业余研究者来讲，花一些时间在学术规范上多下功夫，使自己的研究建立在科学规范的基础上，并非多余。否则，红学新说三天两头出现，媒体虽然炒得热火，但并未在研究上形成良性积累，反而出现混乱的局面，这恐怕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
(《红楼梦的破译》，孔祥贤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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