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东方西方，对历史的叙述总是以“分开”为第一座里程碑的。盘古分开天和地，耶和华分开光与阴。盘古分完了就回姥姥家休息了，而耶和华分上了瘾，大秤分金银，小秤分鱼虾，始终在那儿孜孜不倦地“分田分地真忙”着。一部圣经，充满了上帝他老人家的“吩咐”，神与人要分开，好人与恶人要分开，人与兽要分开，兽与牲畜要分开，马牛羊、鸡犬豕都要分开。特别是“绵羊”与“山羊”，上帝在《以西结书》等伟大篇章里多次指示一定要分开，否则大概就会有路线错误、海外关系复杂、阶级立场混淆、支持恐怖主义、集体乱伦以及流氓群奸群宿之嫌，是要遭受末日审判的。这种“分析”思维二十世纪以后不但影响了整个中国哲学，连中国文学也必须不时做出回应。冰心女士写于１９３１年的著名小说《分》就是一个绝好的案例，而大约七十年后懿翎女士推出一部精心耕作了五年的《把绵羊和山羊分开》，则令我们对历史的分合戏法获得了一种别开生面的理解。
小说主要不是写羊（提醒书店和图书馆勿将此书放到畜牧业类），只在第七章涉及到羊瘟疫时提到“不分绵羊山羊”，一律注射疫苗。小说的主体故事是一个人称“小侉子”的十二岁的“知青女小鬼”，在几年里与她的中学数学老师江远澜之间的奇异恋情。作者后记中说自己“不敢面对江水永远不息的波澜——昨天的历史。”这句话精心嵌入了“江远澜”三个字，表明作者是要通过江远澜来回顾“昨天的历史”。这是从“文革”时代跋涉过来的人的一种普遍“情结”，他们想分清“文革”时代与现今的时代，想分清今天对“文革”的“认知”和所谓“文革”的“真相”。然而正如歌德《诗与真》所昭示的，我们很难分清什么是真的历史，什么是我们对历史的诗意想象。懿翎这部小说大量采用了虚与实的错乱叠置，这不应仅仅视为写作技巧，这同时就是我们今天对那段历史的“认知”实况。小说所写的年代，属于“文革”后期，政治激情退隐、民间情趣活跃。作者穿插了大量生动的雁北方言和风俗，但是这些无助于历史状态的“保鲜”。读者经常能够感到，经过了“现在”遮蔽的“过去”并不真实，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作者的情感。例如第一章中对朝鲜电影《劳动家庭》的评价，“节奏比羊拉屎还要稀松”，朝鲜姑娘“瘦的懒得形容，胖的像布袋装冬瓜”，这很难说是当年的感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朝鲜电影不论战争片还是和平片，在中国城乡都十分受欢迎，而朝鲜影星也被认为是美得如苹果一般，许多影迷至今都会唱朝鲜电影插曲，那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韩流”。第八章中有一句“宣布喜城中学教师体育锻炼暨驳斥东亚病夫工程正式开始启动”，这显然也不是七十年代可能造出的幽默，而是九十年代典型的“孔庆东式的空山疯语”。还有第十六章的那篇闹剧作文《春天》，也不可能出自学生之手，那是只有才华横溢的作家才能精心“构建”出来的。以主要叙述者小侉子当时的年龄和身份，许多看法和细节都明显“失真”，或者说，十二岁的小侉子的脑海中，隐藏着一个四十岁女作家的“倩女离魂”，小侉子自身形成了一个“复调”。当年的小侉子，有时表达的是当今的“我”；而当今的“我”，又分不清自己是不是小侉子。小说由此透露出几分“魔幻现实主义”色彩。而我们知道，当代作家韩少功、莫言等人在写作“文革”背景的作品时，也不谋而合地采用过魔幻手法。魔幻一方面有助于分开“绵羊和山羊”，另一方面也会使二者的界限愈加模糊。
小说魅力十足的结构是小侉子跟江远澜之间的“忘年畸恋”。这一畸恋在魔幻神奇不可思议之外，颇富象征意味。陈景润式的“数学白痴”江远澜是纯真、高洁、知识、理想等等彼岸意义的代表，而顽劣、任性、美丽的小侉子则是生活本能的此岸意义的代表。前者对后者进行启蒙的过程，表面看似失败，实际却影响深远。有趣的是，纯真的江远澜早早死了，他在死前号称强奸过小侉子，却没有真正做过爱。而作为诱惑者的小侉子却生机勃勃地活下去，一直走进了新时代。她大学毕业，结婚生子，当了科长，坐着飞机回去寻找江远澜。小说结尾，在江远澜典型数学家式的墓碑前，小侉子对江远澜的前妻高声宣布自己与江远澜“做过一千次，一万次的爱，他棒极了。”象征在这里达到了极致，失败的启蒙竟然在人欲横流的时代再度焕发神采。后记中作者叙述回到故地，来到一位当年的老师“寒伧破旧的小屋时”，发现老师用的茶缸还是三十年前的。这里又一次颠覆了把两个时代分开的企图，进步与停滞，莫非也是难以分开的吗？
小说的另一个奇异之处是江远澜的数学家身份引出的通篇数学色彩。对具有“纯粹”和超脱意味的数学的专注，恰好表现了对现实生活的逃避和误读。当年的小侉子从“情爱”的角度来看，并不“爱”江远澜。小侉子是从江远澜那里获得了对自我价值的认知。小侉子与江远澜的叙述对位，很像鲁迅《孔乙己》中的叙述者——酒店小伙计与孔乙己。如果没有小伙计的视角，孔乙己就完全是一个可笑的书呆子。孔乙己只有跟这个小伙计才有一点点沟通。而江远澜与小侉子也是通过数学在一个另类时空里达到了沟通。与字里行间的数学公式和符号相呼应，整篇小说的“超文本”性质非常突出。每一章前面的人类古代文明符号和每一章中间的插图构成了神秘与世俗的两极，而封面上凸起的设计也处处暗示着“分开”和“挣脱”的渴望。小说尾声中说，这是“为了忘却的纪念”，其实我们也可以把作品看成是“已经忘却的纪念”。小说越写就越让人感到，当我们试图撕裂时，自然的疼痛会告诉我们，那是分不开的。小说写到了百分之九十，就要收尾的部分，作者忽然在第十八章的中间改变了人称。“我”不见了，只有一个第三人称的“小侉子”被推到了摄影机的尽头。时空隧道霍然关闭，聚光灯下，是今天的作者和我们，“沾沾自喜成为一只城市的老鼠，俗不可耐地过着苍白苍老的生活”（《后记》）。也许历史和童年就是不可还原的，今天和昨天、绵羊和山羊，是上帝也无法分开的，它们的区别和意义，连同那上帝老儿，都来自我们的创造。
（《把绵羊和山羊分开》，懿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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