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下旬，我到香港中文大学作学术访问，才得悉当月11日无名氏在台北辞世，享年86岁。我和无名氏并无私交，本无可置喙。只是想到二十年前他离大陆赴台定居之前，与他曾有一面之缘，大概也是最后一次接受内地媒体的访问，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如今得知他仙逝，也颇伤感。记得当时也曾有过写一点介绍他的文字的意思，却因他再三诚挚叮嘱不要公诸于众而作罢。现在这些尘封已久的往事，竟又鲜活地浮现在我眼前，正好借此表示我对他的怀念和哀悼。
1982年7月，我到江南几个城市访问组稿。到了杭州，我的老友、评论家高松年问我：愿不愿意去看看无名氏。他说，他与无名氏有多次接触，这个人不错。他希望我能为改善他的处境作些呼吁。那时文坛正像发掘地下文物一样，悄悄地把这个为人们忘却了三十多年的作家无名氏重新介绍给读者，且还不是公开的，明明白白的，而是在一些内部报刊里零零星星地提到他。有一个省的作协编了一本内部参考的读物，收有无名氏几篇中篇代表作《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等，很引起文学界的注意。但这一切都给人一种小心翼翼、欲言又止的感觉。究其原因，一方面显然是因为感到无名氏的政治面目、政治态度非属“吾类”，另一方面也因为他的作品与几十年来大陆流行的主流文学完全是两回事。所以，在介绍他和他的作品时，人们好像在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似的。
但是，我当时却有一点“自由化”，觉得见见又有何妨!而且我自己私心里多少还有点好奇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怎么可能在一种绝对秘密、又几乎没有发表可能的情况下，连续写作大量作品?于是，松年兑事先约定了无名氏，和我一起来到杭州湖墅华光桥河下15号访见了他。
这是一座老式的民居，原来可能是一家大户人家留下的。现在一个院子里住了好几户。进门是座花园，有一方水池，桂花树，月洞门，假山……只是有点久无人收拾的颓败景象。无名氏就住在抄手游廊旁的厢房里，椽柱的木头坚实油亮，显然是有年头的老房子了。室内陈设却极简陋，除了床铺桌椅，看不到有什么藏书、衣物和别的装饰，一派清贫的样子。
无名氏戴着一副眼镜，瘦怯怯的，很斯文温和，说话轻声细气，给人诚恳的感觉。他长得比较年轻，看似五十岁左右，实际却已六十六岁了。我们谈了将近两个小时，我觉得他把过去和现在，生活经历和目前的心情，都很坦然不加掩饰地告诉了我。
他说，他出生在南京，祖籍是山东，1946年起先后与老母一起定居在杭州。与林风眠、赵无极等大画家是好友。他在1949年前出版过十部书，约计160万字。1949年后，出版了五本书，都是偷运到境外去发表的。四十年代初期，他与抗日的韩国光复军有密切联系，当过上校宣传科长。其中一个原因是想收集创作素材，如朝鲜革命者李奉昌行刺日本天皇事件。他还结识了著名抗日将领、光复军参谋长李范爽，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晚上听他讲自己的传奇经历，后来据此写了《j匕极风情画》。他还先后在新蜀报、扫荡报当过记者。有一次，因为批评防空司令部，受到陈布雷的责问。1939~1940年间，在图书审查委员会工作过一年多。他对共产党有过帮助。那时，作家孔罗荪常要送审稿子(《抗战文艺》)，他总是给开绿灯(“通过”)。与新华日报记者刘述周(五十年代曾任上海市副市长)也有往还，刘离重庆去苏北前，还专门请他吃过饭。皖南事变发生时，他写过《雾城一日》，帮新华日报报道了事态真相。
他说：“我那时和左派接近，对国民党不感兴趣。”
后来，他当过真善美出版公司总经理，直到1952年这个公司结束为止。以后，他再也没有在任何单位做过任何工作。1958年，有一天半夜12点，公安局忽然来人到他家搜查，然后他被送去蹲了37天学习班。原因是“莫须有”。1960年，他又被遣送去“光荣支农”，在农场劳动一年多，每月发13元生活费。他写过一篇关于市商会历史的文章，两万多字，在浙江省政协编的《文史丛刊》上刊登。1966年8月，“文革”发生，被抄家，家里的书都被抄走。他说：他“采取拖延软磨的对策，总算把手稿保存下来了。”因当时社会动乱，他预先就把稿子转移隐藏起来。1968年6月30日，又被“拘留”了一年零三个月，戴上了“反革命分子”帽子。起因是受一位朋友的株连。那位朋友想偷渡去澳门，到他家住了二天，经他劝说，终于打消了这个想法去了上海；1978年平反。他总结这段生活，说：“不堪迫害。”
此外，我把他在1949年后的岁月，戏称为“隐居生活”，他似乎并不反对，并且显得活跃起来，像有一种胜利者的喜悦流溢在他的脸上。
他说：那些日子里，他几乎随时要应付检查、逮捕，所以心理上有充分准备。最重要的是非常用心收藏自己的手稿；注意和邻居的关系相处得好些。邻居们也很奇怪，看他老不上班工作，躲在屋子里写写弄弄。他就推说自己在养“肺病”。邻居们对他也还谅解。1977年，他的老母去世了。其间，他曾有过一段婚姻，妻子原是他的表妹，也是义妹，后来因为他成了“反革命”，分开了。
他说：在当时情况下，对未来，对生活是很渺茫的。写作成了自己惟一的精神寄托，“也就不感到空虚了”。“一个人做事情能够成功，自信心占百分之五十，还有百分之五十是靠外界来证明的。我自己既然献身文学，就准备劳碌一生，即使无所得，甚至被误会，也在所不计了。”
他还说：“我每每写作开了头以后，就会像女人奶水涨满那样要喷涌而出。这时如若不让我写就会受不了，像是在强迫自己去写。作家这时被艺术所支配，所控制，成了艺术的附庸，创作的快乐超越了一切。写了一段自己满意的文字，那时的高兴是无法形容的。至于创作对国家、对民族的命运，等等，往往是在写作之余，或在写作之前，才想到的。”
他说到这里，不免带着一点自嘲的口吻说：“美国人很奇怪，为什么无名氏的书，竟然可以在共产党管辖下写出来，在国民党那里可以发表出版。这就是因为我追求的是艺术。艺术是很严肃的，是要用451flt、用汗水写就的，是要把生命献给它，是像生者和死者在交谈对话。”他认为像巴尔扎克这样一些大作家大概都是这样的。当然，像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在艺术上是有缺陷的，但在精神上、道德上的感染力量是很大的。他说：“我们接受了西方人那么多东西，我们也应该献出些，为中国人争点气。我参加这个(文学)队伍，希望做个小卒；我写的，只是一种探索，也可能是失败的。”
无名氏就这样在六七十年代坚持秘密写作了大量作品，仅1956~1960年间，就写了130万字，其中一部分偷偷运送到香港，交给他二哥、国民党中央委员、老报人卜少夫。因此，无名氏于1977年到1982年离开大陆之前，在香港、台湾出版了五本小说散文杂感书信集。他还写了《无名书》六卷，他说：“这书将来出版是我的一件大事。”
我一边听他的叙述，一边却联想起一个思索已久而寻找不到答案的问题，那就是，在某些政治专制、言论不自由的社会环境中，仍会出现一些秘密写作的作者，他们并不追求作品马上能够发表，更遑论名利的诱惑(如现在所谓为了某种奖励或权位写作)，只是想将自己心中积蓄的感情，胸中的块垒，思考的结晶，……书写下来，成为历史的见证，历史参与者的证词，甚或这些作品只是一种不可抑制的强烈的艺术创作冲动而形成的。这说明暴政在有些人面前是很孱弱的，它不可能使所有人都沉默，更不可能使所有头脑都停止思考。然而在中国这种现象却是寥若晨星。那么眼前这位无名氏是否可算作这类异数呢!因为他写的作品与当时流行的主流意识形态、文艺思潮和作品是完全不相干的异端，而他却要冒着生命危险，坚持不懈地写作，这样的精神和事迹在大陆文坛确实是不多见的。
当然，我当时并没有把我的想法对他直说。然后，他继续谈到“文革”以后，他的命运有了转机。1980午，统战部门找他，邀他进文史馆。后来省里又找他，请他吃饭，表示过去对他不够关心，还说，“委屈你了。”又说：“你也有弱点。”领导部门找他，主要显然是看重他的海外政治关系，而不在于他的文学成就。无名氏是个聪明人，所以特别明白表示：希望关于他的事不要见报，他也“不拿政府的钱”(指工资或津贴)，也不参加社会活动。要他公开发言表态，请容以后再说。他只要求能出版他的书，允许香港多寄一些书给他。后面这个要求后来很快就解决了。1981年9月，省里原要他当省政协委员，后又改为文史馆员。他对省里说：“我仍保持中间路线。我希望不要损坏我的形象。如果我与你们一样，就没有作用了。过去中间人士两面不得罪，两面不讨好，很苦恼。现在情况有改变。既然海外有中间人士，这里也可以有像我这样的人，说话办事更通情达理，打动人，起到可以起的作用。”
他还解释说：他在1949年后没有参加任何工作，因为有顾虑，怕挨整。后来不幸言中。
对于他的这些解释，我既相信是真实的，但也有一些保留。我总觉得他从内心深处并不认同现在的政权。因此，他在将近三十年的漫长岁月里，宁可清贫度日，间或靠海外兄长的接济，或妻子的微薄工资收入糊口，而不肯到社会上去做任何工作，甚至在“文革”以后，仍然如此，声称自己“不拿政府的钱”。这是否出于政治上的清高，“不食周粟”。这当然只是我的一种猜测。事实上，他对省里官员、甚至对记者如我的面前说的表示对共产党友好的话，未尝没有应付的成分。即使这样，我以为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话私下说说也就罢了，他是绝不愿意公开见报，传到港台方面去的。
我们谈话时间不短，谈得也很融洽、轻松、愉快。他觉得我还是比较容易亲近的，他乐意与我聊天。辞别了无名氏，出得门来，高松年兄对我说：“他今天很放开，说得很多，以前没有对我这么说过。”
后来，我回到北京不久，忽然收到他的一封信，云：
丹晨同志：
上月晤谈甚快。
有一事那晚忘记奉告。当时您关于我谈话的记录，如作内部参考，无妨。万一公开发表一部分，无论在“内部通讯”或在“文艺报”，我所谈的有关政治部分，请勿发表。(最好只限于文艺方面)。又，我现在文史馆挂名，亦乞勿发表。
费心，谢谢。颂
好!
卜宁 82、9、30
卜宁，就是无名氏的真名，又名卜乃夫。他还有两个兄弟，卜少夫、卜幼夫都在港台。我看了信后(他在两处“请勿发表”下都划了一道着重线)，当然尊重他的意见，而且也还理解他的处境，所以索性连政治以外的内容也都只宇不提，就这样搁下了。这年年底，听说他到香港去探亲了。以后又听说他去台湾了，还发表了批评大陆的“反共言论”。
1984年，我到香港访问，遇到一位亲国民党的企业家，谈起她对作家文人历来都很尊重，忽然主动提起无名氏，说，“我对他就不感兴趣。”原因就是他到台湾初期的表现。但我仍然不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直到这次他去世，我读到香港刊物上的一篇资深记者写的悼念文章，记述道：“卜乃夫于一九八二年移居香港，随后即以反共作家的身份赴台定居，他抵达台湾时受到英雄式的欢迎，这是他人生最璀璨的时刻。历经寒霜风雪，他终于获得了肯定，他又重新提笔，但随着台湾的逐渐开放，他的反共八股却在时代潮流中慢慢退去，他的孤寂是可以想象的。”至此，我却不免升起一种深深的悲哀和感伤。无名氏无疑是一位天分很高的作家，而且是很有个性、主见和追求的作家，他的传奇式的一生，使他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薄纱，朦胧而使人看不真切，真个是“身后是非谁管得”，幸好，他留下的大量著作将会说明一切。令人惊奇的是，从他离去二十年后的今天，大陆已公开出版他的主要著作多种。六卷《无名书》也已全部出版，还有学者写的评论、传记，作为国家出版社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刚出版了他的晚年写的散文集《在生命的光环上跳舞》。
世道真的变了!经历了荣辱毁誉、大起大落的八十六岁老人无名氏辞别了这个世界。神秘的大幕沉重地落下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