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的学术传统中，以研究文字、音韵、训诂为主旨的／(小学”，既是问学者必须首先学习的功课，又是求知路上不可或缺的工具。很多时候，“小学”造诣的深浅，是可以用来衡量和评述一个学者学术水平的高低的。一部著作，完全没有“小学”功底的支撑而能有所成就，在古人那里，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如此重要的一门学科，在历经两千年的发展后，必然地会产生许多相关的著作，于是，人们会用“浩如烟海”来极言其丰富。可是，这种比喻虽说形象，但终究还是不能让我们深切而具体地了解、认识“小学”著作的整体状况，研究者是不能在这四个字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探讨的。因此，书目的著录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前人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进行了不间断的努力，只是限于条件，其成果不能让今天的学者感到满意罢了。如《四库全书总目》，收录“小学”类书二百余种，《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有近一千种，《中国丛书综录·子目》“小学”类也有一千多个条目。1995年出版的《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文字学门》，收录各类小学著作1958种，3353部(含复本)。在这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此书都是学者们对“小学”进行全视角观察的最重要的基础资料。
现在，又一部小学书目摆在了我们面前，这就是由湖北省图书馆阳海清、褚佩瑜、兰秀英三位先生编著，2002年10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字音韵训诂知见书目》(以下简称“《知见目》”)。该书共收录各类小学著作4813种，12067部，仅从收书数量上看，已远非既往书目所能望其项背了。
知见书目是很难编得让人满意的，尤其是“知”的部分，更是非一般人所能措手。首先，如何去“知”，才能不致遗漏甚多，编者是要花费巨大努力的，在这一点上，《知见目》应该是能让读者满意的。其次，更重要的是，如何处理“知”，以及“知”与“见”的关系，对于本书而言，一部专科目录，又如何“辨章学术，考镜渊流”?
翻开这部装帧精美的书目，首先就会为“编例”的严谨所吸引，特别是有关“版本”的部分，充分显示出编者良好的版本学素养。其中有几点是值得多加关注的。
“编例”第十二条：“一书有多种版本者，按年代或时期先后排次。”单看这一条，会觉得很平常，因为现在一些书目基本上都是这样做的。关键是不同于一般书目的第十三条：“影印、影抄、影刻之本，若可查知所据底本者，均置于其底本之后……一书凡属同一编者或同一渊源之丛书的不同版本，以及一书出自同一出版者的不同版本，原则上以源相聚依时顺排。”
于是，在这部书目中，我们会发现一些书的明、清甚至更晚出的本子置于宋、元本之前的情况，完全不同于常见的按宋、元、明、清机械排列。与习见书目区别更大，让读者更为意外的，可能是“一书出自同一出版者的不同版本，以源相聚依时顺排”。少有书目会注意，并积极去处理这个问题。可以想见，《知见目》的编者有很强的古籍编目经验。因为，只有长期从事古籍编目的人，才会认识到，同一出版者，尤其是晚清民国如扫叶山房、同文书局之类书坊所出一书的不同版本，多数情况下是同一版的不同时间印本，后印者较先印者在内容上或许会有些增、改、修订，在版本形式上或许会有些变化，如由“影印”改为“剪贴缩印”，但在“版本”上，仍然属于—种同源。《知见目》将同一出版者所出一书的不同版本集中处理，从功用上考虑，方便了研究者进一步厘清某书的版本渊流，从目录学的角度观察，则是有典范意义的创举。
另外，“编例”第七条有一个括注，既充分体现了编者治学态度的严谨，又恰到好处地表现了本书作为“知见书目”的特点：“明代及其以前刻本，凡一书之版本著录为某朝刻本者均非同版，清代及其以后者则或非同版。”“明代及其以前刻本”，应属善本，今多著录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众所周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中体现了当代版本学的最新成果，其鉴定一般而言是可靠的。该目中题“某朝刻本”的书，编委会都曾调集原本，或原本照片进行过比对，因此，“一书之版本著录为某朝刻本者均非同版”。《知见目》所著录的“善本”，不少取资与参考《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故而会有如上说明。“清代及其以后者”，或属亲见，或屑传录，数量极为庞大，一一比对，势元可能，故予申明“或非同版”。
《知见目》并不是简单地将数千种书罗列在一起。虽然本书不附提要，也非一般所言的“研究”型著作，但编者的学术见解随处可见。
首先，《知见目》通过对附注项的合理使用，精炼地表达了编者对于所引用资料的看法。
从书后的“参采书目文献举要”可以看到，编者参考了大量历代书目(题跋)。我们如果将这些书目分为“新”(当代)的、“旧”(古代与近代)的两部分，结合正文附注项，就会发现，编者对这两部分书目是严格区分开，分别予以使用的：(一)在有“新”书目／资料可供选择时，首先甄选使用；(二)必须引用“旧”书目／资料时，如《千顷堂书目》、《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贩书偶记》等，注明出处。
编者的意图很明显，版本学是不断发展的，基本代表今人的研究成果的“新”书目／资料，是可以给予一定信任的；更重要的可能是，“新”书目／资料的运用还隐含了这样一个重要信息：这些书目著录的资料当前是存在的，读者是可以寻根溯源找来利用的——毕竟不可能标明所收各书、各本的完全的现存处所。而“旧”书目／资料，正如“编例”所言，“存佚罔知”，版本著录也不一定正确，只能偶一采用，“注明所出，以供参考”。
其次，除影刻、影抄、修补等予以揭示外，在著录版本时，《知见、目》不采用诸如“重刻”、“翻刻”之类的术语。
版本学上对“重刻”、“翻刻”是有其严格定义的，即使是像李致忠先生这样的版本学大家，在其《古书版本学概论》中，也一再强调“重刻与翻刻(覆刻)意义相近，容易混淆”，“没有确切的把握，不能随便运用重蓟本的概念”，“著录古书版本时，对‘翻刻’概念的运用，要严格掌握。在没有原底本对照审核的情况下，不能轻易著录为翻刻本”。可是，在现在的某些著作、书目中，随意使用“重刻”、“翻刻”概念的情况比比皆是，这显然是有违版本学最基本的严谨精神的。作为知见书目，《知见目》一般只使用“刻”的概念，无疑是最为恰当的。
当然，因为前辈学者经常使用这两个名词，我们在引用前人说法时，是不能按现在的理解妄加更改的。于是，在《知见目》中，也会出现如“明翻宋书棚本”之类的语句。但是，《知见目》中这类语句只出现在相应条目的附注项中，表示是引用旧说，版本项里是没有的。编者的谨慎可见一斑。
第三，通过对版本排列顺序的刻意安排，表明编者对某书版本源流演变的看法。
最显著的例子是《广韵》。通常认为，《广韵》有繁、简两个版本系统，繁本题陈彭年等撰，有宋本传世，简本不题撰者，有元本传世。在这两种本子孰先孰后的问题上，学者们的意见不是很统一，有人认为先有简本，繁本是简本的增订本，也有人说是先有繁本，简本是繁本的删略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取前说，罗列条目时，简本在前。《知见目》根据语言学家的意见，视简本为繁本的删略本，先列繁本，再排简本，应该更为合适些。
以上是个人在阅读《文字音韵训诂知见书目》后的一点心得。笔者不通“小学”，更多的是从目录版本学的角度关注《知见目》的成就，挂一漏万，相信“小学”研究者是可以从中获得更多有益的信息的。
(《文字音韵训诂知见书目》，阳海清等编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1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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