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陈梅龙执行编纂的《上海机器织布局》(盛宜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六)，共辑录、考订了盛宜怀书信、函电、奏稿、文札、簿记等珍贵档案资料七百余件，近五十八万字。这是中国近代史史料建设的又一重要成果。
上海机器织布局是近代中国第一家“官督商办”棉纺织企业，在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工业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织布局的资料，以往虽曾有搜集，但由于种种原因，还显得十分缺乏、零散。新出版的《上海机器织布局》一书对织布局的创办经过作了详细披露。开篇的第一则史料《黎兆棠致盛宜怀函》，足征织布局的创办始终控制在北洋集团手中。
此书不仅使我们对织布局的人事转换及其原因更加清晰，而且在其资本筹措、场屋建设、地址选定、购料建工等有关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大量信息。
1893年11月，织布局开工生产仅三年后，即因清花车间起火而遭致全厂焚毁，损失惨重。李鸿章札委津海关道盛宜怀赴沪规复。据悉，在12月初，盛宜怀便“已集商股银三十万两，并蒙宪台面谕，将各局闲款附搭官股银二十万两，不分官商，均作股分，一律派利”。可见华盛是有官股的。盛宜怀到沪后“拟就织布旧厂墙址烟囱建造一层楼，并就原有之五六百匹马力机器锅炉，装置细纱机七十张，约二万五千左右锭子，先行纺织，……并另选清花轧花厂一座，钱房数座，总期来年六月出纱”。这些资料反映了盛宣怀规复华盛的具体思路。盛宜怀一边建厂，一边又推行“限锭四十万，布机五千张”的主张，以期在继续实施北洋集团对棉纺织业垄断的同时，又能给集团中的一些人，当然也包括着自己和家族以办厂的权利。《上海纺织公所华商上李鸿章禀》是迄今最完整反映这一计划及设厂范围、规模的材料，十分明确地指出了十个厂的名称，设机的数量、规模及地点，有助于解决对这一问题的争议。
洋务企业的重要特点就是严重的官商矛盾。“官为扶持”既给洋务企业的兴办提供了条件，但同时也给洋务企业的发展造成阻滞。《上海机器织布局》对此有比较多的披露。《布案驳议》就是其中很有分量的一篇。这篇出自经元善之手的驳文是这样写的：“龚道(即龚寿图)禀称入股五万四千两，查账上只有四万两。……龚道禀名谄附阿私，希图侵蚀，又将觊觎其后，不知所指名谄附者何人?若谓谄附郑道(即郑观应)，则名方且禀请严札饬催。……尚有何事可以觊觎哉?”其他如《赵吉致盛宜怀函》中所揭示的：“在唐某(唐霖溪)架词捏禀，希图狡展，而莫公(莫祥芝)不卜，因何与阁下势不相能”；如《薛福成致李鸿章函》所揭示的：“龚如在局，恐又致散场，最妙莫如撤去，否则假以事权”等，均无不表明织布局内官对商的挟持、欺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华盛建立以后，盛宣怀秉权于一已，为规避风险，屡施招商承包。承包商马裕贵“冤单”披露：“未包以前，面禀督办、总办，厂中务需预备三个月零星物料始能接手，及至接手，察看机器动用器具，无一齐全，无一应手，……乃为此大声疾呼，而京卿仍置若罔闻”。这些则从另一个角度揭露了官对商的侵夺，有利于我们认识甲午后官商矛盾的新发展。
华盛建厂以后，盛宣怀是如何一步一步将企业演变为个人私产，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但限于资料，总语焉难详。《上海机器织布局》为我们提供了探究的又一把钥匙。其实早在织布局初创时期，盛就采取假公济私、偷梁换柱的手法，以矿务局的抵押公款，转换为自家钱庄的私款，楔入织布局而成为股东。其心腹赵吉的密函就道出了其中的奥秘：“机器局一事，尊意拟将四万两尽作股分，高见极是……一则将来可推入公款，不致大受亏损，二则我将此四数和盘托出，既归彼局(指彭汝琮之后的纺织新局)之股，若彭姓纠缠，彼局必帮我拒彭。”织布局火烧后，盛宣怀奉命规复，其父盛康就想乘机举为总办。他在给盛宣怀的信中有这样的话：“我年届八旬，精力尚健，汝系现任，万不能抽手，中堂如见信或委我会同商办，汝意以为然否，此话外间切勿响起，存而不论可耳。”后来盛宣怀委堂弟盛宙怀(字荔荪)为总办，但权力和股票始终控制在自己手里。他与盛宙怀的那些联号信及不断发生的股票转换都足以证明这一点。不仅盛宣怀的举动，从他老婆庄畹玉的信函中也可看出他们已把华盛(当然包括它的后身又新和三新)当作盛氏私产：“现今华盛你在家时只晓得折去五十一万，据永珊(盛宣怀外甥)、永韶等俱说结来共要折六十余万，想荔荪如此糊涂，由别人瞎闹。……你再不将此人(指韩仲藩)歇去，华盛越无收拾矣”(1899，12，12函)；“再华盛越越不对，荔荪三个礼拜不到此，纱布公司账房管账人十分糊涂，据大少奶奶来说，华盛终不会好，大纯比华盛好，吾为此华盛十分心焦”(1899，12，16函)。这些话对我们认识华盛的性质及其演变无疑是很有好处的，这里实际上也透露着中国民族资本形成的又一条道路。
同西方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也是织布局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方面，《上海机器织布局》也提供了相当多的宝贵资料。尤其是使我们明确了不少借洋债的问题。其实，早在1884年，织布局即有“洋商旗昌亦愿入股合办”之议，只是因李鸿章：“旗昌人股显违定章”而作罢。次年又有“向汇丰姑商借股本银二十万”之说，至于李鸿章最后是否“俯为作保”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在1888年前织布局已有洋债的进入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该年盛宣怀致李鸿章电中有“拟每年拨还官款二万，洋债本利二万六千”之语。马关条约以后织布局向西方的借款继续增加，且密度、额度都有增多的趋势。这些材料对于认清织布局借款的背景、数量、来龙去脉，进而探讨其性质和影响无疑是极有帮助的。另外，在如何引进机器设备上本书也披霹了许多重要材料，不仅正确反映织布局订购国外机器设备的种类、数量、价格、产地、付款方式，也展示了招投标等近代商业规范在中国的开始运用和西商为争取货主业务而展开的激烈竞争。至于聘用洋匠的合同则更让我们看到了织布局洋匠的人员选定、岗位职责、薪资待遇和工作情况。
《上海机器织布局》一书除了发掘了大量织布局及其后身华盛、集成、又新、三新的历史资料以外，还使我们对与此相关的一些企业，尤其是棉纺织企业有了更多的了解。大纯纱厂就是其中之一。以往对大纯纱厂的创办者及其规模、生产等了解甚少。有的文章仅表明其创办者“盛某”。现在从盛宙怀、严信厚致盛宣怀函以及《大纯机器纺织厂商办说略十二则》等来看，大纯的前身系由中国电报局总办杨子萱(宇廷杲)添设的大脖纱厂(可能创始于1893年织布局火烧前)。北洋决定创设华盛纺织总厂后，改由盛宜怀的大儿子盛揆臣经办，并渐至变为盛家私产。裕源的创办亦如是。从朱鸿度与盛宣怀的往返信函看，裕源厂的肇发，系出自于盛宣怀、朱鸿度共同的意愿，且两人各占一半股份。后来在办厂过程中颇费周折，朱鸿度遂以“鄙意封河尹迩，将来往返函商事不便”为由，提出将先事定购五十张布机(后有扩大)由己独办，“一切用人、造厂等事亦暂归一手办理”，遂成为后来的“朱局”，即裕源。朱鸿度明言“往返不便”，实质是为了摆脱官势的束缚。后来李鸿章给盛宣怀电文足资证明。除了纺织企业以外，织布局与其他洋务企业也发生着紧密联结。早在织布局初创时期，湖北矿务局的押款就进入到织布局。1888、1890年北洋集团两次对织布局的账目进行查勘。至于招商局在织布局余地附设纺纱厂，“议定租价，书立租契，俾沾方便之益，而无混淆之嫌”，则更反映着两者的关系。总之，《上海机器织布局》对我们探究其他洋务企业及其与织布局的关系，也颇多帮助。
纵观以上，《上海机器织布局》一书内容翔实、丰富，是我国近代较完整、较系统的工业资料，将会对中国近代工业史、经济史的研究起到促进作用。
(《上海机器织布局》，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陈梅龙编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版，46．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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