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文精神的问题以大学读本的形式被重新提出的时候，仍然是列奥·施特劳斯的“隐微式”，只不过这次与大学联系在一起了，或者说，hommes de lettres(文人)与整体平庸化的hommes fabre(匠人)社会的对抗，拥有了一个堡垒，那就是大学。文人与匠人之争并不是现代社会的独特现象，而是古已有之，孔子困于陈、苏格拉底的审判都一无例外地成为佐证。苏格拉底之死为两者之争奠定了一个终局。可以说，苏格拉底之死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他在这一对抗中缺少了一个堡垒，他只是始终漫无目的地徘徊在雅典城的大街上，从而将自己彻底地暴露在一种无保护的情状下。柏拉图创建了一个学园，这个学园的意义不仅是保存柏拉图的盲，更要保存柏拉图的身。在与匠人社会的对抗中，文人是如此急切地要保护自己，因而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要形成圈子。汉娜·阿伦特说，文人对现实社会总是抱有抗拒和不可遏止的改造社会的冲动，他们经常在咖啡馆、俱乐部中碰头，仿佛充斥着工作狂的匠人社会中少数的休闲孤岛。对于被排斥在大学体制之外的文人而言，文人圈子的意义更是非凡，如果不是阿伦特、阿多诺和肖勒姆这些“潜水采珠员”，本雅明至死也只是一名普通的专栏作家，沉没于黑暗的海底，而现在，他的非隐微式的“放言”被存留下来了。如果说隐微式是在“哲学家对抗城邦”中一种自我保护方式的话，那么文人圈子、大学则是一种外部的保护装置。从某种意义上，文人的外部保护机制越坚固，放言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也就越容易避免被误解。相反，由于误解的可能总是存在，隐微式可以保护哲学家的身，但未必能保护好哲学家的言。大学，显然是文人最为密集，也最容易将文人习气当作一种理所当然的生存方式的地方，因而也就能为文人提供一个最坚固的堡垒。
大学通过修筑围墙而与周围世界划出界线，由于围墙的存在，对进入者的资格要求也就相对苛刻。大学正是以这种方式照看着其中的居留者。通常，大学的围墙越低，甚至不存在围墙，该大学的匠人化程度也就越高。哈佛是没有围墙的，同样是哈佛，它的宗旨据说是培养专家——匠人的另一种称呼，有时候被称为体制化了的知识分子，以区别于文人这一有闲而又拮据的波希米亚群落。我们通常所说的“没有围墙的大学”，已经彻底丧失了保护性的功能，而教诲的隐微式也达到了极限。作为堡垒的大学并不仅仅是防御式的，而是试图通过人文精神的隐微教诲使步入社会的青年人具备一种与大学俱来的文人气，以跟匠人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年青人对于文人与匠人之争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无论是何种样子的年青人都将给死气沉沉的匠人社会增添多样性和全新性。在这方面，文人所拥有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在年青人成为匠人社会成员之前，他们都是“未受污染”的，由于家庭的荫庇而与匠人社会保持了距离。在一种理想的状态下，人文精神的隐微教诲总是先于匠人化赋予了年轻人，使他们的思虑具有了一种多愁善感的悲天悯人情怀。悲天悯人不仅仅是同情，而且是一种渴望，渴望承担与体验苦难者的痛苦，正是因为这种情怀的存在，一切自我幽闭的心灵都具有了开放性。当然，这样的大学首先得是一个堡垒。
如果说文人与匠人之争是古已有之的事实，那么启蒙运动以来匠人社会的整全化，则使这一冲突更具有戏剧性了，它演变成为国家与市民社会之：争。亚里士多德的首要问题，即什么是最优良的生活，什么是最好的政体?须知一种优良的生活是由一种最符合人的本性的优良政体来保证的。在一个最好的国家中，也就是哲学王的城邦中，言谈将是无拘无束的，一切堡垒都显得多余。然而，亚里士多德这一个带有科学探讨性质的问题，时至今天变成了一个政治哲学问题。政治科学向政治哲学的转化，所昭示的只是现时代的政治危阢，也就是说，一个整体趋于匠人化的社会已经不能宽容任何放言，或者说，制度机器将扼杀一切言的能力甚至思的能力，从而达到阿伦特所称的现代社会的“无思”状态。如果说主人与奴隶面对面的斗争中尚有个性的展示，如果说奴隶为了满足必需品的供应而进行的劳动中，通过奴役自然而获得了自我意识，那么在一个整全化了的匠人社会中，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只剩下由匠人所制造出来的制度，在驱使人们做这样或那样的事情。匠人的天职是制造，他最终要建立的是一个人造的社会，制造的工作依赖于机器，以及操控机器装置所带来的一系列规程，要确保人造社会的运作有条不紊，匠人就要最大限度地依赖于整全的制度。启蒙运动以来，市民社会的力量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席卷了一切，包括国家在内也完全市民社会化了。当我们提出“做一个现代公民”这样的说法时，我们并不能了解，在这种情状下，甚至最伟大的公民传统即公民的不服从都丧失了正当理由，因为公民对国家的反抗，必须基于一个更高级的律法，相对于人类社会它是一个永恒的、绝对的源泉，在中古时代乃至近代开端，都是由神法来充当这一角色。而当一切具有绝对性的信仰力量都被启蒙除之而后快之后，公民不服从的惟一理由便是自然权利，而市民社会化了的国家也是基于自然权利而人为建造的，换言之，公民的反抗只不过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市民社会反对国家的模式，不过是市民社会的内部解决，其终局恰恰是匠人的全面胜利，最为可怕的后果就是，由于市民社会吞噬了一切，甚至连最后诉诸的手段即隐微式都变得不可能，因为所有的思想都变得太相像和似是而非了。在这种情况下，公民不服从的惟一理由，可能只有基于这一点，即国家已经成为市民社会，从而脱离了共同的善。反过来，当国家被市民社会所吞噬，文人气的存续已经不能依赖于任何外部的善意，大学作为文人社会堡垒的意义便显得愈发重要，在其中任何人文意义上的努力才会具备最基本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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