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萧乾写文章“造神”，说巴金发现了曹禺，最近又被提起，事情并没有像战国出土的竹简那么久远，但人们的议论和臆测却与并不复杂的事情本身似乎已经相距十万八千里了。我并没有力量去把这辆马车拉回它的起点，对于曹禺的《雷雨》这部稿子是不是被靳以压了，究竟是不是巴金力排众议推上去，几年前陈思和先生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巴金发现(雷雨)》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文章现在已经收在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叩1年出版的编年体文集《谈虎谈兔》中，有兴趣的人不妨可以找来翻一翻。我所注意的是由这件事情所引申出来的“萧乾在造神”的说法，以前是造巴金这尊“神”，现在还要加上曹禺。我真不知道萧乾还有这么大的本事，他的一支笔居然能造出现代文坛上的两尊“神”。
巴金和萧乾的友谊是尽人皆知，萧乾写一篇文章叙写与巴金的友情甚至是赞扬巴金也是人之常情，所论之事倘若事出有据，根本谈不到什么吹捧更遑论“造神”，如果把纯洁的友情都理解得那么功利，需要用造神来维持，那要么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要么是别有用心：而如果认为非得刀剑相对才叫友谊的话，那要么是对友谊的狭隘理解，要么是“革命小将”你死我活的法西斯逻辑。即是“巴金发现了曹禺”这一说，恐怕发明权也不属于萧乾，更何况在发表《雷雨》的过程中，巴金的确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也不是谁的臆造。陈思和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曾说到：“‘文革’以后第一个说出《雷雨》发表经过的是曹禺自己。”那就是曹禺在1979年《收获》第2期上发表《简谈(雷雨)》一文。对此，我还可以补充一个例子，那是姜德明写于1978年3月15日的一篇《第一场春雨》，其中有一段话，记录了1978年春天与巴金的谈话，其中也谈到了这件事情，原文是这样的：路上我挽着他，问起当年靳以在北平编《文学季刊》，他在靳以那里怎样第一个发现了曹禺的《雷雨》原稿。巴金说：“还不能那么讲。事实上我到北平以后，靳以就告诉我有这么一个剧本了，他原来也想发表的。他同曹禺太熟，想让我看一看。我一看就觉得非常好，就这样在《文学季刊》上发表了。”
可见此事并不是萧乾二个人知道，姜德明也知道，甚至说文坛上大家都有这么一个说法，萧乾也并非在宣布什么伟大的文学史秘闻，只不过从众而已。而巴金，不论是跟姜德明的谈话，还是写给萧乾的信，都一再强调靳以的作用，这并不是说他就是一个旁观者，所以说萧乾在文章中的几句议论——“这里，看巴金对自己所做的多么轻描淡写啊!然而如果不是巴金做出立即发表的决定，曹禺在戏剧创作的道路上，可能要晚起步一段时日”。“不居功，不矜功，厚人薄己，这在旧社会是少见的品德，在今天，也依然是不可多得的”——也并非不着边际的吹嘘之辞。 好了，现在我们的学者们的研究又深入一步了，开始说萧乾“吹捧”曹禺的事情了，而且翻出了解放前的《大公报》，这份当年很有名气的报纸现在很少有人去翻它了，因此像某人“有证有据”说萧乾当年在自己主编的报纸上，拉了一批名家为曹禺的《日出》制造了个神话这样的说法还是蛮有煽动力的，似乎萧乾就是一个造神大师，从三十年代一直造到八十年代，真是“罪”不可赦。但《日出》究竟是怎样的作品，难道是靠谁给造出来的吗?读过剧本的人首先应当有个清醒的认识，至于它是不是比《雷雨》好，是一个学术问题，在不同人的眼里也有不同的看法，这从当初到现在都是存在的，并不是谁给“造”出来的。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萧乾拉了一大批“名人”究竟怎么给《日出》做“广告”的?幸好白纸黑字还在。萧乾主编的文艺副刊在1936年12月27日以整版的篇幅评论曹禺的新作《日出》，评论者也是该文作者所列述的那些人，这有当年的报纸为证。还有一点也不能含糊：我们不能因为谁说了好话就认为那是吹捧，就是“造神”，正如酷评未必就客观、公正一样。我们要看他的话是怎么说的和说了什么才行，否则以主观臆测，如作推理小说一般去评论别人，至少有失公正。对于《日出》的评论，巴金惊叹于此剧的“雄壮景象”，沈从文认为是剧坛的“伟大的收获”，茅盾说：“这是半殖民地金融资本的缩影”，叶圣陶说它“其实也是诗”。他们不是随口说的，而是认真的评论，时间证明了《日出》是经得起这样评价的。如果一些批评者翻一翻当年的《大公报》文艺副刊还会发现，这些评论者们也有明确表示不喜欢《日出》的。李广田就说：“我更喜欢《雷雨》。”荒煤则认为《日出》不及《雷雨》。孟实(朱光潜)则坦诚地说：《日出》的许多好处就不在这里说了，“这里我想说个人读《日出》后所感到的一些欠缺”。
编者萧乾意图也完全不是要造什么“神”，他曾说过：“这样讨论的出发点是避免由一位权威对作品一锤定音。集体讨论可以以不同的角度来谈，有时还会反映评者的某些生活体会”(《我当过文学保姆》，收《萧乾文学回忆录》，华艺出版社1992年版)。而当年的读者也不曾想歪了，他们热情肯定了萧乾的这一做法，一位叫潘琳的读者认为，书评“比较起来最好的办法，是集体批评，像批评《日出》的专辑那样”(见1937年7月7日《大公报》文艺副刊)。而那些认为“造神”的人，倒是以现在文坛上的不良风气来揣度三十年代的事情，这未免太武断了。还有那个《大公报》文艺奖，是萧乾主持评选的不假，但也是有多位评委推选出来的，而且不光是曹禺《日出》获了奖，还有何其芳的《画梦录》和芦焚的《谷》另外两部作品。况且，《雷雨》已使曹禺名满天下了，他这个“神”根本用不着萧乾和别人再去造了。还有一点必须强调，萧乾先生在晚年曾一再把“推新人”看作是我们新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宝贵传统，他激动地说：我们当年刚刚出来，就得到了前辈们的热情拥抱。他说到了他自己得到林徽因、沈从文、巴金的帮助，说到了沈从文当了衣服为青年的卞之琳出诗集的事情……这些事情让他们一生都感到了温暖，那时的文坛并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那么功利、那么势力。
既然谈到了《大公报·文艺》，我不妨借机多说几句。萧乾是从沈从文手中接过《大公报·文艺》副刊后，苦心经营，使这份副刊在抗战前达到了鼎盛阶段，这虽然是一个综合的文学副刊而不是一个专门的书评版面，但是在编辑中，萧乾用力最勤的是书评专栏和专版，在这个版面上萧乾不断地强调：书评不是广告，书评版不是出版商的推销员，一个好的书评版必须客观公证。道理很简单，如果让书评充当图书广告，它的每句话后面隐藏着的商业动机无法与读者建立基本的信任感，更构不成交流和互动。对此，萧乾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说：“没有明真伪、辨是非的书评，好书得不到褒奖，坏书令人指摘，那就像是足球场上没有了裁判”(《我的出版生涯》，载《收获》1996年第4期)。萧乾认为真正的书评，“它是读者的顾问，出版界的御史；是好书的宣传员、解说员，是坏书的闸门(《鱼饵，论坛，阵地》)。但是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看起来书评家肩上的担负真不轻：出版家要他把书评当作新闻代替广告；图书馆员逼着他说一句‘值不值买’的负责话；刚开口要估价，作者气了，要他欣赏要他鼓励……”为此，萧乾希望“书评家的基本态度应是诚恳”，“诚恳包含公正、同情和其他一切美德。不嫉妒，没偏见……不说毁也不胡捧”(萧乾《书评研究》，收《书评面面观》，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萧乾刚编辑这个版面的时候，就确定了几条很鲜明的原则：“一、不介绍沈从文和我的书——到上海后，也包括了巴金和靳以的书(沈、巴、靳皆为萧乾的密友——引者注)。二、为了保持评论的独立性，不接受书商赠书……最重要但也是最难坚持的二条原则是：持论客观，不捧不骂”(《鱼饵·论坛·阵地》)。除此之外，萧乾严格把握的一点就是不介入无谓的文坛论争，以便报纸时刻保留独立发育的权利。当时文人间帮派、是非不断，而且萧乾本身就是文学圈中的一位作家，稍不谨慎就容易陷入论争中。而许多论争看似冠冕堂皇，常常拉杆子，占山头，争胜负，赌意气。萧乾认为以这样的东西占据版面，非但没有辨明是非，反而浪费读者时间，将报纸陷入到哪一个阵营和帮派中，丧失公正性和独立性，真是得不偿失。在当今商业化氛围很重的环境里，萧乾的这些认识和作法同样对我们有警醒意义，利益驱动极容易使读书版变成出版商的吹鼓手，因此要办好读书版，保持独立性，不趋时，不趋势是首要条件。
一个好的书评版总要能抓住一个阶段出版的主脉和思想文化界的焦点，执著地关注下去，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和立场。比方说萧乾所编的书评版就不惜拿出大篇幅来关注新文学作品，极力推荐一些刚刚崭露头角却颇有特色的新人新作。《画廊集》(李广田)、《鱼目集》(卞之琳)、《谷》(芦焚)、《南行记》(艾芜)、《黄昏之献》(丽尼)等等，这些今天写在文学史上的名字，当年刚刚出来尚不为人注意的时候，萧乾就组织书评对他们报以热情的赞赏。这对于他们以后的创作道路也是一个积极的促动。小小书评版，日积月累，其实是在做一个推动新文学发展的工作，特别是在新文学成长的三十年代，文学副刊的推波助澜如春风催生了新文学的一片绿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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