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光似水去，安春根先生(1927年7月～1993年1月)仙逝转眼已经十年了。他的渊博的讲论，儒雅的谈吐，音容笑貌，时常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涌起于我的追思忆念中。故人明我常相忆，他的精灵是不会离我们远去的。
值此安先生逝世十年祭，萦怀自恨的是，我不能亲自到他的墓园鞠躬拜奠，献上馨香一注，却只能不得已躺在北京协和医院病房里，神驰万里到汉城，默默地回忆我们十五六年前难忘的接触和交往：在东京大学校的会议厅中，在北京京广中心的客厅里，在汉城风景如画的基督教胜地的盛会上，在收藏丰富的历史博物馆印刷文物珍品前，这一处处相见相会，像精美的纪录片一辑辑重映在眼前。更使我难忘的一幕，是他与尹炯斗先生等一行，在晨曦满厅的宾馆里，行将离开北京飞往长春之前，拉着我的手，殷切嘱咐我一定要去汉城出席国际出版论坛大会，当时中韩两国即将正式建交了。最使我心痛难信的，刚接到他应我的要求而为中国读者写的《杂志出版论》中文译本的序，又令人悲怆地接到他辞世的噩耗?往事如梦，云烟过眼；宇宙无穷，人世匆促。新序多么谦逊，多么深情，充溢着学者的心声，荡漾着智慧的语言，以及我们中韩两国出版工作者的友情。中国编辑学会、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与韩国出版学会间的学术纽带，将会因岁月的流转而越长、越新、越动人!
由于晤面聚会时间匆促，加之语言的阻碍，对安先生等身的著作，深切的论述，我领会不足；但他对出版事业的认识，却一开始便唤起了我的共识。他强调书籍“用文字或其他符号记录人的思想感情的内容”，“起着文化发展的推进器的作用”。出版的使命，是“作为使者向社会宣扬善良，它决不能助长邪恶，凭借企业去攫取不当利润。”“为了推进一国必需的民主建设，增进大多数国民的幸福，它必须有责任感，正直，公正，以传播真实的内容为使命。”而且特别指出：“评价一本书时，必须重视内容和形式，而首先应考察其内容。”“这样，一本书或杂志就能切实地起到文化财富的作用，完成读书原定的任务。”“不仅要有趣，而且要有益。”这是他在《杂志出版论》中反复强调的出版的旨趣和目的，书籍期刊的社会作用，也就是要推动社会的持续不断地进步!
他还特别指出：“出版物比其他任何物件都更强烈地反映发行人的思想色彩。”他认为责任编辑“并不亚于发行人”。因为他们“决定着他所编辑的书的质量?这种例子是不胜枚举的?”，这是由于书刊“浸透了编辑的心血之故”。我还注意到，他分析书刊能否为读者接受，“能否具有存在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它对①如何活动？②创造出什么？③怎样对社会起作用？④如何改变社会？等问题能否作出恰当的解答。”
我记得他在撰著中，在交谈时，也提到我国往日出版的书刊如《东方杂志》等获得的成功，就是具有它创刊的使命感。的确如此，我们中国出版界的先进前辈们，从戊戌变法运动时代起，经过二十世纪纷乱的三十年代的苦心经营和不断苦斗，取得了艰难的发展，都是为了推进文化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突破旧规，开拓新路。出版事业的进展，密切地关系到国运兴隆昌盛，人民幸福自由。安春根先生讲到出版工作，都指出其使命与功能，在于促进社会生活的改进。这是发展出版工作，推进出版兴旺的第一个规律，也是出版研究应该着眼的第一条法则！
“出版”一词的意愿与内含，就是鼓舞研究者、出版人做出新的创造，而不是制约工作者或墨守陈规滥调。我国有句成语叫“版版六十四”，我以为在今天的形势下，不应该株守一版不变，千版一貌，而是要与时俱进。出版工作必须多样化，不是一副老面孔，这才是出版事业的生路。面对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不断出新，出版物载体也日益更新丰富。新材料层出不穷，出版品势必将会有新品种、新门类、新内容、新面貌，日新日日新，不断丰富人类精神生活，扩大人们的精神追求与享受，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新知灼见、理念情趣，以及价值观等等的绪说，使得人、大写的人，真正成为人世间的造物主，开辟新的创世纪?出版工作就是积累传承文明、启发萌生新思想新发明的伟大事业。出版工作者不能把自己扭曲为巴尔扎克笔下的高老头?与国家民族、世界生活
关系密切的出版事业，绝不是一辆只坐在上面鸣鞭、在涸辙中按着失去生命力的旧图，挪动难行的破车！
安春根先生是出版研究的先行者，是韩国出版学会的开创者，又是“国际出版论坛”(Internationa Fourm)的倡导人之一。他和他的同事们多么希望我们东北亚国家、东方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进啊?他在早年不仅出境游学，吸收世界新思潮，回到本土又和友好组织研究韩国古典文化，后来出任国立中央图书馆古书委员；他在美国荣获名誉人文学博士，回国与良朋发展出版事业，创立图书出版的广文书馆，任著名的汎友社出版奖学会理事长，汎友社编辑顾问，韩国爱书家山岳会会长和出版学会会长及名誉会长，出版业团体的创立主导。他的研究和组织工作，和全国出版界友好的社会活动，从传统文化中探讨出新和创新，为韩国的文明昌盛，传播放送的开发，经济发展，国运兴旺，贡献了自身的精力，发扬爱国主义，振奋民族精神。
中国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历代典籍之所以迭增，其中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君临海内者承平时尚注意修文德；前贤后进，比肩继踵而在。“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萧统《文选序》语?，不少学者文人相互前后不断竞争出新编创的结果。纵为后世学人诟病或批判的《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中所收录的撰著不同，还不是现代流行的那些不堪入目的垃圾书。创新确是出版事业发展的真正推动力。
我此次因病未能亲自前去汉城瞻拜安春根教授的墓园。仍盼今后能去向安先生遗像三鞠躬致敬以补过。出版学研究大师，放送学科教授，荣获出版功劳部门韩国中央文化赏的安先生，您开创的出版研究工作，后继者正结队跟上，安息吧，请倾听新世纪的后进的新声?
(《杂志出版论》，［韩］安春根著，张明惠译，东方出版社199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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