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通俗小说大家的张恨水已经广为人知，这当然是一个写作者的幸福，但幸乎不幸乎，这种知名度却掩盖了张恨水在别的方面的成就，比如他作为一个独特的散文家的存在。
如果不是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新世纪万有文库”收入了这本薄薄的仅六万余言的《〈水浒〉人物论赞》，那么自诩为对现代文学史较为熟悉的我在提到张恨水时，大概永远只会缺乏敬意地想起《啼笑因缘》、《金粉世家》什么的。文学史上有这样一种现象：一个作者已经以他的大量作品树立了某种看似牢不可破的形象，而他有心或无心写下的一部作品却是对这一形象的“颠覆”。《〈水浒〉人物论赞》就是这样一本足以“颠覆”张恨水通俗小说家形象的书。
《〈水浒〉人物论赞》单行本出版于1944年，但各篇成文时间不一，最早的写于1928年，系作者在北京编《世界晚报》时的专栏文章，最迟的是作者1944年避居重庆时续作，前后跨度近二十年。这二十年是中国内乱不已、外患频仍的二十年。尽管张恨水在序中一再说此书意在填充报纸版面“无可取也”，又说其价值仅在“贡献青年学文言者作一种参考”，但一身而兼敏感脆弱之文人、目光敏锐之记者的双重身份，即便是论古人旧籍的避重就轻之作又怎能不打上时代的印记，不是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
怎样评价草莽英雄的揭竿而起？这曾经是甚至现在也是衡量史论家进步、反动的一大分水岭。既要论《水浒》人物当然无法绕过这个话题。《陶宗旺》一文便是张恨水的“农民起义”观：“《水浒》群酋，大半属于细民，而真正以农家子弟参与者，则只一陶宗旺。”他分析中国历史上号称农民暴动而实则真正农民身份者很少的原因是“中国农人大都朴厚可欺”、“聚族而居，各有室家之累，田园之守，奉公守法唯恐不谨，即犯法亦无所逃避，安得而有逃命江湖打家劫舍之意乎？”反跌之后笔锋一转，说陶宗旺属于“谨厚一流”，“以不易犯法者而究犯法，则其被逼之深且重可想”。读《〈水浒〉人物论赞》全书，你可以强烈感受到作者对“朗朗乾坤”的“朗朗”的深切向往，一个并无多少理论素养的旧式文人，在一个完全失序的社会里的这种向往并不让人奇怪，但如果他连“暴力是弱者的武器而且是无可奈何之下的武器”这一点都不承认了，那么张恨水在《凡例》中标举的“态度客观并持正义感”就成了空谈。“乱自上生”、“官逼民反”，《陶宗旺》一文可以看成张恨水的“农民起义原因论”，而对另外一种“盗”，张恨水则寄予了深切同情：“索超之被擒也，与杨志话旧，各各流泪。此不仅‘乍见浑疑梦，相逢各问年’而已。若曰：‘吾人争功之日，固谓一刀一枪，博个边疆出头之日也。庸知今日把晤于盗薮乎’区区数字，读者极易放过。实则此真作者有深意处，而画出末路英雄一掬无可奈何之泪也，悲夫！”
除却陶宗旺和索超这两类“盗”，张恨水对其余人物少有期许（对“盗”的个人魅力的激赏是另一回事，如说武松“一片血诚，一片天真，一片大义”，吴用“其敏可及也其神不可及也，其神可及也其定不可及也”，“天下事莫难于以少数人而大用之，又莫难于多数人而细用之，观于吴用之置身水泊，则多少细大无往而不适宜，真聪明人也已”。对这类人物，激赏之后伴随着感叹，武松是“嗟夫，奈之何，世不容此人，而驱得于水泊为盗也？”对吴用则简直要和吴稚晖骂汪精卫一样了：“卿本佳人奈何作贼？”?。最突出表现在《晁盖》一文中。对晁天王这个人物，从金圣叹以来直至“文革”批《水浒》中的各路理论家都是誉多毁少，最多是别有深意地揭出其被宋江“架空”的可怜事实。相形之下，张恨水的“晁盖论”堪称别具只眼。他是首先从晁盖的身份入手的，“王安石为宋室变法。保甲，其一也。何以有保甲？不外通民情，传号令，保治安而已。凡此诸端，实以里正保正，为官与民之枢纽。而保正里正之必以良民任之，所不待论。今晁盖，郓城县尹，其必责望晁氏通民情传号令保治安亦不待论。然而晁氏所为果何事乎？水浒于其本传开宗明义则曰‘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嗟夫！保正而结识天下好汉，已可疑矣，而又曰“不论好歹”，是其生平为人，固极不安分者也。……使晁盖不为保正，则一土财主而已。既为保正，则下可以管理平民，上可以奔走官府。家有歹人，平民不得言之，官府不得知之。”张恨水最后发出了疑问：“读晁盖传，其人亦甚忠厚，素为富户，亦不患饥寒，何以处心积虑必欲为盗？”其实他自己在上文中已经给出了答案，“固极不安份者也”，这种人逼亦反不逼亦反社会失序亦反有序亦反，其“革命”的合理性值得质疑。与晃盖相类而更等而下之的是张横张顺兄弟与穆宏穆春兄弟等辈，不过是泼皮一流，“身居民家，纵横乡里之余，杀人劫货，必引为常事，既非饥驱，更非势迫，称霸镇上，乃以是自荣”，话到此处张恨水简直有些怒不可遏了，“平明世界，是何现象？……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其事之谓欤？”这种人只会有破坏性而绝不可能有建设性，硬要派定他们“替天行道”只能是历史的误会和历史家的误读而已。
《〈水浒〉人物论赞》论及八十六个各色人物，对这些人物，张恨水有爱有恨有敬有怜有惜，唯独对宋江全出于鄙夷?“宋江一郓城小吏耳。观其人无文章经世之才，亦无拔木扛鼎之勇，而仅仅以小仁小惠，施于杀人越货、江湖亡命之徒，以博得仗义疏财及时雨之名而已。何足道哉！……人而至于不务立功立德立言，处心积虑，以谋天下之盗匪闻其名，此其人尚可问耶？”张恨水对宋江的这种观感完全在人意料之中，因为宋江的“极不安分”近似晁盖，而又缺乏吴用一类“才人”所深具的个人魅力。
《〈水浒〉人物论赞》不是一本多么深刻的书，这既与其体例、篇幅有关，更主要是由作者的个人素养、阅历所决定的。但如果把它置于整个现代文学的散文、杂文创作史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它的独特性——其内容、文体几乎都是独一无二的。
谈到文体，还可以说道说道。“论赞”始于“太史公曰”，文笔简练而感慨深沉，后来的史家相沿成例，然而多代圣人立言，八股味十足，“太史公曰”几成绝响。“论赞”体的精义在于贯注独特的个人体验，具有浓厚的个人色彩，其优点在此，其“缺点”亦在此，所以一本好的《论赞》的作者，比如张恨水，实在可以对那种认为它“不太全面、不太深刻”的指责笑而受之。
（《水浒人物论赞》，张恨水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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