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近代中国，简而言之，即是一个被迫置身于世界大家庭之中，遭受一连串的创伤以后，痛苦地自我反视，失落自信又重树自信的过程。自然，人的天性中，包含承受挫折的耐力，尤其是我们这样一个长久地浸泡在灾难中的民族，似乎应该能够承受得起，能够崛起自强；但，鸦片战争以来的冲击是异乎寻常的骇人的冲击，传统的权威的政治系统被冲垮了，悠久的引为自豪的文化根基也同时动摇了。这样的局面，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另一个民族遭遇过。我们二十世纪所遇到的并力图解决的问题，也许是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数百年间所遇问题的总和，而且是在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背景之下。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正是一部寻求救国之道的著作，全书充满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
蒋廷黻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留美博士，著名外交家，他的史学观深受其导师、哥伦比亚大学史学教授海斯的影响，持西方的实证史论，即“科学史学”的方法论。该书写于１９３８年，正是中华民族再次面对存亡的历史时刻。作者擅长于把中国的近代史实放之于错综复杂的世界大气候之下，作全面而宏观的透视，笔调极冷峻又极热忱。其热忱处，一字一句间，无不浸透了作者强烈的爱国心，那种渴望祖国强盛的赤子情怀直欲催人泪下；其冷峻处，剖析民族不得发展、国家不思进取的缘由，痛悼由此丧失了发展的时间，致使古老的文明之邦与西方新兴国家之间拉开了越来越大的距离。
在林则徐虎门销烟之前，中国与西方没有外交，西洋人到中国来，我们总把他们当作匈奴人、琉球人看待，我们是“天朝”，他们是“蛮夷”；英国使者两次莅京要求以和谈的方式展开外交，均被视为狂妄，横遭拒绝；那时，甚至还禁止西方的商人买中国书、学中国文字——大概以为他们不配吧！物换星移，我们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依然是中古时代的，而西方的近代文明一天天发达起来，也渐渐地读懂了“天朝”，不过如黔之驴，大则大矣，其技已穷。他们毫无顾忌地向中国倾销鸦片，乾隆初年鸦片输入每年约四百箱（每箱约百斤），乾隆禁止内地商人贩卖而无效果；嘉庆初年，输入竟加十倍，嘉庆下令禁止入口，但“因为官吏的腐败和查禁的困难”，继续增加；道光十五年，加到了每年三万箱。全国上下都认为这是国计民生的大患。然而，要禁烟却十分困难，一方面境内的情况就极为复杂；另一方面，鸦片是当时英国财政的大宗收入，他们绝不愿我们禁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林则徐被道光任命为钦差大臣，“驰赴广州查办烟禁”。当时的人心世态是怎样看待这件事的呢？蒋著中说，“在他们的私函中，他们承认禁烟的困难，但是在他们的奏章中，他们总是逢迎上峰的意旨，唱高调。这种不诚实的行为是我国士大夫阶级大毛病之一。”林文忠公毕竟是士大夫中的杰出者，他办事认真，声望很好，同时也是真正具有自信的人。外国人不知林则徐的品格，以为他不过是一个普通官僚，当英国的商业监督义律向林交出二万多箱鸦片时，他们想，林则徐这下要发大财了。不意这两万余箱鸦片悉数化为灰烬，烧了２３天，西人前来观看者，也不得不深赞钦差大臣的坦然无私。当时全国都很乐观，皇上以为至此平安无事，要调林则徐去做两江总督，但林不肯，他还想把事情办得彻底一些。
而英国方面接到义律的报告后，就派全权代表懿律率海陆军队来华，不但索要鸦片赔款、军费赔款，而且要求一扫旧日所有通商限制和不平等条约。大兵压境，昏庸的朝廷一下子慌了，先是上谕骂林则徐，并革了他的职，用投降派琦善接替林的职位；后来又将琦善革职锁拿。朝廷在主战与主和之间摇摆一阵之后，方调兵遣将，与英人交火。但“军器不如人，自不待说，纪律不如人，精神不如人，亦不可讳言”，屡战屡败，英军直逼南京之际，朝廷没有办法再抵抗，只得接受英国的要求，签定《南京条约》，次年又签定《虎门条约》（割让香港即是其中之一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人提出香港时，北京方面还不知道香港在哪里）。
蒋著对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西关系有精辟扼要的对比：“鸦片战争以前是我们不给人家平等，鸦片战争以后是人家不给我们平等。”
令人欲哭无泪的是，在民族遭受如此惨重的劫难之后，绝大多数的人并未因此而警醒，“战前与战后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他们一是坚信并非中国的“古法”不行，而是琦善收了英人的贿赂，赶走了林则徐，奸臣误国；二是不服输，他们坚信林则徐是会百战百胜的，可惜他没有机会与英国比武而已。于是乎，便雨过忘雷，绝口不提。所以蒋廷黻总结这段历史时沉痛地写道：“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的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而且，在“众人皆醉”之中并非没有“独醒者”，主战与主和两派中皆有人看清失败的缘由。投降派代表琦善，就曾派人对英国的“军器”作了一番研究，知道其船坚炮利远在我国之上，“知彼知己”之后，他吓趴了，腿软了，所以决意投降退让；主战的林则徐也看清了，可惜他受旧文化浸染太深，“述而不作”，思与行严重分裂。
正如蒋著中说，“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世人心目中的坚决抗敌的民族英雄，一个是慢慢觉悟了的清醒者。当初的林则徐，心目中也不无轻敌的念头，未抵广东之前，他说“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还说英国人“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后来他发现并正视差距了，在广东之际，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还派人翻译外国的刊物。谪戍伊犁的时候，他与友人函中提出“剿匪”的八字要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他还收集了大量的外国资料，并将它们寄给友人魏默深。魏默深后来把这些资料编入著名的《海国图志》一书，提倡“以夷制夷，以夷器制夷”。后来日本人把此书译过去，促进了日本的维新。令人扼腕的是，林则徐将真实的自我包裹得很紧，他请他的朋友不要将他的信给别人看。道光二十七年，广东巡抚徐广缙上任时，向林则徐请教“驭夷之法”，林却高调地回答：“民心可用”，岂不知用民心对外国人的炮火何异于自杀？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所依赖的民心终究未能阻止英法的节节进攻，反连总督巡抚都被俘虏了。
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北京，朝野才敢于公开提出非学西洋不可！“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
谁担当得起时代的责任？当民族国家危急存亡需要栋梁支撑的时候，偏偏是卑劣者“有所为”，而硕德者“有所不为”！是历史误人，还是人误历史？春秋责备贤者。琦善们在强敌面前奴颜婢膝，他们注定只能成为民族的败类，谁也没有把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而林则徐们是能开风气之先的，他们的思想与品德及社会地位已够火候，但他们偏偏没有站出来！是怕背上“清议”或“偏激”的罪名，还是“崇洋”或“二心”的罪名？总之，他们不愿打破既定的一切，包括自己的名誉和社会的格局。蒋廷黻无情地批判道：“中国的士大夫阶级（含知识分子与官僚阶层——由于历史的原因，后一个群体大多来自前一个群体，二而一，一而二的，引者注）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
历史最终成全了林则徐，道光死后，咸丰下令再度起用林则徐的时候，他已病重，不久去世，仍然没有“与英人比武的机会”，名誉也因此得以保全了。
从辛亥革命前后到新文化运动，乃至更长的时间，众多的知识分子仅仅把批判的笔锋指向“国民性”，纷纷呐喊“唤醒国民”，并以此为己任。相比之下，蒋廷黻对中国士大夫的缺失与弱点的文化批判，独具慧眼，更进一筹，显得格外深沉而有力。
今天，我们的祖国正值迈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重温那段历史，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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