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擅长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把握和跨学科研究方法的交叉运用。
雷海宗先生一生读书孜孜不倦，精通多种外语，不仅贯通古今中外的历史，而且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地理、军事、政治、气象、生物和科技等领域都有渊博的知识和精辟的见解。在数十年的教学实践中，他曾先后讲授史学方法、中国通史、中国上古史、殷周史、秦汉史、西洋通史、世界上古史、世界中古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西洋近古史、西洋文化史、外国史学史、外国史学名著选读、物质文明史等各种课程。
雷海宗先生在《西洋文化史纲要》第48章中，首先对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初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从演绎方法经浪漫主义之历史方法和天演论之生物学方法，直至心理学方法与统计学方法的演变做了清晰的阐述。然后，又分门别类地对十九世纪时期的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法理学、政治学和历史学各个学科的各个学派及其代表人物与代表作品进行了条分缕析的说明。这充分显示出他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总体把握和深刻了解。在此基础上；他把各学科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应用于研究历史，《殷周年代考》和《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正是这种跨学科研究方法运用的体现和结晶。不仅如此，雷海宗先生又反过来以历史研究的成果与方法应用于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写出了《雅乐与新声：一段音乐革命史》和《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业》等高水平的论文。
第二，以一定的哲学观点来消化史料，解释历史，努力打破欧洲中心论和王朝体系传统，建立起独树一帜的囊括世界、光耀中华的历史体系。
雷海宗先生治学严谨，掌握丰富的史料，重视史实的准确性，对乾嘉学派的考据训诂和十九世纪德国朗克学派的档案研究均颇推崇。但是，他强调真正的史学不是烦琐的考证或事实的堆砌，手事实之外须求道理，要有哲学的眼光，对历史作深刻透彻的了解。有价值的史学著作应为科学、哲学和艺术的统一：要做审查、鉴别与整理材料的科学分析工作；以一贯的概念与理论来贯穿说明史实的哲学综合工作；用艺术的手段以叙述历史的文学表现工作。三者之间，分析是必要的历史基础，有如选择地点，准备建筑材料；综合为史学的主体，乃修建房屋本身；艺术则是装饰而已。
在历史认识论方面，雷海宗先生认为，历史的了解虽凭借传统的事实记载，但了解程序的本身是一种人心内在的活动，一种时代精神的表现，一种宇宙人生观用于过去事实的思想反应。所以，没有两个时代对同一过去的看法完全相同。由此，他提出了主观相对主义的认识论：“绝对的真实永难求得，即或求得也无意义。有意义的过去，真正的历史知识，是因时而异的对于过去的活动的认识。这个认识当然是主观的”(参见《历史警觉性的时限》和《历史过去的释义》)。
就历史观和整个历史体系而盲，雷海宗先生深受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的影响。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欧西文化与埃及、中国等其他六个文化相并列，并无高与下、中心与非中心之分，这就有力地破除了西欧中心论的谬论。雷海宗先生还多次批驳欧洲学者对阿拉伯的历史与文化的歪曲和诬蔑。
与斯宾格勒不同，雷海宗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有其独特之点。中国文化四千年来经历了两个周期。以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为分界线，由殷商到“五胡乱华”为第一周。这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典中国时期。它经历了殷商西周封建时代、春秋贵族国家时代、战国帝国主义时代、秦汉帝国大一统时代和帝国衰亡与古典文化没落时代。但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不同，至此并未灭亡，经淝水之战胜利后，却返老还童直至二十世纪又经历了第二周。第二周的中国，无论民族血统还是思想文化，都有很大变化。胡人不断与汉人混合为一，印度佛教与中国原有文化发生、化学作用，这是一个“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综合中国时期。第二周的中国文化在政治和社会上并无更多的新的进展，大致墨守秦汉已定的规模；但在思想文艺上，却代代都有新的活动，可与第一周相比，共经五个时期，即宗教时代、哲学时代、哲学派别化与开始退化时代、哲学消灭与学术化时代、文化破灭时代。另一方面，南方的开发与发展则是中国第二周文化的一项伟大的事业与成就。中国文化之所以能有第二周，这是与吸收融合胡人的血统和印度的文化，以及由民族优秀分子大力发展南方分不开的(参见《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和《历史的形态与例证》)。
雷海宗先生在解放前的历史观和历史体系大致如此，从根本上看来，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不相同的。但是，他的贯通古今中外的渊博学识，打破欧洲中心论和传统王朝体系的努力，独树一帜的囊括世界的历史体系，以及强调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特色，重视胡人血统、印度佛教和南方开发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的看法，在当时学术界是颇为难得和有显著影响的，对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和世界历史也甚具教益和启发意义。有的学者以他的名字来形容其学术成就：声音如雷，学问如海，史学之宗。
第三，热爱祖国，积极弘扬中华文化。
雷海宗先生不能接受中国文化已经一周而亡的洋人论调。面对祖国积弱和文化衰老的现实，他着重从当今的时代出发，对中国和世界各地区国家的历史与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和消极方面，谋求在二十世纪建设中国的途径。从军队、家庭和皇帝制度三个方面来考察和评价中国的传统文化。他认为东汉以下，兵的问题总未解决，乃是中国长期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家族而盲、，汉代恢复古制，大家庭成为社会国家的基础，此后维持了两千年。大家族是社会一个牢固的安定势力，中国经“五胡之乱”而能创造新文化，至少一部分要归功于汉代大家族制度的重建。但大家族与国家似乎不能并立，近代在西洋文化冲击下，大家族制遭到破坏。大、小家族制度，各有利弊，当去弊趋利，采中庸之道加以调和，建立一个平衡的家族制度。在政治制度方面，秦汉以来，皇帝制度统治中国，直至近代。在西方势力摇撼下，经辛亥革命，这个战国诸子所预想，秦始皇所创立，西汉所完成，曾经维系中国二千余年的皇帝制度，以及曾笼罩中国三四千年的天子理想，一股脑儿结束了。废旧容易，建新困难，在未来中国的建设中，新的元首制度是一个不能避免的大问题。一个固定的元首制度是最为重要的，因为政局的稳定与否，就由元首产生时的平静与否而定。古代罗马帝国的制度，或可供将来的参考。
第四，学习西方的科学与文化，追求真理，锐意创新，不断前进，勇于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
《中国的兵》是雷海宗先生的成名作。关于中国的兵制，历代学者都有研究，但雷海宗先生另辟蹊径，研究“兵的精神”，从当兵的成分、兵的纪律、兵的风气和兵的心理等方面来考察中国的兵，由之探究中华民族盛衰的轨迹和原因。至于他接受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建立中国文化二周说的体系，也是其锐意创新的表现。对于马克思主义，他亦给予注意。在武汉大学讲授欧洲史的提纲中，他确认马克思主义是劳工阶级的学说，属于科学社会主义，持经济的唯物史观，寻求历史变化之定律。
总括上述，不难看出霄海宗先生的整个学术生涯始终显示出一种探索真理、打破传统、不断创新、敢于亮明自己独立观点的鲜明个性，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一代名师桃李天下
雷海宗先生的教书育人是极具特色和众口叫绝的。
雷先生声音洪亮，讲课极有条理，每节课他计时精确，下课时恰好讲完一个题目，告一个段落，下节课再讲新的，衔接自如。他在清华和西南联大为非历史系本科生开设的中国通史课，选课人极多，课堂总是挤得满满的，其中还有不少慕名而来的旁听者。已故美国史专家丁则民先生在《忆念伯伦师)文中说：
他的史学造诣之深和学术思想的精邃都给学生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不仅学识精湛，方面广博，而且他的记忆力也非常强，上课时他不带片纸只宇便能对所讲的问题作出系统而生动的描述，讲授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既有丰富内容，又把历史因果关系分析得清晰透彻，使人听了兴致勃勃，总觉课堂时间过得太快，颇有余兴未尽之感。当时许多同学都愿选修伯伦师的课，认为听他讲课不仅能获得系统而深入的历史知识，而且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还有的同学反映，课后把他讲授专题的笔记稍加整理润色，就像是一篇有头有尾、内容充实并自成体系的文章。雷海宗先生在清华讲授史学方法一课时，采用十九世纪中叶西方最著名史家德国柏林大学教授朗克实行的“研讨班”(即“西明纳尔”Somin舡)的形式来组织教学，极其活跃成功。年逾九十高龄的天津市社会科学
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卞僧慧先生对此有具体细致的描述：
在课堂上，以“史学方法”课最为活跃。这门课是历史学系必修课。先生除指定几本必读的参考书外，讲三个问题：历史的科学，即史学的分析工作，这是最基础的，讲的也最多；历史的哲学，即史学的综合工作；历史的艺术，即史学的叙述工作。上举期讲第一个问题，下学期讲后两个问题。每学期讲课后，剩余时间同学在课堂上分别作二十五分钟的报告，实际上多超过时限，也不制止，得以畅所欲官。班上共二十人。事前，先生拟出二十五题，各选报三题，也可自拟题，经平衡核准，各自准备。凡自拟题者用其自拟题。二十人中用自拟题者五人。下学期，先生列出英文书二十五种，各选三书，指定一书，读后仍在课堂报告。各书都涉及作者对历史的看法，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有英雄史观、地理史观、经济史观，有天演论、多元论，有论著，有小说。上学期报告重在锻炼分析能力，钩稽史料，比较同异，提出自己结论。下学期在课堂上报告个人读书体会，交流丰富多彩的诸家异说，互相启发。使同学虽只读一书，而收博览众说之益，得以分别异同，审度得失，促成独立思考之习惯。
雷海宗先生在三十年代中后期，有两个他很喜欢的学生，即丁则良和何炳棣，毕业后都留在西南联大历史系任教。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们分别赴英国和美国留学。新中国成立后，丁则良从英国提前返回清华，1951年曾教过笔者。丁先生为人谦厚热情，平易近人，治学严谨，学问渊博，专攻宋史，在英国又学俄文，研究苏联史，兼通古今中外，颇有乃师雷海宗先生、张荫麟之风。1952年院系调整后，赴东北人民大学任教，根据国家需要改教新课亚洲史，甚有建树。他与雷海宗先生师生感情深厚，时有书信往还。1957年，丁则良被错划为“右派”，访苏联归来在北京大学未名湖自沉，雷先生闻此噩耗，为之痛哭不已。何炳棣留美未归，在多所大学任教，成为国际驰名的中国史学家，他怀念恩师，凡有新著，、必寄上。知道雷海宗先生逝世消息后，立刻给雷师母寄来长信，说1962年12月25日雷师去世时，自己远在美国似有感应。关于雷海宗先生临终前背着“右派”的包袱在南开大学坚持讲课的情景，《光明日报·史学周刊》总编、史学家肖黎先生有发自肺腑、感人至深的回忆：
上课铃响后，只见一位小老头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双腿，吃力地坐在讲台后的一把椅子上。看着他那痛苦的样子，我不觉生出几分恻隐之心。在那一瞬间，阶级斗争的观念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无影无踪。此刻，教室里异常安静。突然，洪钟般地声音响起，只见他腰板直了，精神也振作起来了，与他刚进教室时简直判若两人。37年过去了，讲课的具体内容早巳忘记。只依稀记得他讲的是印度的寡妇殉葬。他上课什么也不带，却对历史事件、人物、地名、年代都十分熟悉，脱口而出。他的外文极好，一会儿是希腊文，一会儿又讲一个词语如何从希腊文演变为拉丁文、英文的，斯拉夫语系有什么特点，侃侃而谈。
在“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年代里，对病入膏育的雷先生也是不会放过的。每次先生讲完课后，都要组织一场“消毒”课。一些“左派”挖空心思地找出种种“毒素”，以显示他们洞察一切的本领。我想，雷先生如果知道，他为了“将自己的学识献给人民”而抱病上讲台，却被一些人视为“贩毒”者，他岂不要挥舞拐杖，质问苍天：“公理安在?”最难忘的是雷先生的最后一课。他大概也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这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课。犹如回光返照，他一直处于亢奋之中，情绪十分激昂，声音更加洪亮。课间休息时，同学们还是窃窃私语，不敢和他接近。他仍然一个人孤独地坐在那里。我鬼使神差地走过去，就是想和他说几句话。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我压低声音说：“雷先生，您多保重!”先生用异样的眼光注视着我，他点点头，什么也没说。最后一堂课结束了，依然没有例行地致意和掌声。雷先生孤独地拄着拐杖走了。在这难以官表的时刻，同学们都 走到窗前，目送着他登上回医院的车渐渐地远去。人去楼空。回荡在阶梯大教室的洪钟般的男中音的美声，至今响在耳边。雷先生执鞭生涯最后一课是那样撼人心灵，不仅是那悦耳的金属般的男中音，还有许多……这许多是什么呢?我想借用一位我国文学大师的话：“许多人苦于有话说不出，另有许多人苦于有话无处说；他们的苦还在话中，我这无话可说的苦却在话外。”不知以为然否?
雷海宗先生一生靠大学教书薪俸收入，勤奋读书，别无他好，律己甚严，俭以养廉。因父早逝，作为大哥负起了将弟弟、妹妹扶养成人，供应他们上学成家的重担。雷师母张景弗，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生物系，为了照顾雷先生，放弃工作，操持家务，伉俪情深，伯伦师所取得的成就是与雷师母的支持帮助分不开的。凡到过雷师家的学生，无不从雷师母的亲切接待中体会到了温暖和关怀。
总之，雷海宗先生为发展祖国教育事业和建设历史科学献出了毕生的力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鞠躬尽瘁，桃李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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