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没有见过骆丹社长本人。非常时期仍未完全过去，此次采访是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完成的。
即便如此，骆社长在第一次电话长谈中却如同与我早巳熟悉的朋友，将她对出版工作的感受娓娓道来。她在分析当前出版形势时表现出的敏锐深刻，在谈到所面临压力时的坦率和不经意流露的几许无奈，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我很在意的“女性社长”的身份，骆社长却不以为然，她认为自己在处理工作时是“中性”的。有限的“空中”交流，当然难以真正了解一个人，却使我对和骆社长之间的面对面的请教和交流充满了期待。
记：2001年，在国家有关部门下发一系列有关教材教辅改革的文件后，对各教育出版杜的发展形成了挑战。当时您就这一形势的变化采取了一系列非常主动而积极的应对措施，如进一步丰富教辅类另13的“助学读物”等。当前，浙江教育出版杜曾经面临的压力是否过去?社里现在的工作理念和具体规划和过去有什么变化吗?
骆：我觉得教育出版社所面临的压力，、并非完全来自课程改革和“减负”，而是来自正常的市场竞争。随着出版业的进一步市场化，在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则下，这种压力始终会存在。当然，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市场状况，压力的具体内容会有所不同。
就目前的图书市场情况来看，教育类图书的进入门槛低，绝对市场大，资金周转相对较快，是一块被看好的出版板块，大家都愿意介入。介入的人多了，品种丰富了，竞争自然也激烈了。原来是十来家出版社的地盘，一下子增加了二十倍甚至二百倍的出版社或准出版社，要想不减产，压力肯定大。只要教育类图书的利润还没有到书业的平均利润线以下，教育图书的出版格局就是一个动态的迅速变化的格局，竞争的压力就始终会存在。
其实，压力就是挑战，有压力，有挑战?才会有进步，有发展。浙教社八十年代初从人民社分出来，定位是地方专业出版社，以文教读物出版为主业。尽管现在许多人批评说，这种分工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尽管从如今的实际状况看，全国有出版权的正式出版社几乎没有不涉足教育类图书出版的；尽管今天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但目前我社的定位仍然是教育专业出版社，服务教育这一主旨没有变化。
之所以没有变化，首先因为我社是浙江出版集团旗下的出版社，集团作为市场主体，作为大型企业，其内部的架构要求资源配置得当，避免重复和内耗，专业分工必然明确；其次，我社的人才结构、资源优势都集中在教育出版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专业特色、专业优势才可能带来品牌和效益优势。
服务教育，当然要跟上教育发展、教育改革的步伐。我社近期的主要工作，一是组织好新课程标准实验教材的编写、出版和推广；二是以新课标理念创新我们的教学辅助图书；三是集中出版一批有利于提升基础教育质量的教学理论和教学资源图书；四是从提高民族素养的角度，开发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习型图书，包括民族传统文化、科普以及个人发展等方面的读物。和过去比，我们的具体出版计划将更加追求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广大师生。
记：国际出版竞争是近年来国内出版社面临的另一难题，您认为应该如何应对呢?
骆：作为地方小社，与跨国出版粲‘团竞争肯定处于劣势。但文化产品和一般商品的竞争毕竟有不同之处，在中国市场上进行出版竞争，跨国公司将需要一个本土化过程。我想，无论中外，出版行业的特点都是航母和小快艇共存的。图书是个性化色彩非常鲜明的产品，虽然它的后期生产可以很工业化，但它精神产品的独创性，使得人才成为最大的资本。我国的出版社应对国际出版竞争，最根本的措施，就是要创建一个能够留住人才的体制，一个充分激发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动力机制。
记：您认为出版社要留住的应该是什么样的人才?在这点上，教育社和其它杜的评判标准有什么不同吗?
骆：出版人才，大的方面的要求应该是一致的。目前出版社最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既有学科专业知识，又懂市场经营和项目管理。但对于一个出版社，恐怕具体的要求会有所不同。教育出版社的编辑，除了具备某一两门基础学科的专业知识外，还应该具备教育学、心理学、语言文字和相关法律知识，最好有相应的教学实践经验。项目或部门负责人，还要有一定的管理知识和市场调研、新产品开发能力。我认为,出版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应用性行业；对人才的要求是以业务需要为前提的，并不在于学过什么，有多高的学位，关键在于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出版社要留住的；就是这样的人才。
记：在打破壁垒后，其它非教育类出版杜纷纷进军教育，浙江教育出版社会否在开发学术精品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在提升图书文化品位方面做文章?近期有什么计划?
骆：教育类图书的出版始终是个“围城”，为了“利”，非专业出版杜不断跳进来，为了“名”，专业社又不断突围出去。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书业有个有趣的现象，非教育社大打教辅广告，大战教辅市场，大造教辅晶牌，而专业教育出版社却纷纷投入大本钱做艺术类图书、社科学术著作甚至科技学术著作，以此营造自己的学术品牌，提升自己的文化晶位。这种情况说明，在现有的国民文化背景下，出版很难“名利双收”，出版物的两个效益很难完全统一。高质量的学术精品读者有限，因此市场回报甚微；按照传统的学术评价标准，文教书一直属于低档产品，相当于食品中的方便面或可乐，但是市场很大。所以，有人戏言：“要赚钱，出教辅。”
各出版社进军教育出版，主要是在教辅市场血拼。对于教育理论读物，教育学术著作，大多数非教育类出版社并不感兴趣。作为教育专业出版社，，我们过去出的学术著作，主要集中在心理学和教育学方面；选择出全集的文化名人，标准也首先是有教育学、心理学方面著作的教育家，比如蔡元培、蒋礼鸿、赫尔巴特等都如此，王国维的全集(尚未出版)也有相当一部分教育学心理学的著译。出版这类书也是我们教育社的责任所在，所以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地继续出版专业类学术著作，并且更加注意适应教育实践的需要。
近期，我们将连续推出数套国内外当代课程理论研究的专著和大学教育研究、德育研究等教育理论译著，以满足教育改革和师资培训的需要；同时，进一步强化我社教育出版的专业特色。
我觉得，对于图书文化晶位问题，也应该有更科学的分类评价体系标准，就像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标准评判方便面和满汉全席孰优孰劣一样。教育类图书的文化晶位应定位在什么标准?我想，应该是“大众精晶”的标准。高质量、有特色的教材，符合学习认知规律的助学读物，以及其它在内容形式达到“真、善、美”的图书，都应该肯定其文化品位。
记：在您看来，一个出版社的经济发展主要靠哪类图书?
骆：出版从本质上说，是大众传媒的一种，只有拥有足够数量的读者，才会带来经·济效益。一个出版社的经济利益，主要靠读者相对集中的书，即畅销书。一个出版社受大众欢迎的畅销书多，质量评价又不错，·就会形成市场的品牌效应。一般图书的畅销书，主要是抓住了人们重点关注的热门话题或引发了读者广泛的兴趣。教辅、考试书是另一种畅销书，因为要应考，想走捷径，所以每年有成千上万学生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
记：这几年来您经历了教材教辅改革和入世给出版社带来的几重压力，作为为数不多的几位女性社长之一，您的感触是不是更多一些呢?
骆：首先我得纠正您的说法。出版界的女社长不少，特别是少年儿童出版社和教育出版社。我觉得出版这个行业对性别不怎么在乎。不过以社会角色期待来说，对男性的要求，首先是志存高远，雄才大略；而对女性的要求，主要是亲和力和奉献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推测，男社长的压力，恐怕比女社长要大许多。
记：您这几年来的工作成绩有目共睹，衷心祝愿贵社在您的领导下，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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