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的第一部“大系”，诞生于三十年代，出自著名出版家赵家壁之手。蔡元培为大系写了总序，鲁迅、胡适等十人为各分卷写了导言，共同树立起了新文学第一个十年(1917-1927年)的丰碑，以后才又有了第二个第三个十年的大系。
编纂文学大系的方法被继承和发扬，近代文学大系、解放区文学大系相继问世。最新出版的一套文学大系是《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它填补了现代文学研究上的一块空白，像第一个十年的大系一样，沦陷区文学大系也应当属于开拓性的工作，虽然引起了一些争议(如对张爱玲的评价)，但这些不同的看法才会吸引人们的注意，注意这块现代文学研究的“生荒地”(钱理群语)。我一直关注沦陷区文学的研究，尽管是旁观者，但兴趣是浓厚的，尤其是当终于买到了大系的“史料卷”时，很是兴奋了一阵。“史料卷”是最后才出版的，印数仅1000册，而“新文艺小说卷”、“通俗小说卷”、“散文卷”、“评论卷”、“戏剧卷”是先期出版印数较多的。“史料卷”的主编封世辉感叹：“校完最后一校，不禁长出一口气，如释重负，有一种解脱感。这时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看着本卷收录的1268条大事记，417个社团，613位作家名录，200个作家小传，1200个报纸副刊与杂志，1279种书籍，感到自己在沦陷区文学史料钩沉中尽了全力。”
梁启超说：“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中国历史研究法；说史料》)史料又分文字史料，实物史料和口述史料，而现代文学史料学的侧重点是集中于文学史料上的。文学大系编“史料卷”的作法，从第一个大系开始就确立下来了，胡适说：“为文学开新路，为史家找材料。”点明了史料学“以鉴既往而策将来”。说到这儿，我们不由然怀想起赵家壁和阿英先生，从心底里感激他们为现代文学史料学做出的开山之功。赵家璧回忆第一个大系时说：“那天他(阿英)对我热情招待，把藏有新文艺书籍和期刊的木箱都打开了，我才发现上海各大图书馆所没有的书，他大部分都有，而且以初版本居多，有的还是作者签名赠送本。大量文学期刊几乎是整套的。我在翻阅这么多珍贵文献时，想到当时左翼作家生活困难，他历年节衣缩食，搜购到这么多五四以来新文艺书刊……我第一次感到，我为编这套大书所首要解决的资料来源问题，已找到了一个大宝库。因为向图书馆借书有种种限制，现在有了阿英藏书作靠山，让我看到了希望，我可以起步了！”《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
阿英是编“史料卷”的第一人，也是主要利用私人藏书编“史料卷”的最后一人。阿英藏书目录始终未见问世，欲知他藏书之丰富，读一下“史料卷”就可以想象了。薪火相传，封世辉先生的史料卷依靠的虽不是私藏，但埋首尘封故纸，爬梳搜剔的治学精神，与阿英是相同的。在大量的已蒙上灰尘的旧期刊、旧报纸与作品集里追寻历史陈迹，为他人作嫁衣，毕竟不是什么人都愿意干都干得了的。窗外，浮华世界的喧嚣一阵阵传进来，板凳要坐几年冷?
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几十年来一直是一片空白。在许多图书馆里，沦陷区的书刊被当做“反动书刊”而不公开出借。不接触原始的第一手资料，何以谈研究?那些曾经经历过沦陷区文学在沦陷区生活过的老作家，在公开发表的甚至包括自传在内的文字里，也对自己在沦陷区的写作讳莫如深，生怕旁人触及历史的伤疤。种种不利的客观条件，增大了史料卷的编纂难度。所以，封世辉接着上面的感叹说：“另一方面，想到由于种种不得已，部分报纸，杂志，书籍未能见到而使用了二手材料，对它们的介绍难免欠翔实，甚至会有错误。”事实也确实如此，让这本已经一千多页巨厚的史料卷，担当“史料齐备无误”的最高学术标准，到底是太困难了。按照理想的史料编写模式，光是沦陷区1200多种报纸期刊的编’目就需要1500万字的篇幅，又如何办得到呢?如果有谁把史料卷当作字典那样“有求必应”的工具书来使用，多数情况下是要碰壁的，编者无奈地解释：“现有的各种中国文学大系的‘史料索引卷’没有一个能做到史料齐全无误而让研究者满意就是明证。”
当我们了解到这个史料卷基本上是一个人完成的，又于心何忍地去苛求什么呢?而在现实的出版大环境下，寻求出版支持最终获得广西教育出版社的援手，又使大系的编委会感动不已，毕竟出版这样虽有用但冷僻的书；确实需要“一种不多见的胸怀与眼光”。(钱理群语)有志于史料学研究的人，他们面临着多种难题，人们更多的给予应该是同情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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