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发展的踪迹在《哈耶克传》里是至关重要的线索，哈耶克生平事迹在这本传记里是否获得叙述以及叙述的强弱都取决于与思想的关系。和他的学术生涯平行前进的私人生活的线索在书中显得相当微弱，而且时断时续；在哈耶克的情感经历方面——和表述思想相比，表达情感是每个人都会遭遇的更加私人化的事件，一般不会牵涉庞大的范围，也不至于被要求必须如何深刻；不过，对于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来说，表达情感在事实上未能明确完成，以至于日后将引发他为之两难的追问。
在《哈耶克传》这本对他的私人生活叙述得相当节制的书里，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在涉及他私人情爱领域中的一些相互矛盾之处，使得我们对他那一段据说是因为通信条件的局限而被阻断，直到几乎二十五年以后才得以再续的情缘难以深信不疑：如果确如哈耶克在一封信里所说，海伦娜不仅与他青梅竹马，还一直是他进行思想活动的伴侣，而且，在1939年他们由于战争而不能见面之前，婚姻是两人长久以来深藏在心的梦想；那么我们就很难同时理解1972年病中的哈耶克对来看望他的阿瑟·塞尔登透露说，他年轻时候之所以没有娶海伦娜，部分也是由于担心遗传问题。除非这些关乎愿望、能力和承担的因素正是为了日后构成一个道德困境，来考验这位极其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当哈耶克在谋求与其相处二十五年的妻子离婚，以便能够和海伦娜结合的时候，这的确成为他不得不经历的道德焦虑。
追求幸福生活是每一个人的可能的、而且理所当然的权利。从弗里德曼的回忆中可以发现哈耶克的确获得了他的私人生活的幸福。海伦娜是一位“极有学识的女性”；她把哈耶克的《科学的反革命》翻译成了德文，又把《自由宪章》译为德文，哈耶克说，她“实际上是重写了一遍”。她还是“一位漂亮的女性，尽管性格不怎么随和”。幸福当然有种种不同的形态，显然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一种。哈耶克终于在1950年和海伦娜结婚了，无论如何，这是对哈耶克在写给波普的信里所说的，他和海伦娜在年轻时候仅仅由于当时通信条件的障碍才没有能够成婚这一巨大遗憾的弥补(对于哈耶克来说，那的确是一大遗憾，他与第一位妻子结婚就是因为她很像海伦娜)。即使哈耶克离婚的决定作为一种纯粹私人行为，事实上最大化了他和海伦娜的幸福，但在事件牵涉到哈耶克前妻赫拉的意愿——离婚非她所愿——的时候，还是有人提问，而且“想问一个不那么礼貌的、但是很重要的问题”：当所有人遇到麻烦，面临需要打破某种道德标准的时候，哈耶克是否愿意谈谈这些?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提问者“非常尊重道德标准，认为它们对社会很重要”。
……我知道我强行离婚是不对的。唉，这件事不堪回首。我所爱的姑娘，我的外甥女嫁给别人后，我心灰意冷，就随便结婚了。那个外甥女是我现在的妻子。但有二十五年之久，我都跟我在心灰意冷之余娶的那个人生活在一起。对我来说，她是一个好妻子，但我觉得不幸福。她不想跟我离婚，最后我强行离婚了。这肯定是错误的，但我还是做了。可能是有一种内在的冲动吧。
而在同一访问中，当被问到是否会再一次离婚并且结婚时，哈耶克作出了肯定的答复，但在停顿、思考了一番后，他露出明显的不快之色，并修正了他的答复，“也许吧”。
这本书相当细致地再现了哈耶克思想历程，我们只能透过“思想历程”了解到他的部分私人生活。依据时间序列进入叙述的事件当中，他的私人生活这一部分显然是凌乱和有若干误差的。多年以后被问起的往事构成了另外的悬念，与其说这是一个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微小然而完整的命题。在哈耶克晚年，“很少搞研究了……他逐渐把市场视为社会的原型，”他认为在这两方面，都是效率更高的做法会留下来并维持下去。所以，当被问及“如何看待爱你的邻人如同你自己这样的戒律”的时候，哈耶克回答反应出的此时他对道德的看法，无论如何是和当年的事件有误差的，他说：当我们脱离了这些(宗教规则)为了指导小群体彼此熟知的朋，之间的行为而发展出来的环境状态时，我们必须抛弃这种与生俱来的道德规范，除了与我们最亲密的几个人的关系——即我们所说的“核心家庭”——之外，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恐怕都应该遵守我所说的“商业性伦理规范”。
在这样的参照系统中，曾经是他的妻子的赫拉在哈耶克作出离婚决定的时候，是否属于应被归人依据“商业性伦理规范”的范围?作为哈耶克两个孩子的母亲，赫拉是否应该在二十五年婚姻生活之后，违背自己的意愿为一段多年的爱情出让自己的家庭?书里说赫拉很像海伦娜，而且哈耶克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娶了她。但从整本书涉及她的语焉不详的细节中，可以推导出她的内在和海伦娜是有相当差距的·，否则她完全可以在书里获得更多的关注，而且在二十五年的朝夕相处中，她应该有可能也有机会，但却终于没有和丈夫建构起难以替代的关系。
一年的分离和通信条件的障碍足以阻断年轻的哈耶克和海伦娜向往婚姻的计划，日后多年的分离却没有消磨他们复合的梦想。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如果真是我们所难以想象的一种坚贞不渝的爱情，始于维也纳校园那些夜晚舞会之后的漫步或是更早，经历了多年时光的冲刷却丝毫未损，那么，要求双方都不幸福的(本书中我们如今只能看到这是他和海伦娜对各自婚姻的评价)、庸常的婚姻为之让路，完全能够和乌托邦想象合拍，并因此获得理解和赞同。但是，在哈耶克自己衰弱不堪的时候说出来的，关于他对于和海伦娜可能的后代的担忧是他们早年没有结合的部分原因又说明了什么呢?这个完全符合“商业性伦理规范”同时还符合“效率优先原则”的想法，究竟应该被理解为不过是哈耶克对疾病的看法，在虚弱状态中的无意感叹，还是曾经的理性计算于多年以后不经意的吐露?
这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也不可能从哈耶克的传记中获得答案的问题，犹如离婚之后赫拉再未被提起(在自由主义对于个人价值的强调这个意义上，寂寂无名的赫拉即使从未有过哈耶克夫人的名义，她的幸福也并不减损价值从而可被忽略)，我们全无可能追问她早已湮没的感受(尤其是在哈耶克和海伦娜日后将近半个世纪众所周知的幸福光亮下，是否还可以追问赫拉的状况)，只是在叙述离婚事件引发的哈耶克和罗宾斯的友谊变动中，还能够从语焉不详的句子中发现，那个女人似乎后来还用着哈耶克这一姓氏，离婚后不到十年就去世了。
在思想的脉络中，其实他们都是不重要的，赫拉，他的儿子和女儿，孩子们在书中偶尔出现、简短地回忆已经离开他们的父亲。如果我们把《哈耶克传》第54页、第183页以及第200页中三个关于他的家庭变动的时间记录加以注意，就可以发现这些时间相互矛盾，无法相互说明。海伦娜也并不更加重要；她的意义局限于哈耶克的私人生活，因为她的存在构成了哈耶克的道德困境，她所意味着的幸福吸引哈耶克，但是他的追寻，使他踏人自由的飞地：此时自由显然已经不能提供充分条件支持他的行为。
理解哈耶克提出的自生秩序观念(spontaneous order)也许有助于我们看待他的行为。在哈耶克看来，影响人们行为的不是人们生存于其中的既定物质条件，而是观念。在自生秩序中，个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彼此交换、互动，只要不伤害他人。此刻伤害已然发生，无论是否还可以推敲伤害应该在何种程度上由谁来进行定义。显然，道德的实践将是一个更为困难的事情；尤其是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他认为没有个人责任担当的道德追求根本就不是道德追求。自由的真谛在于自律，惟有如此，才可能在保障了他人的同时保障我们自己。然而，即使哈耶克采取了与发生的事件相反的选择，问题依然存在：幸福不应该是更重要的、甚至终极的目的吗?如果是，又应该如何来对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进行取舍呢?
即使对于一位被推崇的自由主义的大师来说，这一追问也并不可能获得更有启示意义的答案。我们至少应该懂得，每个人都可能面临同样的困境，只是境遇所提交的考验难度不同。同一时代另一位自由主义旗帜人物，比哈耶克晚十年出生的以赛亚·伯林，五年之后和哈耶克一样，举行了一次紧接在离婚事件之后的婚礼。与哈耶克不同，口才惊人的伯林甚至将自己和未来的夫人艾琳当时的丈夫，和他一样是牛津大学重要人物的哈尔本的对话变成一段精彩的关于自由的心理分析：
瞧，你绝对是对的，正义完全站在你的一边。你娶了她，你爱她。我无话可说。我完全理解你的处境，你不需要跟我解释。我只想说一件事，让我给你提个建议，你会发现这个建议并不是完全无私的。如果你把一个人关在监狱里面的话，囚犯急于出去的程度是会超过狱卒想要让她呆在里面的程度的；这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如果你不让 她来看我的话，这种状况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迟早它都注定会被打破，即使我什么都不做。
就像他的一生中获得的无数戏剧性的成功，这一次他的话也达到了很好的效果，物理学家哈尔本大吃一惊，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不但带他去看花园里的艾琳，还拿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接受你的建议，你可以每星期见她一次。
看起来这二事件获得了妥当处理和较好结局，尽管当事人的痛苦也显而易见。在这个变动的过程中，在貌似举重若轻的谈话背后，伯林亦有心神疲惫的症状，曾数次卧床不起，生病住院，而哈尔本；据艾琳在后来的访问中所说，居然做出了一系列大悖学者身份的举动：偷听他俩的谈话，雇佣侦探监视他们的行踪，有一次在海滩上发疯一般地把一封她读过又撕碎的伯林的信拼在一起。这个嫉妒中的丈夫最后也许是因为接受了海峡对面法国的新工作而离开后，才从那些严重症状中恢复过来。而“最不可能结婚的”伯林，由此开始了数十年的幸福生活，关于他和艾琳的这段叙述简短而有力，没有任何多余的词语，可是又那么信心十足：
1956年2月7日，他和艾琳在汉普斯特德的犹太教堂举行了婚礼。三天后，他搬进了海丁顿宅，此后他一直住在那里，直到去世。
伯林一生惟一的婚姻中所满载的幸福是如此充溢，以至当他最后一次见他的传记作者，当他剩下的力气只够再谈一个想法的时候，他用只比耳语稍大一点的声音说出的是，他有多爱艾琳，她又如何始终是他生活的中心。这是对他们四十多年几乎形影不离的生活的最终致意。’伊格纳季耶夫说，“在个人生活中，他也知道如何承担风险。……在他承担过的所有风险中，这(和艾琳结合)是最值得的一个。”
在某种意义上，艾琳和海伦娜是相似的，她们都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或多或少介入自己所伴随的那位著名学者的思想和生活，她们和丈夫有类似或者共同的文化背景。也许思想也是她们自己的部分乐趣所在。
我们还可以从两本不同的书里发现传主之间的相似之处：当他们离开世界的时候，都早巳声名显赫，而他们毕生或是最终所爱的那个女人，也都与他们相伴四十多年并在最后的时刻守候着他们。
由于伯林传记作者与伯林之间长达十年的亲密合作几乎达到无间的程度，《伯林传》里面的伯林比《哈耶克传》里面的哈耶克生动并且活跃得多。也许还因为伯林是那一类思想从属生活的传记的典型，就像胡传胜所区分的那样，所以即使在他人的文字当中也是呼之欲出；哈耶克似乎更靠近生活从属思想的类型。也许是因为哈耶克经历了反对和抨击长久占据支配地位的政治潮流，正如佩里，安德森向左翼力量总结的那样，“长期坚持一种处于边缘的反对派态度”。孤寂状态使得哈耶克在他人看起来有点难以接近；而伯林恰恰相反，似乎天然具有社交禀赋，这位牛津校园里著名的教授，私下的交际本领不用说了，不管仙是否暗地里为当众演讲感到焦虑和紧张，他总是能够叫人离开他的课堂之后还犹如在天空盘旋，而他那些答谢辞，日后有许多邝成为著名的篇章。这个
一生一帆风顺得让人嫉妒的人的演讲魅力，余韵仍在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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