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8月6日的“学术双周刊”，用了差不多一个版的篇幅，刊登了邓牛顿先生的文章《〈红楼梦〉植根湘土湘音》，还加了编者按语，足见重视。编者按说：“上海学者邓牛顿经考辨后提出新解——《红楼梦》的原始之作，是用湘语写成的。《红楼梦》的原始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一位有在湖南长期生活经历的人士。这位作者，或出生于湖南，土生土长；或幼年少年时期，随家庭进入湖南；或从小在湖南长大，青壮年时期迁徙异地。这位作者，因各种原因来到两江地区，跟曹雪芹结成了或朋友、或亲戚、或家属的关系。这位作者，经历过或目睹过家庭的兴衰，有相当的人生阅历和较高的文学素养。”邓文的主要论点，这段编者按倒是说得比较明白。至于邓先生自己对此文的期许，好像更要高得多，认为从中“可以获得《红楼梦》研究方面的全新认识”。
如果邓先生确实做了认真考辨，拿出站得住的根据，证明了《红楼梦》作者与湖南的关系，他的期许倒并不夸张，可惜，他的考辨无法令人信服与认同，甚至根本谈不上“考辨”二字。他立论的依据，主要是靠方言，即从《红楼梦》中找出一些湖南的方言词汇，然后就得出了植根于湘土湘音的结论。以为这样的“考辨”，就能得出石破天惊的结论，未免过于天真也过于轻率了。
想以简单的方言词语举证，来考证作者的籍贯，并不自邓先生始。大概是五年前吧，有人在《书屋》杂志上写了一篇《〈金瓶梅〉作者新考》，用的便是同样的方法。他举出了“张致”、“张见”、“发市”、“一歇”、“执古”、“简慢”、“一总”、“话一声”、“买办”、“不是事”等等词语，断言这是湖南平江东乡才有的方言，因此是“作家刻骨铭心的地域文化影响”的“有意无意的流露”，于是判定《金瓶梅》作者的籍贯必是湖南平江无疑。为了这篇“新考”，我曾写过一篇短文，发表在上海《文汇读书周报》上，指出他所认定为平江方言的词汇，其实在许多方言中都存在，“等一歇”、“话一声”，上海人就这样说；“张致”也作“张智”、“张志”或“作张作致”，早在北曲如《杀狗记》、《小孙屠》、《竹叶舟》中就在使用；而“执古”、“简慢”、“买办”、“不是事”等等，简直可以看作各地通用的“普通话”词语了。我在文章的最后说：“研究中国方言的人，都懂得一个浅近的事实。在中国长期大一统的政治环境下，所谓五方言殊，主要是语音上的差异很大，词汇倒是大致相通的，不然，人们的交际就会受到极大的阻碍。因此，在确定哪些是只有在特定地区使用的词汇时，便要特别小心，略具形相就出结论，胆子也忒大了些。”胡适之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作为实用主义遭到猛烈批判的，但如果经过了几十年之后，我们以大胆假设，无需求证或草率求证来替代，结果会是更坏的实用主义。邓先生考辨《红楼梦》作者的文章，也采用了《新考》作者同样的方法，大概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邓先生所举《红楼梦》中湖南方言，不过十九条。对于一部百万余言的文学作品，区区十九条词语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但如果这十九条果真都是地地道道、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湖南土语，倒也确实需要研究其出现的原因。可惜的是，这十九条“内证”，无法支持作者的结论。这十九条词语是：磁瓦子、娘母子、木屐、样范、渍湿、益发、好生、偏生、 、 、撮、打尖、解手、打发、弃嫌、讨嫌、赌狠、洑上水、村。据邓先生说，他确定这些词语为湖南方言是依据一部《长沙方言词典》。但是，邓先生如果不那么急于剥夺曹雪芹的著作权，本可以另找一些别地的方言词典（特别是曹雪芹家族长期生活过的地方，如北京、南京等地）稍稍比较一下，看看这些词语是否为他种方言所无。这是做考辨必不可少的工作，不然，怎么能确定曹氏就不会使用这些词语呢？
手头正好有一本徐世荣先生编著的《北京土语词典》，粗粗翻一下，至少已有“好生”、“掐”——即“ ”、“村”、“解手”、“打发”、“讨嫌”、“洑上水儿”等赫然在目。徐先生收土语词条规格甚严，凡《现代汉语词典》已收而又未特别注出为方言或口语的，都视作普通话词语，不再收取。就这样，也还有这七条同邓先生认为的湖南方言所共有。比如邓先生以为“洑”这个词“是一个最生动、也最具特色的方言词汇。《红楼梦》中专作‘巴结’用”。其实，这个词同样存在于北京土语中，徐先生解释其义为：“嘲讽人趋炎附势，巴结权贵，与‘巴高枝儿’意同。”看来，这个词语并不那样最具湖南特色，住在北京的曹雪芹一样会用，不必要一个同湖南深有渊源的人替他起草。这样，邓先生的十九条证据就十去三四了。
《现代汉语词典》是以记录普通话语汇为主的词典。普通话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的。《现代汉语词典》中收录的语汇，如果没有特别注明为方言的词语，更可以认为已经进入普通话中，成为国人共用的词语了。查对一下邓先生所举的例证，除去七条也存在于北京土语者外，又有“木屐”、“益发”、“ ”、“撮”、“打尖”等五条是普通话词语。《儿女英雄传》是一部京语小说，作者文康是旗人，同湖南没有瓜葛，但随便翻翻就会发现，那里面“益发”、“打尖”之类词语随处可见。孔尚任也不是湖南人，但他在《桃花扇》中一样用着“掌他的嘴， 他的毛”。至于“木屐”，《后汉书》中就有“京都长者皆著木屐”。后汉的京都，当然不是长沙。如果再涉猎一些方志，那么，青县志中有“打尖”，雄县志中有“掐”，南川县志有 “ ”，至于被邓先生当作“湘语亲属称谓中一大特色”和“核心特征词汇”的“崽”，南皮县志、滦州志、献县志、黄岩县志等等，无南无北，都有记录，“读如宰”，“崽者子也”?又哪里是湖南特有的方言。这样一来，邓先生所据的方言例证就十去六七了。剩下的几条，如“样范”，同见于《西游记》、《金瓶梅》。“偏生”邓先生居住的上海就挂在口头。“娘母子”和“渍湿”吴语区今天还用。邓先生的十九条例证?只怕已是十不余一了。
如果说，邓文所举方言词语是他的硬材料，那么，他“感觉到的浓郁的湖南方言味”和所谓“地域情结”就更带有主观臆测的味道，只能算作更不可靠的软材料了。比如凤姐儿说的“平儿风魔了，这蹄子认真要降伏我，仔细你的皮要紧”，邓先生感觉到了十足的湖南味儿，我也在湖南呆过九年，却并没有这种感觉，相反，倒觉得京味十足。比如“风魔”一词，就让我想起了大都人（即后来曹雪芹生活的北京）王实甫“风魔了张解元”的句子。潇湘馆的竹子和潇湘妃子的名号让邓先生想到了“唯楚有材”，又想到了作者的湖南地域情结，但给我的联想却是舜帝爷不知是南巡还是被流放，弄得他的两个妃子哭哭啼啼，泪水洒在竹子上，留下了斑斑泪痕，是名斑竹。这名号同小说中还泪的林妹妹是很般配的。至于读到《红楼梦》中的“五美吟”，便联想到长沙乡间一个很少人知道的地名——“五美山”，更是只有邓先生才能具有的联想。如果依靠这样的联想，就能考证作者的籍贯，那么小说《五美缘》、杂剧《潇湘雨》的作者，必定也是湖南人无疑了。
看来，有作者的地域情结，有读者的地域情结，邓先生把自己的地域情结误当了作者的地域情结，把自己的感觉误当成有力的证据。但感觉终究只是感觉，考证要靠证据。学术研究不能游谈无根。前面说过，中国方言之间的最大区别，是在语音，但文字偏偏不能记录声音，而想靠词汇来区分方言，就必须十分小心。纵向来说，几次南北大迁徙，使许多北方词语进入了南方方言，也使许多南方的词语进入了北方方言；横向来说，中国社会越向前发展，物资和人员的流动就越频繁，词语的相互吸收也越加迅速。在这样纵横两方面的交融中，要找出真正具有标志性的方言词语，决非易事，要经过仔细的反复的比较与遴选。靠一本方言词典做学问是不可取的。
梁启超氏谈到朴学的学风的特点时，列出了“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臆度者，在所必摈”；“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等十条。胡适之氏也认为“历史的考据是用证据来考定过去的事实。史学家用证据考定事实的有无，真伪，是非，与侦探访案，法官断狱，责任的严重相同，方法的严谨也应该相同。”邓先生（如果我记忆不错）应当是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从事文学评论工作的老学者了。对于这些，当是耳熟能详。以此学风来对照，所谓《红楼梦》植根湘土湘音，究竟是可以“姑存之”呢，还是“在所必摈”呢？我真希望邓先生能拿出些过得硬的材料，让人对他的新说可以“渐信之”，但若不能，我也希望邓先生从善如流，能够对自己不牢靠的立论，“在所必摈”。尽管当今之世，信口开河已是世风所趋，连政要们也不免，但学者总还是学者，总不能在学术研究中也推其涛而扬其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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