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战后19４6年英国首先宣布建成福利国家以后，它作为一个历史现象立即风靡于北欧和西欧，在短短一二十年内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都予以效法，完成了到福利国家的过渡。虽然七十年代经济危机之后，西方福利国家普遍地经历了“收缩”与“瘦身”运动，但是它们仍然没有放弃其福利国家的基本理念和原则，“福利国家”仍然是西方世界自我标榜的一个标签，“福利制度”的修补与完善仍然是政党竞选的主要纲领，福利国家仍然被学界认为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作为一个历史现象，福利国家为什么会存在下去并表现出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对此，许多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几十年的不懈努力，试图揭开这个谜；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从不同的学科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其文献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例如德国社会学家贝克说，福利国家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她“是民主的最后一块基石”，即出于“社会正义”的原因。那么，福利国家的存在是否具有经济效率的根据，即，从经济学上如何解释其存在的根据呢？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时，经济学家巴尔撰写的《福利国家经济学》做出了令经济学界瞩目的贡献。
首先，福利国家的存在不仅仅是因为“社会正义”，而且还出于它的“经济效率”的原因。众所周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福利国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在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理论层面对福利国家的效率问题，“质疑”者远远多于“诠释”者，甚至出现了“舆论一致”的现象。其中，对福利国家“社会正义”和再分配的作用则有较多的认同。但是，福利国家是否具有效率的功能？如何从经济理论上“求证”它的效率功能？从经济学上如何证明社会保障和福利国家存在的“合理性”？它是否符合福利国家的现状？我们能给出一组什么样的原则性的理论根据？通过微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理论演绎，辅之以大量的数学公式的推导，加之大量的经验式的分析，再加上各种理论流派争论的比较分析，这就是“福利国家经济学”理论大厦的主要内容。经济学理论是可以证明福利国家普遍观念的；经济学理论的争论不仅使经济学家可以很好地理解福利国家存在的“公平”理由，同样也可以证明福利国家存在的“效率”根据；不管福利国家的分配目标是什么，福利国家仍然具有其重要的效率功能；福利国家能做到的事情，市场却很难做到，或者做得很糟糕。不仅仅是因为“公平”的原因，而且也是因为“效率”的缘故，这就是福利国家经济学对福利国家的存在所做的诠释。
其次，信息不对称等市场失灵现象是导致福利国家赖以存在的基本原因之一。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信息失灵是产生强制性社会保险（保障）的重要理论依据。市场是有缺陷的。不完全的市场，不完全的竞争等市场失灵状况，尤其是不完全的信息，导致市场无效率，不能使之达到帕累托最优。因此，国家出面对市场进行一定的干预和补充，不仅是为了实现社会公正，也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一些技术上的原因导致广义和狭义保险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使现金给付和实物给付的供给方面存在着信息失灵，使失业、养老、医疗保健等狭义保险市场上普遍存在着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教育的供给方面存在着信息失灵现象，从而预示着政府应该扮演重要的角色，由此，公共卷入、公共基金或公共提供（未必是公共生产）的行为就成为更为有效率的；风险、不确定性和不完善的信息，这些市场失灵现象就成为潜在的要求国家出面经办这些保险的重要因素。
再其次，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框架与福利国家的相关问题之间，建立起一个自然的“对话渠道”，使之和主流经济学或经济学的核心内容联系起来，以达到二者完整的统一，这是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任务。传统上讲，一些人认为经济学与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没有什么关系；因此，在维护经济学的重要性的同时，人们应该试图通过将经济学理论与不同的社会公平观念及福利国家的历史发展联系起来，以探讨经济学与它们的相关性。福利国家不是一个“不相关的东西”，正相反，它非常自然地适合于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原则上讲，关于福利国家的基本经济理论不仅适用于所有工业化国家，而且还适用于转型国家和许多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最后，在应邀专门为中文版撰写的近一万字的序言中，巴尔教授在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历史做的评价中，对正在进行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进程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政策建议，例如，对失业保险、养老保险、贫困救济、医疗保险、高等教育等领域有可能适用于中国的政策取向，提出了他的看法。他真诚地告诉中国读者：“最关键的是在设计政策时要尽可能地简单，在中国这样一个制度能力有限的国家，像其他那些稀缺的资源一样，要尽可能地利用好这些能力并使之效用最大化。”
《福利国家经济学》是巴尔（Nicholas BARR）教授的扛鼎之作，在这部名著中，巴尔首先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以英国为第一案例国家和基本参照背景，兼顾进行国际的比较研究；除了上述横向比较，巴尔教授还使用了大量资料将福利国家作为一个历史现象进行纵向的比较研究。在进行经验式的比较分析的同时，巴尔教授主要将这个专著作为一项规范研究，以帕累托最优为起点和分析工具，进行理论层面的演绎，这在浩如烟海的关于研究福利国家的英文专著中是不多见的。
这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将教育尤其是公共住房政策专门开辟章节予以专门的实证与规范分析，这不仅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延伸至“贝弗里奇范式”的福利国家边界之内，事实上，它还给出了“福利国家经济学”的构件和理论框架。读者在阅读中还会发现另一个重要特点，即，虽然该书第三版出版于1998年，但巴尔教授非常敏锐和及时地将信息经济学的经典性论文及其主要内容（主要代表人物如阿科罗夫、斯蒂格利茨等，他们2001年因此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分析福利国家重要理论工具之一，可以说，该书使用了经济学中最新的研究成果，涵盖了最新的研究内容，反映了最新的研究动态。
巴尔系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的公共经济学教授，国际著名的福利经济学家，是福利国家经济学的主要奠基人，曾在世界银行两次供职，专门负责为中东欧和俄罗斯设计收入转移和医疗体制，1995～1996年曾作为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1996：从计划到市场》的主笔之一，负责其组织撰写工作。十几年来，他在福利经济学、福利国家经济理论、社会保障、特别是OECD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养老金经济学、医疗卫生经济学、高等教育经济学方面做了具有开创性的工作。1988年以来，他在英国发生的关于高等教育的大辩论中十分活跃，是坚决主张建立广泛学生贷款制度的一位“主将”。他曾任“澳大利亚西部委员会”顾问；曾受聘于新西兰政府，为新西兰制定公共政策做出了卓越贡献；目前，他是匈牙利政府的顾问，《国际社会保障评论》杂志编委会的委员。作为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他目前教授经济学、社会政策经济学、经济体制比较、公共经济学等四门课程。
巴尔在上述领域著述颇丰，主编或撰写的专著近十部，论文几十篇。最新的代表作有《作为储钱罐儿的福利国家》（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主编了《经济理论与福利国家》（Edward Elgar 2001，其中收录了许多重要论文），等等。翻译成中文的有《福利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本书不但被伦敦经济学院采用为大学和研究生的教科书，而且许多大学都将之作为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本书反映了巴尔最新的研究成果，在我国研究社会保障的学者中间也有较高的知名度，引用率较高；它代表了当前西方经济学界研究社会保障和福利国家问题的最新动态，处于学科最前沿。
在中文版中，为方便读者学习和研究，本书译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郑秉文教授还撰写了一个长达四万多字的《译者跋》，除了对该书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做出了简介和归纳之外，还对战后以来半个世纪西方经济学研究社会保障和福利国家的学术史做了一个概要性的回顾，并利用较大的篇幅分别从政策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几个方面就社会保障和福利国家的效率功能即在保险市场上出现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信息失灵现象对西方经典经济学家的论述做了考察和较为细致的梳理，同时，对养老、失业、医疗健康、教育等领域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存在根据做出了规范性的论述。
该书于2003年9月获得“2002年度引进版社科类优秀图书奖”。
（《福利国家经济学》，尼古拉斯·巴尔著，郑秉文、穆怀中等译，“社会保障译丛”之一种，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年1月版，65．00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