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先生是当今学界公认的大师，治学领域宽泛，遍及古今中外。特别是近百年新发现的各种文献，饶先生几乎都在第一时间做过整理和研究，成绩斐然。季羡林先生评价饶先生学术成就时，将饶先生著述划分为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与金石学、书画学八大类。饶先生研究简牍帛书的著作，季先生
实际上，1925年王国维在那次以“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为题的著名演讲中，早已将“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与甲骨文、敦煌写本并列为当时最为重要的学术发现，并且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以激励后学研究这些新发现的学术资料。王国维之后，不仅又在西北地区发现了更多的汉晋简牍，而且还在内地的湖北、湖南、山东等地相继发现大批战国秦汉时期的简牍帛书，这些新发现的简帛资料无论在数量还是在内容的重要方面，都已远远超过王国维当年见到的汉晋木简。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吸引了许多学者投身于简帛研究并撰写了许多高水平的著作，使简帛研究逐渐成为专门之学，并发展壮大为饶先生所说的“当代学术之显学”。许多老一辈学者为简帛学这一“新学问”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饶宗颐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饶宗颐早年专心于《楚辞》研究，对楚地出土文物和文献一直十分关注。他的简帛学研究，就是从考释楚简和楚帛书开始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撰有《战国楚简笺证》、《长沙出土战国缯书新释》等著作，是我国研究战国简帛的先驱者之一。与此同时，他也开始关注西北汉晋简牍，发表过《居延零简》、《居延汉简目■耳鸣解》等论文。此后，他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相继发现的大量战国秦汉简牍帛书十分重视，除及时发表相关研究论文外，还在20世纪80年代初与曾宪通教授合作，集中研究楚地出土文献，先后出版《云梦秦简日书研究》、《楚帛书》等简帛学著作，为睡虎地秦简《日书》和楚帛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饶先生又在马王堆汉墓帛书、汉晋简牍以及新出楚竹书研究等方面发表了许多新的论作，还手创汉简编年体系，主编《敦煌汉简编年考证》、《新莽简辑证》、《居延汉简编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倡导建立简帛电脑资料库，从各个方面为简帛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比较而言，饶先生的简帛学著作没有甲骨学、敦煌学著作那样多，但他在简帛学上的贡献和影响却很大。饶先生的简帛研究，与他的甲骨文研究、敦煌文书研究一样特色鲜明，创获甚多。
饶先生研究简帛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快而新。饶先生知识渊博，对新发现的资料又一向十分敏感，经常是一种新材料甫一公布，饶先生很快就有论著进行研究。饶先生的简帛学著作也大都具备这一特点，因此，饶先生很自然地成为了简帛研究学科的导夫先路者。其实，饶先生的简帛学著作不只是材料“新”，更重要的是学术见解“新”，学术境界“新”，如王国维所说，由“新发现”引出了“新学问”。例如，睡虎地秦简《日书》公布后，饶宗颐就与曾宪通教授以最快的速度推出《云梦秦简日书研究》，这是学术界第一部研究睡虎地秦简《日书》的专著。在当时学术界对《日书》之类数术文献普遍感到陌生，还不知道应当如何下手进行研究的时候，饶先生发凡起例，及时推出力作，为《日书》研究树立了典范。该书解决了《日书》研究中的许多疑难问题，提供了从数术史角度研究《日书》的范例，堪称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乃至整个战国秦汉简帛数术文献研究的奠基之作。又如，马王堆帛书《刑德》公布不久，饶先生迅即撰文讨论其中的“摄提”、“颛顼”等神名，既解决了帛书《刑德》研究中的疑难问题，也为以后的《刑德》研究指明了方向。饶先生总能在第一时间撰文讨论新出简帛资料并提出独到见解，得益于他平时积累的广博知识和敏锐的学术眼光。饶先生博览群书，通晓古今学术流变，即使是多数学者很少接触的古代择日、养生、音律之学，他也十分精通。因此，每当遇到新出简帛材料时，他总是能够很快确定其学术性质和学术价值，还能触类旁通，在第一时间提出真知灼见。
饶先生研究简帛的另一个特点是深而广。饶先生博闻强记、知识渊博，其著作向以考证见长。饶先生对许多简帛材料所做的考订同样精彩纷呈，创获甚多。例如，在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中有一篇以“稷辰”为题的简文，体例与《日书》甲种中以“秦除”为篇题的建除占文相似。在《日书》公布之初，没有人明白“稷辰”这一篇题的含义。饶宗颐先生在《云梦秦简日书研究》中率先指出，“稷辰”就是见于古书的“丛辰”。后来，又有几位学者对这一说法进行补充论证，指出“稷辰”是“?辰”的讹写，“?辰”又是“丛辰”的通假，从而使饶先生的创见得到证实。由此可见，饶先生在《日书》研究方面功力深厚，是真正的专家。但与多数长期专攻某一领域的专家不同，饶先生治学领域宽泛，他的著作几乎涉及到了简帛学的各个方面。在简帛典籍研究方面，他既重视《周易》、《老子》等经学、子学要籍，也喜欢研究《日书》、《引书》等数术、方技文献。在文书研究方面，他既重视边塞发现的官方文书，也专门讨论过遣策、信札之类私人文书。在饶先生的心目中，这些简帛材料各有其用，都可以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提供新的线索。尤为重要的是，饶先生并不满足于文字释读和文献考订等专门研究，而是十分注意与此相关的宏观问题，并有意将简帛学与其它学科打通，提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学术见解和研究计划。饶先生以前研究楚简、楚帛书和马王堆帛书时，已经注意到了其中的楚文化因素，并一再利用它们去探索楚文化的奥秘，获得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因此，饶先生在中国楚文化研究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几年来，饶先生特别重视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等新材料，因为他觉得利用这些新材料可以开创中国经学研究的新局面。他说：“‘五四’以来，把经学纳入史学，只作史料来看待，不免可惜！现在许多出土的简帛记录，把经典原型在秦汉以前的本来面目，活现在我们眼前，上海博物馆购藏的楚简，诗、礼部分亦已正式公布了。过去自宋迄清的学人千方百计去求索梦想不到的东西，现在正如苏轼诗句‘大千在掌握’之中，我们应该如何珍惜，再做一番整理工夫，重新制订我们新时代的Bible。”整理新材料、建立新经学，这是饶先生为新世纪简帛研究等学科指出的康庄大道。由于既注重微观考证，也注意宏观通识，使饶先生研究简帛时更重视方法，更重视系统。因此，一些看似散乱的材料，饶先生都要想方设法将它们系联起来，使之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可靠依据。饶先生主编《敦煌汉简编年考证》、《新莽简辑证》、《居延汉简编年》，并计划编纂出版《出土史料系年长编》，就是这种认识的尝试。这种微观研究与宏观通识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无疑为简帛学的发展和深化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新的途径。
饶先生研究简帛的又一个特点是锲而不舍、精益求精。饶先生研究楚帛书的过程，最能说明这一特点。饶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关注并研究楚帛书，后来曾赴美国目验原物，根据新获照片两次做出帛书摹本，多次修订释文，到20世纪80年代撰成《楚帛书新证》（收入《楚帛书》中）。他在自序中说：“十余年来，楚地出土文物，倍蓰于前，余亦三度漫游荆楚，作实地考察，所见益广。爰就多年积累，研讨所得，取旧作《疏证》，删除繁芜，益以新知，并参时贤近著，泐成此篇。自念■■究年，锲而不舍，复不惜多次订补；帛书文字，希望自此可以通读，非敢谓为定本，后来居上，览者或有取焉。”直到近年，饶先生还在根据新出简帛材料检讨以往的楚帛书研究。对于一些因材料不足而导致的错误认识，饶宗颐先生并不讳言，而是勇于自新。他在《楚帛书新证》中曾多次修正旧说，近年还专门撰文修正以前对楚帛书“九州不坪（平）”中“坪（平）”字（也见于曾侯乙编钟）的考释，并说“旧说之有待修正，后出转精，是学术的进步”。正是由于这种锲而不舍的努力和精益求精的态度，使得饶先生在简帛研究中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成绩。
最近几十年是简帛材料大量发现的年代，可以预计，今后还会有许多前人“梦想不到的东西”出现。我们祝愿饶宗颐先生健康长寿，继续为学术界贡献更多的简帛学著作。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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