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最大变化，就是对国外的东西敏感。美国的新经济正在炒得热气腾腾，国内的新经济就弄得沸沸扬扬。
中国不少人希望一夜暴富。不少人看到新经济是一次发财致富的大机遇。有人把它看得更高，断言新经济是中国的最后一次机遇。
多少人在做着新经济梦？
大批网络公司成立，大量的人才流向网络公司。忽然之间在中华大地上反映最迅速、最强烈的莫过于互联网广告。电视、报纸、广播、公共汽车、马路灯箱等等，几乎都在高喊着网络经济、网络时代的到来。网络广告，铺天盖地。据统计，1998年年底全国拥有网站5300个，而到了1999年年底，全国网站到了15153个。仅一年就剧增了9853个网站，平均每天就有27个网站诞生。做中文网站忽然成了中国大陆上一件最时髦的事业。
2000年做什么到网上开商店去仅仅在一年之前，“上网”还是件挺新鲜的事儿，可到了今天却成了人们见面常用语：“你上网了吗”“有空发E-Mail。”
面对前景无限的互联网行业，面对一个个令人激动的速成致富神话，面对蜂涌而致、求贤若渴的网络公司，各行各业的人才纷纷从传统行业跳槽，一时间全国大量的精英人才跳到了网络公司。
正当中国人群情激动，今年4月美国的纳斯达克指数狂跌。从1999年的11月份，到2000年3月10日，美国的纳斯达克从3000点一路狂涨，突破5000点。进入4月份，纳斯达克指数狂跌。4月3日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00点。4月15日，流血的星期五，纳斯达克周下跌25％。
纳斯达克暴跌，给中国的网络公司心头蒙上一层阴影，也使全球网络经济前景变得风云莫测。纳斯达克暴跌，惊了多少中国人的梦。大批人开始从兴奋的巅峰落下惊呼，中国离新经济到底有多远我们离新经济还有多远?
新经济虽然在美国炒得火热，但美国新经济的发展到底如何?
为了测量美国新经济，了解不同州新经济发展的差距，美国的PPI－进步政策研究所专门设计了一种新经济指数。
PPI指数包括了五大类，十七个指标：
①知识型工作：这类指标是测量办公室工作人员的数量的。包括管理人员、职业专家和技术员及劳动力教育水平等。
②全球化：包括产品的出口及对外直接投资情况。
③经济的动态性和竞争性：快速成长连续四年内销售额年均超过20％的公司提供的工作的数量，工作的变化程度和公司通过公众筹资的数量。
④数字经济的转型：成年人上网者的数量，域名登记的数量，学校的技术和政府运用信息技术提供服务的情况。
⑤技术创新能力：高技术工作的数量，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专利申请的数量，研究与开发投资情况及风险资本的情况。
对上述的每个指标，报告赋一个权重，把权重和各个指标的得分相乘，再相加，就得一个总指数，把这个总指数相比，各个州的新经济发展水平谁高谁低一目了然。
根据这个报告，整个美国的新经济指数平均起来是48.1％。在美国所有各州中，两个州新经济发展最出色，一个是麻省，一个是加州，这两个州高新技术产业比较发达。麻省是软硬件和生物的集中地，有世界上一流的大学如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等的支持。加州的硅谷现在变成了创新和技术的同义词。但是，这两个州和别的位列前十位的其他州，不仅仅是高新技术的产地，而且是管理者、专门职业人员、大学生的集中地。除一两个例外，他们生产的产品都是面向全球市场的，是ＩＴ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前沿阵地，支持和鼓励技术创新的基础设施发达。许多州经历了大规模的国内移民。这些州是富裕的，但收入并不决定一切，一些人均收入并不高的州，新经济的发展却位居前列。
新经济指数和经济增长是什么关系呢高指数并不一定意味着比低指数的州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1991～1996年间，新经济指数的增长和雇员的增长事实上是成负相关。但就业人数的增加可能并不是最好的衡量一个州经济成就的指标，人均经济收入比起就业指标来可能更好。新经济指数高的州，其人均收入就高，新经济和人均收入水平是成正比的，但相关性弱，1992～1997年相关性仅为0.13。如果采用扣除通货膨胀后的人均收入计算相关性，这个相关性可能更大。
旧经济靠的是工人的手艺，靠的是工人能可靠地进行重复工作，靠的是工人能够提供工作所需要的体力。新经济靠的是工人的大脑。脑力取代体力。
新经济的很多工作是在办公室完成的。体力的重要性，手脚灵活的重要性下降了，知识的作用上升了。
美国的技术进步研究所在衡量知识型工作的进展时，用的是三个指标，一个是办公室工作人员的比重，一个是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的比重，还有一个就是劳动人口的文化程度。
这三个指标对于新经济来说都很重要。新经济是一种服务经济，是一种高技术经济和一种办公室经济。
对我国来说，有关办公室工作、管理及专业技术管理工作和工作所需的教育程度的资料并不易得。统计上，可得的与此相近的数据只有国家机关行政人员的工作人员的数量、专业技术人员的数量等。行政办公室工作的数量，很显然不能反映全社会办公室工作人员的数量，专业技术人员数也无法反映全社会的管理及专业技术人员数量。把从事金融保险、文化教育、电影电视广播、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及国家行政机关及社会团体的人员都算为办公室人员，1999年我国的办公室人员仅占全国就业总数的4.4％，相当于美国的1/6。这个数字可能有点偏低。再以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的数量来看，全国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总数1999年是8336万人，专业技术人员总计为2143.1万人，占整个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人数的25.8％。这个数字和美国比较接近。从职工的受教育程度看，我国从业人员中接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从业人员占整个从业人员的比重只有3.5％，约为美国的1/9。就是北京这样的文化中心，从业人员中大专以上文化的也仅占19.4％，达不到美国的平均水平。
旧经济中所有的经济交易都需要货物运输，需要纸上记录，需要面对面的交流。新出现的数字经济，商业通过电子工具进行。美国的因特网1998年产生了约＄3000亿的收益，这个行业的工作相对过去三年增加了174.5％。数字经济的出现，会像工业革命一样，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PPI在衡量美国的数字经济时，用了四个指标，一个是成年人上网的数量，一个是公司的网上域名数，一个是公立学校信息技术的使用情况，再就是政府服务中，数字技术的使用情况。
1997年美国家庭上国家级网的人数为25％，1998年达到33％，1999年是38％，到2003年会超过一半。
新经济意味着工作运作方式的变化，让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发挥作用。在美国，现在登记为“.com，”的数量达到了2228000。
计算机和因特网有助于改善教育。美国学校的上网数量日益增加。至少有一个因特网的学校1994年是35％，到1997年达到78％。教室中网络的进入率1994年是3％，到1997年达到了27％，1998年达到了44％。
政府上网可以提高效率，节约成本，推动信息技术的使用。所以，美国开始提出E-政府的概念。
了解我国Internet上网计算机数、用户人数、用户分布、信息流量分布、域名注册等方面情况的统计信息，对国家和企业动态掌握互联网络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提供决策依据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上网计算机数1998年是54.2万台，1999年为146万台，2000年650万台，其中专线上网1998年是8.2万台，1999年是25万台，2000年达到了101万台；拨号上网1998年是46万台，1999年达到了121万台，2000年达到了549万台。
我国用户拥有E-Mail账号总数为：6510万。其中免费E-Mail账号总数为：5610万。
CNNIC对中国网民定义为拥有独立的或者共享的上网计算机或者上网账号的中国公民。我国上网用户人数2000年是1690万，其中专线上网的用户人数约为258万，拨号上网的用户人数约为1176万，同时使用专线与拨号的用户人数为256万。除计算机外同时使用其他设备(移动终端、信息家电)上网的用户人数为59万。
如果以上网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我国上网人数人口的比重约14％，相当于美国的1/3强。
无论是生产，还是服务行业，美国高新技术都起到了重要作用。高新技术在生产中，占新增加值的比重，1970年是18％，1994年达到了24％。高新技术产出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1990年为5.5％，到1996年增加到了6?2％，在高新技术产业中就业的人均工资高于其他部门，高出77％。
尽管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出占的比重不大，但却是新经济的主要动力。软件、硬件和电信是新经济的引擎。
新经济的增长需要工程师和科学家补充燃料。在美国各州中，吸引科学家和工程师，增加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对于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正是这些工程师和科学家实现了大量的技术创新。
创新可以保持企业的竞争优势。申请的专利数是衡量创新能力的基本指标。美国申请的专利数，1984年是58000件，到1995年超过了110000件。
研发投资是另一项衡量技术创新能力的指标。从美国来看，商业提供了2/3的研发资金。这类投入，80年代稳步增加，90年代经过初期的下降后，到1997年达到了顶峰。但对于基础研究的投入却增加得很少。
风险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美国虽然不大，但作用不可小视。它对成长性好的公司，在早期提供了关键性的支持。在美国得到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增长的就业，1991～1995年间年均增长34％。从整个美国来看，风险投资在80年代年均是60亿美元，到1997年达到了120亿美元(以1992年的美元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0.10％增长到0.16％，1997年大约支持了2485家公司，5倍于1980年。
今年6月召开的“中国风险投资运营机制高级研讨会”上传来的消息，今年中国风险投资实际投入已达3亿多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0.03％。美国风险投资规模480亿美元，欧洲160亿美元，亚洲60多亿美元。中国的风险投资是“雷声大雨点小”，不管是国内的投资还是国外的投资，量都不大，仅仅处于起步阶段。
我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1999年仅150万，占当年全国总就业人口70586万人的0.1％。
我国的专利申请1984年24616件，到1999年达到了100156件，相当于4倍左右。绝对数和美国相差并不十分明显，如果用人均专利申请数来衡量，差距则十分可观。
我国信息技术引进多，创新少。据信息产业部电子知识产权咨询服务中心统计，从1997年到1999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受理申请21135件，占发明专利申请的31％，但国外申请的占到了84.46％，国内申请的仅占15.54％，而在这15.54％，来自台湾的申请又占了很大一部分。
我国在研究与发展中的投资，绝对量虽然逐年有所增加，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变化不大，1995年为0.6％，1999年仍为0.1％。
衡量新经济PPI用了17个指标，由于数据不足，我们无法用所有这些指标来衡量中国的新经济。和美国相比，我国经济开放的程度并不差，但技术创新能力，经济中的知识含量，经济的数字化程度及经济活力都大大落后于人家。
由于资料不足，我们并不知道身处何处。有人说中国是砖瓦经济，离新经济还很远。其实无论我们处在一种什么样的阶段，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我们都已经踏上了新经济的列车。问题只是谁在车头，谁在车尾。
钢锭与流成河的石油、烟囱和工厂生产线，以至于微小的种子和反刍的奶牛，都被网罗进聪明的芯片和快速的带宽之中，或早或晚，它们都将与一切事物一样，服从于新经济规则。
新经济是全球经济，谁也无法逃脱。能做的是如何在新经济中，建立竞争优势。
现在“新经济”似乎已经取代“知识经济”，进一步成为国际上最热门、在国际研讨会上使用频率最高的名词。“新经济”对于美国经济的带动作用有目共睹，但“新经济”在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却存在争议。
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经济学家樊纲认为，目前在中国传统产业比新兴产业更有作为。樊纲指出，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现在的确是新兴产业在带动经济的增长，比如美国，每年带动经济增长近3个百分点。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能只满足于2～3%的增长，而要增长的更快，这样才能缩短差距，比如说每年要增长7～8%，那么剩下的那个5～6个百分点的增长从哪里来？显然还得靠传统产业的增长。
另外，对其他国家是“旧经济”的许多产业，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还是新经济。新技术和新兴产业的出现，使我们较早地拥有了一块新的市场需求，这当然是好事，但这种新的市场需求在我们这样的落后国家中，远不如为了其他物质生活水平方面的“补课”所能创造的需求大。因此，樊纲呼吁，在市场需求已经日益显得重要的今天，我们决不能采取一种放弃传统产品需求的发展战略，把这块肥大的市场让给别人。
发展新经济不是要放弃传统经济，而是要改造传统经济，用新经济的规则和技术，重新提升传统经济。不要误以为，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正处于小康时期，我们就能以既有的传统经济对抗新经济。我们需要的是装有新经济内涵的传统经济，而不是那些夕阳西下的传统经济。
（摘自《新经济：与中国无缘》，上海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1月版，定价：18.00远。社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邮编：10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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