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作品具有表演性，这不需要读她太多作品，只需把她名噪一时的代表作《情人》认真地读上两遍，便体会得尤为真切了。
这种表演性的内因，武断地说，系缘于她爱情经历的苍白与乖蹇。其实她未必真地经历过爱情，因为爱情是一种像死亡一般的大痛与大美，微妙的个中滋味除了兀自地体味之外，是根本说不出的。正如做爱的感受，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当能说出口的时候，已经是烟消云散了。但杜拉斯却能喋喋不休地叙述爱情，正反证出她爱情的无有或爱情资源的匮乏，只有靠表演爱情来遮掩与修饰了。也可以用生活的俗例来实证：常常吃肉的人，并不把油星挂在嘴上，那满唇漾着油光的人，却正是吃不上肉的人——门后挂着一张黑腻的肉皮，临出门时，狠劲地往嘴上擦了两下而已。
人是虚荣的货色!
善意地说，杜拉斯是个自尊心过强的人，她希望自己活得体面。能够证明女人体面的东西有两个：一个是美貌，一个是爱情。美貌不可强求，爱情却不能不求；生为女人而没人要，是女人的致命伤。所以，在女人那里，爱情比美貌更重要。作为一个自视甚高的女作家，怎么能没有爱情?没有爱情的女作家，写那么一大堆文字又有什么意义呢杜拉斯深知这一点，所以，她要表演爱情。
表演的手段便是把《情人》写成自传体小说。
自传体小说是一种含混而可疑的文体，作者的我与书中的“我”两相混同，在我的生活故事与我写出的故事之间作者可以毫无顾忌地左右摇摆，作者处于绝对主宰的地位。人物得到赞美时，它是自传；情感悖逆而受到怀疑时，它又是小说。同时，自传的“隐私”性，诱人阅读；小说的虚构性，又可以美化自己的缺憾———作者是最大的受益者。
因此，这是一种不公平的文体。其不公平性还在于，在作品面前，读者成了作者那只隐形的手所牵动的木偶——作者与人物的同一，误导读者接受并融于叙事整体，即接受文本与文本之外的、写出的与生活过的、情感再现的与情感表现的混合交融而成的幻象。这种幻象使读者失去了正常判断，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阅读心理，使读者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在不知不觉中对作品建立了一种信任——它推动读者与小说人物同化，相信与人物生活在同一种不可抗拒的激情中，使作者、叙事者、人物与读者不分彼此一致地相处在作品产生的幻象的一切环节中；这样，虚构的作品与现实也就相互交混而不可分辨了——虚构即真实。
读者的这种信任，增强了此类小说的可读性；因为可读性是个相对的概念，任何可读性从接受美学上说都是以不读为代价的。既然读者读了，那么，自传体小说的文本叙述就合理了，便有地位了，有意义了。这一切，来得是那么容易，比严肃的纪实与庄严的小说要幸运百倍。所以，文学即社会，公平是相对的，不公平是绝对的。
我曾怀疑自己对《情人》的感觉是否准确，便多读了她几篇小说，包括《太平洋大堤》、《印度之歌》、《副领事》和《乌发碧眼》等。发现她的表演性是一以贯之的，并且比《情人》更彰显无疑。其重要标志，是叙事方式的“演剧化”——客观描写一节一节地兀立着，像电影的分镜头脚本；主观抒情则生硬而迫切地直白而出，一如舞台上的台词——少有供人回旋与品位的空间；除了感到她像小女人一样絮叨无聊外，并不曾有大家闺秀的那种内蕴与持重。再读米歇尔·芒索和杨·安德烈有关她的传记，更感到她是一个歇斯底里的人，她不曾拥有过健全而正常的爱情，有的却是畸恋与病爱。她与可以做她儿子的杨·安德烈的无爱而性、无性而爱和既弃又依、既依又弃的情感关系，毫无美感可言，让人不寒而栗。这是她的内闱风情，春光是万不能流泄到市井上去的。于是，作为公众人物或自以为是公众人物的杜拉斯，就必须在文字中表演她的爱情。这既是无奈，又是宿命。
既为表演，必有破绽。她在《情人》的一段叙述中，到底是自己露出了尾巴——
“写作对他们来说，仍然是属于道德范围的事。现在，写作对我来说似乎已成为无所谓的事了……有的时候，我也知道，不该把各种事物混为一谈，但不去满足虚荣心，不去随风倒，写作就什么也不是了。”因此，杜拉斯的写作是典型的“灾难性写作”，最终必然导致文本的混乱和固有意义的消失。对此，罗兰·巴特在《恋人絮语》中有过本质性的论述：
“写作的欲求，即爱欲，就是那直接面对语言的混乱：即语言言之过甚又言之过少的那种癫狂的境界。”便对杜拉斯怀有一丝同情：她毕竟也是个女人，有强烈的爱的欲求；现实不曾给予和满足，便只有诉诸于语言，在“言之过甚又言之过少”中“意淫”一把。
然而，她给世纪末的中国文坛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她成了写作“私人叙事”和“另类小说”的女作家的文本师从。并且，一路托钵走来，比她表演得更“精彩”：她尚且“含混”与遮掩，她们却已“赤”而纵情了。不能不说的是，杜拉斯尚止于文本的表演，而我们的女作家们却已不满足于纸上的功夫，把表演演化到现实生活中去了；“做秀”已成为一种现实的行为品格，正常的爱情关系已被她们颠倒了——真爱假爱真假爱，“爱情”之花开不败。换言之，爱情是重要的，没有爱情也是无关紧要的，有个好性器却是十分必要的。
杜拉斯与中国女作家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她的表演，是为了现实的“弥补”；而她们却已不屑于“弥补”了，表演本身即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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