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泥湖年谱》梗概

方方，女，本名汪芳，１９５５年生于南京，在大学读书期间开始发表小说和诗歌，１９８７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风景》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并成为我国“新写实”派的代表作，迄今已出版小说散文集３０多部，主要作品有五卷本《方方文集》等。《乌泥湖年谱》是作者第一部长篇小说，近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品通过几位主人公在我国５０年代中期到６０年代中期所经历的苦难，反映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在读者中引起较大反响。
　　
　　１９５７年春天，长江流域规划设计总院工程师丁子恒一家搬进了乌泥湖宿舍。这是专门为从各地调来武汉参加三峡工程设计的水利专家们盖的一片小楼，与邻近处工人们住的简易宿舍相比不知好了多少倍。丁子恒住在丁字楼上二楼左舍，右舍住的是苏非聪，两人性格不同，谈话却很投机。工作同在总工程师办公室，上下班却从不同行。工人们都深以为怪，丁子恒心想，你们哪里懂得独行之趣！
　　
　　连日阴雨，办公室的地板上到处是斑斑点点的泥印。丁、苏二人相对慨叹，认为应该有清洁工打扫办公室，说着各自倒了茶坐下。在总工室学习的工人王志福见状，起身拿了拖布擦净地板。丁、苏二人颇觉尴尬。下班时，王志福听说丁子恒要去搞土壤调查，便求丁子恒带他一起去，说自己就是想跟丁工学点真本事。丁子恒很高兴听到这样的话，但总工程师吴思湘没有同意。
　　
　　土壤调查接近尾声时，丁子恒接到电报，火速回总院参加整风。吴思湘激动地告诉他，这次整风太了不起了，共产党非常认真听取意见。这样搞下去，天下没有什么事做不成，三峡大坝的修建指日可待。苏非聪也说，共产党真是讲民主了。其实我们知识分子本事有一点，酸架子也不小。人家这么看重我们，到底是大家风范。丁子恒深有同感。
　　
　　整风会连日召开，工程师们畅所欲言。丁、苏对有些发言不以为然，认为物极必反，话说得太过头，并不是真民主。丁子恒很快厌倦了没完没了的会议，觉得政治实在是件乏味的事情。恰好又有一项土壤补查的任务，带队的工程师吉迪成因是整风骨干，临时换了丁子恒代替。出差回来已是夏末，丁子恒感觉气氛有些不同。太太雯颖告诉他吉迪成划了右派，吴老总也在挨批。第二天上班丁子恒与苏非聪同行，苏说丁子恒几次出差都恰到好处，又庆幸自己天生谨慎，不曾多说。办公室里，工程师们个个忧郁少言，只有王志福不时和人搭讪。批判吴思湘的时候，王志福第一个发言，批判吴思湘仇恨工农干部。吴思湘痛心疾首，深刻检查自己的罪行和阶级根源，表示愿意接受任何惩罚，只希望还能为三峡做一点事情。他是留美的博士，解放前就参加了美国人萨凡奇主持的三峡工程联合设计。共产党又给了他参加三峡建设的机会，能投身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他感到十分幸运和骄傲。他曾经表示，大坝建成那天，他要申请入党以表示感激之情。丁子恒想到这些，觉得对吴思湘的批判很不公平。
　　
　　几天后，有消息传来，说王志福成了右派。原因是一次他因和老婆吵架被领导批评，他不服气，说毛主席家里都闹矛盾，我怎么闹不得。又听说总工室三个右派名额，这第三个就是王志福了。他批判别人太起劲，大家都有些幸灾乐祸，苏非聪却觉得这对他也不公平。况且划右派又不是拉计算尺，怎么能按比例来呢。这话被垂头丧气的王志福听见，立刻写了揭发材料，结果是苏非聪成了总工室第三个右派。苏非聪一向洁身自好，听到这个消息，立刻暴跳如雷，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右派，激烈地反驳对他的批判。吴思湘悄悄要丁子恒劝苏非聪认命，否则难说不被送去劳改甚至被处极刑。苏非聪听了这话，脸色大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对所有批判唯唯诺诺，认罪不已。丁子恒觉得，苏非聪的灵魂崩溃了，这比一座大坝的崩溃更令人胆战心惊。
　　
　　这一年，乌泥湖宿舍出了六个右派，有议论说，丁子恒有右倾同情思想，要不是总工室只有三个指标，他八成也得是个右派。这议论令丁子恒一身冷汗。
　　
　　１９５８年初一个下雪的早晨，苏非聪带领全家离开乌泥湖返回乡下老家，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器材室的吴松杰一家搬到了丁字楼上右舍。吴的父母都在台湾，他性格内向，他的太太倒是言语利落。原来的总院党委书记、一号右派皇甫白沙也从总院的小洋楼搬进了乌泥湖宿舍，他已经下放到宜昌５０５工地，是一个勘测队的炊事员。
　　
　　这年秋天，丁子恒的大儿子大毛上了中学，与皇甫白沙的儿子皇甫浩同班。他们在学校里参加大炼钢铁，经常很晚回家。一天，皇甫浩干活时昏倒了，老师让大毛送他回家。皇甫浩的妈妈也在工厂里炼钢铁不能回来，他就一个人躺在家里。雯颖觉得皇甫浩很可怜，就煎了荷包蛋盛了米饭叫大毛给他送去。丁子恒想到皇甫浩的右派父亲，欲阻止大毛，又没有说。大毛回来说，皇甫浩说他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荷包蛋，还说他的爸爸一年到头总是出差，从来不关心他，还害得他处处被人看不起。丁子恒听了，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乌泥湖宿舍的家属们度过了热闹忙碌的一年，她们除四害、扫盲、炼钢铁、办食堂，成绩突出，被评为先进单位。雯颖还代表家属们到总院工会大会上讲话。丁子恒忙于完成三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要点报告，没能看到妻子的风采。
　　
　　１９５９年，三峡工程进入坝址设计阶段，总院组织工程师们进行实地查勘。南津关江流狭窄，是美国人萨凡奇早就看中的坝址，苏联专家也倾向于此。地质专家孔繁正认为南津关徒有其表，下面溶洞密布，在这里建坝，只有失败。三斗坪虽然江面开阔，但地质、施工条件俱佳，应是理想坝址。晚上，大家住在工地的一间旧仓库里，依然议论大坝的事。副总工程师金显成认为必须经过详细论证，万无一失，大坝方可开工。孔繁正对工程颇多担心，说这不像炼不出铁的小高炉铲平拉倒。丁子恒不喜欢孔的盛气凌人，但对他实事求是的作风十分欣赏，又不禁为他说话如此大胆而担心。
　　
　　临近年底，丁子恒去了一趟丹江口，检查那里因为一味图快造成的工程质量问题。回来的路上，一个行人在他们的汽车开过时突然栽倒，丁子恒吓了一跳。司机已见惯不惊，说那人肯定是饿死了。丁子恒毛骨悚然，不再多问。
　　
　　紧接着到来的１９６０年是饥饿的一年。很多人在宿舍东边的野地里挖野菜，后来干脆在那里种起了菜。孩子们越来越难咽下大麦糊和红薯饼，放学回来便伸着脖子找吃的。一天雯颖经不住小儿子三毛的央求，在高价商店给他买了一块蛋糕，还没来得及放进嘴里，就被一个脏兮兮的孩子抢走了。房管处工人肖得亮下班后便下湖挖藕，他妻子卖的煮藕成了乌泥湖宿舍孩子们的美食。初冬时一场寒流，把肖得亮冻死在湖里，丢下妻子和五个孩子。
　　
　　政治学习仍雷打不动。丁子恒明白自己是属于“右倾”之列的，却又不知怎样做才能往左倾一点。面对慷慨激昂的发言，他禁不住在心里分析哪些话是在批判自己，悲哀和恐惧不时涌上心头。三峡设计也一日日紧张，夏天武汉酷热，设计小组便上了庐山，这里凉爽宜人，伙食条件也令人满意。政治学习很少，开会多是讨论设计问题，丁子恒渐觉轻松。但刚一下山，就听到两个惊人的消息。一是苏联专家将全部撤走，二是孔繁正因为攻击大好形势成了反革命，已被送去工地劳改。丁子恒心头发沉，工程之艰难、人生之残酷，都使他目瞪口呆。他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自己的良心。总院召开紧急会议报告国际国内形势，三峡坝址的选择，又加上了一个战争因素。三斗坪显然已不合适，河谷狭窄的石牌段成为重点勘测对象。丁子恒想，战争真要打起来，一颗原子弹，大坝建在哪里也挡不住。这想法他当然没有说。
　　
　　但是，更令人沮丧的消息接着传来：为了响应党中央“大办农业”的号召，总院１９６１年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业战线，三峡工程全线停摆，只留几十个人继续工作。丁子恒并未特别震惊，他默默地将设计资料锁进柜子里，觉得自己的一部分生命也锁在了里面。
　　
　　丁子恒被派去柳山湖农场劳动锻炼。他有血压高，想要请假又怕被人误解，硬着头皮去了。没想到劳动虽然辛苦，却也颇多乐趣。与他同组干活的刘格非是苏东坡的崇拜者，说苏子是万年一出的天才，他诗词文字画俱佳，喝酒便“把酒问青天”，做菜能“亲自煮猪头”。他一辈子倒霉，屡遭贬谪流放，依然乐观潇洒，吟啸徐行，真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丁子恒虽也喜欢苏东坡，却从无这般见解，大叹言之有理。离别柳山湖时，竟有留恋之感。
　　
　　春风吹来，最艰难的日子过去了。丁子恒在总院机关看雷锋事迹的墙报，为这个青年人的善良和无私深深感动。副院长皇甫白沙摘掉了右派帽子，从工地调回来，当了一名普通工程师。下班时，他与丁子恒一路，顺便了解他离开总院五年来工程的规划情况。两人边走边谈，很多人看见他们，似乎有惊异之感。丁子恒觉得自己此举有些失策，又因为这想法对皇甫白沙心怀歉疚。他详细地介绍了总院这些年的工作走向，认为以目前的国力，三峡工程上马恐怕困难重重。皇甫却认为，要解决长江的根本问题，只有修建大坝。多年来长江洪水造成的损失，足够建几十座三峡大坝了。皇甫白沙大难之后还有如此积极的心态，令丁子恒十分佩服。
　　
　　秋天，总院政治处派丁子恒去北京参加部里举办的高级知识分子哲学学习班，说这是正确认识形势、提高思想觉悟的大好时机。丁子恒不明白学哲学对自己有什么用，担心学不好无法交待。雯颖说，现在农民都能学哲学，难道你连他们都不如？
　　
　　学习班第一天，听完报告，记下几大篇讨论题，丁子恒只觉头皮发麻，深悔自己平时政治学习努力不够，决心好好补上这一课。他认真听讲，把《实践论》、《矛盾论》细细地读了几遍，觉得哲学的世界实在丰富奇异，大有可学。同来的几位同事都笑他书呆子气，说他天生是个工程师，别指望成为哲学家。下了课便拉他打桥牌，直到熄灯。快乐之余，丁子恒觉得这是在浪费生命。他戒了牌，每晚读书思考。
　　
　　学习班结业时，老师布置写学习总结。丁子恒全力以赴，将自己几个月来的读书体会结合施工实施，写成了一篇几万字的论文。他觉得经过学习，自己真的是大有提高，心中颇为得意。没想到老师看了他的总结，说学哲学是要提高思想觉悟，而不是提高施工能力。丁子恒把学习总结写成了施工分析报告，不合要求，要重写一份。丁子恒傻了眼，同学们却笑破了肚子，说写总结并不需要创造性，何必那么认真，纷纷拿出自己的底稿让丁子恒拼凑过关。丁子恒一片茫然，刚刚清醒的头脑又成了一团糨糊。他忽然十分想家，春节将至，雯颖和孩子们都盼着他呢。丁子恒草草写了总结，踏上归途。
　　
　　时光飞逝，孩子们都长大了。１９６４年，大毛高中就要毕业了，却不打算考大学，和乌泥湖宿舍的青年们商议要到农村边疆去和工农相结合。丁子恒和雯颖都不同意他这样做，丁子恒说，国家培养一个高中生很不容易，国家办大学也是为了培养人才。你的成绩很好，应该去考大学，如果没有考上，爸爸妈妈就支持你去边疆。大毛心情矛盾，依然参加了高考，而且一举中的。跟他同班的皇甫浩学习也非常好，但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没有勇气参加高考，和几个意气风发、志存高远的知识青年到大别山里的小山村当农民去了。
　　
　　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丁子恒的心情十分激动。三年自然灾害的艰难日子结束了，三峡大坝上马的可能性又现端倪。丁子恒想，我虽年已五十，只要有机会，还能有所作为。若能为国为民把大坝建成，此生足矣。但是，总院布置的查勘重点已从三峡转到长江中上游的峡谷间，三峡大电站的规划已被支流小电站代替，首先要考虑的仍是战争因素。丁子恒学过哲学，知道战争和建设是对立的统一，只强调战争，建设便无法进行；他当然更知道自己不能乱说。
　　
　　副总工程师金显成带队进川查勘，一行人辗转两天两夜到了成都，住在国际旅行社。作为水利工程师，丁子恒对简陋的工棚生活亦能适应，但也喜欢舒适的环境。与他同住一室的何民友说，我们住这么豪华的地方，想想工地上的工人们，真是罪过。丁子恒心中一惊，急忙表示亦有同感。晚上上床时，生怕何民友对自己的府绸睡衣有看法，一夜忐忑。
　　
　　此后二十多天跋山涉水，查勘了金沙江上的溪罗渡、冒水孔、新开滩等坝址。白天奔波，晚上讨论，工作十分紧张，令丁子恒感到充实。回到成都，金显成与他住在了一个房间。晚上，金显成换上一套软缎睡衣，对丁子恒说，爱人非让带，我哪里敢穿。听何民友说你还穿睡衣，与你同室当无所顾忌喽。两人大笑。
　　
　　再次出发，是往川北白龙江去。条件更加艰苦，峡谷深山，全靠步行。山中风雨无常，每日泥水满身。查勘结束时已是初冬，当他们又黑又瘦，背着肮脏的行李走出汉口火车站时，竟招来讶异的目光。
　　
　　回到总院，政治学习依旧紧锣密鼓。个人做批评与自我批评，各级领导都要自我检查。金显成检查了自己事务主义、技术挂帅的错误，有人批评丁子恒看不起工人。丁子恒想，我不是看不起工人，是看不起没文化的人。只有大家都看不起他们，社会才能进步。金显成知道了他这个想法，笑问道：丁工，你以为所有的人都有钱供孩子读书吗？
　　
　　新年前夜，丁子恒给自己订了一份学习计划。他一生的理想就是建成三峡大坝，他已经五十岁了，他要给自己充实更多的知识，使生命的太阳下山的时间得以延长。
　　
　　“设计革命”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学“毛著”、听报告、解剖“麻雀”、批判资产阶级设计思想，丁子恒愈发糊涂，不知这个运动是要解决什么问题。一边革命，一边研究偏窗子工程的诸多事项，丁子恒的高血压病犯了，他去请假看病，旁边的学习组长说，下午要听报告，你就生病，是思想病吧丁子恒只好坚持，报告会上，他听着主席台上批判知识分子个人主义八大邪气，昏倒在会场上。
　　
　　政治是比一个人的生命还重要的事情，丁子恒不想成为只专不红的典型，更不想因此失去工作的机会。如果要批判你，是不需要什么理由的。除了沉默、顺从、跟上，还能怎样呢？丁子恒的笔记本上记满了政治学习的内容，记了多年的业务笔记已经荒疏了。
　　
　　元旦前夕，每个科室都准备节目参加联欢。丁子恒没有文艺才能，只因为姓丁，所以被推举在三句半里担任“丁”的角色。丁子恒推托不掉，努力排练，勉强上台。结果还是出尽了洋相，让大家笑破了肚皮。小儿子三毛看了爸爸演的节目，觉得大丢面子。丁子恒生气说，我要是把大坝弄垮了才真正丢人呢！
　　
　　１９６６年春节以后，院里先是传达省直机关毛选学习大会的情况，一连几天全体讨论学习毛著与突出政治问题。丁子恒发着言，自知内容空洞，有些话连他自己也不知所云，但他明白，这是为了表明一个比什么都重要的态度，这个态度与自己的命运紧紧相连。
　　
　　不久，总院林正峰院长又亲自做报告，传达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的事迹。焦裕禄身患肝癌，但为了让兰考３６万人民过上好日子，他不顾一切地工作，弥留之际，他要求组织上把他埋在兰考的沙丘上。丁子恒想，焦裕禄是实实在在做事情的人，我们向他学习，也该做些具体工作了吧。讨论会上，丁子恒顺着焦裕禄的事迹，把过去说过多次的工程中的问题重复了一遍。前来听会的政治部主任谢森宝批评丁子恒说，科研最主要的目的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们修三峡最终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你怎么总是三句话不离科研。说得丁子恒心里一惊。
　　
　　５月中旬，谢森宝主任做了“文化大革命”动员报告，要大家提高认识积极参加，在运动中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多少年来，类似的动员已经太多了，丁子恒想，这次也不过是再增加几个晚上的学习而已。
　　
　　事情仿佛并不这样简单，去年的元旦联欢会上，刘格非以毛主席诗词的句子为谜底制作了十几个灯谜，丁子恒颇为欣赏。“文革”开始，有人给刘格非贴大字报，说他的灯谜是利用毛主席诗词反党反社会主义。刘格非魂飞魄散，精神失常。丁子恒听到这个消息，只觉得眼前发黑。
　　
　　不久毛主席接见了红卫兵，报纸上登了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红袖章的照片。总院的大字报亦有铺天盖地之势。一天丁子恒看到一张署名“向东方”的大字报揭发他曾说现在领导只知搞政治、不关心生产，政治学习是空对空等等。丁子恒挖空心思想了半天，才记起几个月前与同事闲聊时说过这样的意思。一时不知自己还能相信谁。
　　
　　勘测处工程师李昆吾与前妻所生的女儿李书爱贴了一张大字报，题为《为什么我的母亲躺在深山》，控诉父亲抛弃前妻，使其病死乡村；还揭发了父亲过去对她说过的一些话。立时，批判李昆吾的大字报层层叠叠。多年以来，李昆吾想尽一切办法弥补对女儿的亏欠和对前妻的愧疚，他供女儿上大学，把她安排到武汉工作，父女相处得已很融洽。现在女儿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难道父亲成了牛鬼蛇神，她会感到愉快吗？李昆吾痛苦万分。一天，一顶高帽子摆到他面前，上面写着“地主＋反党分子＋流氓李昆吾”，他还得戴高帽子游街。李昆吾流泪了，他想，这是上天对我的惩罚吧。游到李书爱住的青年大楼楼下，他突然破开嗓子，喊了一声“我是地主加反党分子加流氓李昆吾我有罪”他在心里说，孩子爸爸这样遭践自己，你满意了吗？
　　
　　李书爱见自己的大字报反响强烈，先还暗自得意。后来，批判的激烈程度超出了她的想象，她退出了战斗，但她点起的火已无法熄灭。父亲游街时那一声惨叫，令她心中大骇。这么多年父亲对她的关爱和付出，全都涌上心头。她想，我曾经埋葬了死去的母亲，现在又把父亲活埋了。她心中的悲痛比母亲去世时还要强烈。
　　
　　刘格非精神失常，李昆吾戴高帽子游街，皇甫白沙更是连日挨批斗，这一切都令丁子恒神经紧张。再看到那些批判自己的大字报，丁子恒觉得只要轻轻一弹，自己的神经就会砰然断裂。夜里，他经常做一些稀奇古怪的噩梦。丁子恒理解了刘格非：他崩溃了，但他获得了安宁。
　　
　　北京“破四旧”的消息传到汉口，乌泥湖宿舍也开始了大抄家。丁子恒找出自己的旧像册，把里面有嫌疑的照片都挑出来烧了。又想起皇甫白沙的日记在大字报里和批斗会上被逐句批判，自己记了多年的日记中，肯定也会有“反动”内容，再想象一下批斗游街戴高帽的场面，不由大汗淋漓。他想，与自己的尊严相比，与孩子们的前程相比，那几本日记有什么值得珍惜的？他决定把日记烧掉，心情才轻松下来。
　　
　　乌泥湖抄家的最大成果，是在丁子恒的邻居吴松杰家。本来，造反派在吴松杰家翻腾了一阵并无收获，便扬长而去。吴松杰的妻子李乐云正在收拾，何民友的老婆陈丽霞带着女儿来串门。李、陈是老乡，平时很谈得来。这时李忍不住向陈抱怨自己嫁错了人，吴家爹妈都是国民党，又在外国，现在家也被抄了，自己丢人不说，连孩子们的前途都会受影响。陈丽霞本来也是不幸的人，她和丈夫何民友是姑表兄妹，三个孩子都有生理缺陷。弱智的老大１９６０年掉进大粪池淹死了。看见吴家的情景，陈丽霞想，我们的孩子虽然生理有缺陷，可他们根红苗正、政治清白呀！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感充盈心间。
　　
　　晚上，何民友无意中发现小女儿拿的本子里面的一首诗。他大吃一惊，问女儿哪里来的本子，女儿说是在李阿姨家地上捡的。何民友捧着本子，如同捧着一块火炭，浑身颤抖不已。这个笔记本给了他一个机会，他返回办公室，连夜写了一份大字报，把吴松杰的诗全文照抄，逐句分析批判。吴松杰的诗里有这样的句子：“我只想做一个工具／请好好用我／我可以做一圈皮尺／去丈量土地也可／去丈量公路也可／但请不要让我做一条绳子／也不要让我做一根皮鞭／就让我做一个简单的工具吧／这样或许我还会有用处／这份可怜的要求／在我心里已燃烧许久”。
　　
　　吴松杰并不会写诗，他写出这些文字是为了排遣心中的郁积的苦闷，并不是为了给人看。吴松杰看见大字报，眼前一黑，脑海只剩三个字：我完了。丁子恒站在大字报前，眼泪几乎夺眶而出。吴松杰的诗在他心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他的脑子里也只剩三个字：他完了。
　　
　　几天后，总院选文革委员，何民友以很高的票数当选。
　　
　　院里成立了许多群众组织，号称“兵团”，他们各自为政，斗“黑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命革得不亦乐乎。丁子恒的脑子里乱哄哄的，他想，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呢？它的好处在哪里呢？工厂停工，农民不种田，大家都去革命，江山就能红透了吗？
　　
　　冬天来了，天气越发阴冷。一个天低云暗的中午，吴松杰从总院的大烟囱上跳下来自杀了。李乐云已经和他离婚，两个孩子也和他断绝了父子关系。他的遗书里的几句话深深地刻在了丁子恒的心里：死，将是我生命的一次解放。我割断了与父母所有的恩情，留在祖国。今天我的儿子以同样的方式惩罚了我。我对父母所欠的一切，只有来世相报。丁子恒看着吴松杰从烟囱上跳下，他完全呆住了。他想，吴松杰纵身一跳，把自己完成了，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知为何而活，不知会活成怎样，心下茫然，灵魂无着，与死何异？
　　
　　１９６６年走到了尽头，各个兵团之间因为观点不同而争吵不休甚至大打出手。俱乐部里连日召开批判大会，林正峰院长也被批斗了。丁子恒看着往日气魄非凡的林院长，悲哀如泉水般涌上心头。他试着问自己，倘若那被批斗、被游街的是你，你会如何呢？思量许久，他无法回答。他不能死，为了妻子和孩子，他没有死的权利；但他也无法活，做人而没有尊严，比死更为痛苦。
　　
　　动荡的１９６６年，在黑夜中沉重地走过。
　　
　　（原书定价：２６.００元。社址：北京朝内大街１６６号，邮编：１００７０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