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围棋是典型的中国文化现象。
围棋的棋盘格子死板，毫无变化。棋子除黑白为对以分二方外，所有棋子没有区别，无谁大谁小，无分工，不知性能。可一落到棋盘上，突然活起来，都在谋在杀，一着能使通盘皆活，或满盘皆输，变幻莫测，不可端倪。这正是典型的中国文化。有一位我所佩服的先生著文说：“象棋的最大优点，也是较围棋的最大进步是：每一个棋子有每一个棋子的性能。”这真使我大失所望。他不知道围棋的无可无不可正在个中，且又不知道中国人对于他手下的东西最讨厌有固定的性能。再看下去：“象棋棋子越下越少，而围棋棋子越下越多，少则容易控制，多则眼花缭乱，满盘密密麻麻，真能看出青光眼。”倒还有些意思的是称这是“象棋和围棋的最大差别”，则又大谬不然矣。
围棋和象棋比，棋子无固定性能，这就比象棋对人的主观依赖性为大。中国象棋每个子，与生俱来有一身本领，人服从于这一性能。象棋的每一个棋子的作用是固定的，而且看起来有天赋的优越条件，例如车可以横冲直撞，马可以斜过去吃子，当然这是他们的好处，但是也是一种限制，总是一种天赋吧!车好像出身高贵，似乎是纨绔子弟，旧时代的王公贵族。兵很可怜，只能往前，只能走一步，过了河才能横行，横行也只能走一步。而且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保护将，将死了就是棋局终了，即使别的子很多也是输了。象棋布局也是先布好，像罗马方阵图一样，摆出阵地决一死战的架势。围棋就不同，每一个子都靠人的主观，它本身没有天赋，全仗人，下棋人，临时决定，临阵决机。这样围棋形而上的成分高，象棋形而上的成分少……象棋的布局先固定死，再分头冲杀，而围棋的宏观布局先存于心，且边走边布，重在占位。我以为围棋是典型的真正的中国式。
在中国的哲学中，“虚”的地位是在“实”之上的。“虚”是占统治地位的。以中国的烹调术为例，它之所以厉害，是将实的“卡路里”，变成虚的“色香味”了。中国的“色”是内在的，青菜炒得碧绿，但却是熟的。有的“色”是外在的，比如在红色的菜外边再加上一片绿的生菜，我觉得这不像是菜肴。中国菜的高超是自然的，有的菜非得香气出来才可，比如牛肉，煮到特别的香气出来，这牛肉肯定好吃。“色香味”实际上是从实到虚的过程。我们吃菜的时候，颜色漂亮，香气扑鼻，味道好，谁还会去考虑“卡路里”呢？当然味道好的东西营养一般也较好，但中国人绝对不会先计算好卡路里再去品尝。
我认为中国人最好临阵决机，以不变应万变。比如筷子，到现在为止还是两根圆的棒，吃饭的时候才临时决定它的手法。它自己不带有任何“成见”，它的性能不固定。中国的老子说：“无执故无失。”世上事物，有“执”就会有失。比如西洋的餐具，刀只能切，你叫它夹菜，怎么办得到呢？叉子只能戳，不能干别的。它有固定的功能，就会失掉其它。就像前面说的象棋，每一个子都是“有执”的，车就不能是马。
围棋的棋子和象棋比，是很“纯洁”的，它每一个子从娘胎里出来，没有任何的标记。它已经到了最虚最虚的了。白子黑子放在盒子里的时候，什么性能都没有，什么符号也没有，什么都不清楚，彻底虚的。正因为纯，什么都不是，所以可以变成随便什么。如果已经是车，就不能变成马。围棋子既然什么都不是，有时可以当车，有时可以当马，有时可以当兵，他没有天赋，没有成见，但是这只是表面现象，它比象棋每个子更为丰富。中国人讲究“功成名遂身退”，比如评论围棋比赛时讲到某某手起到决定的作用，但是这枚子一旦扔进棋罐中，它又什么都不是了。
中国象棋落子非常明确，为的是杀伤对方的有生力量。围棋落第一手时，战场上空无一物，第一手下去，根据你的第二手才有第三手。棋手在布局上很下功夫，绝对不是为了杀伤对方有生力量。正如老子所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说的，是很有辩证法的，要能收缩，一定要先扩张；要想放弃，一定要先张扬；要想夺取，必定先要给予。这样的辩证的思考，是在围棋手的心中一直在进行中的。根据实际的情况临阵决机。围棋的棋子没有大小，但一旦落到棋盘上，变化就开始了，都在谋在杀，而且是阴谋阳谋结合在一起的。比如弃子战术，吃亏一点，是为了叫你上大当。围棋可以说是明明白白，却又是居心叵测。
围棋和中国人的通脱老辣相象。中国人中间的一些人非常潇洒，但他又是老奸巨滑的。二三十年代人论中国民族性中就提到这样的特点。好多作家说过，我记得林语堂就说过这个意思。好像并没有表现出凶巴巴的样子，就像老子说过的“和光同尘”，不那么直露，光芒不那么耀眼。往往表现出一种超脱，但这又不是真正的超脱，表面上装出一种消极的超脱这里面埋伏着老滑。
所以我从这些地方，认为它和中国的哲学扣得特别紧，正是在这种地方使围棋成为非常典型的中国文化的代表，有最典型的中国哲学气息。
围棋又可以和中国人另一个很重要的理论相映照。中国人往往说“引而不发”。中国人不是讲中庸吗？“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我们就举个普通的例子，就如弓箭，假如有十个人包围我，我手里只有一根箭，我采取的办法只能是引而不发。当我拉开了弓威胁着每一个人，“谁过来？”这十个人谁也不敢过来。假如我将箭一下子射出去呢？射死了一个人，但是，余下的九个人全部过来了，我就完了。
“无执故无失”也是这个道理，我手上拿了这个东西，就不能再去拿那个东西了。假如我的手空着，那什么东西都可以去拿了。所以“无执故无失”，实际上是“无可无不可”这样一种境界。“无可无不可”这句话是孔子的，而“无执故无失”这句话是老子的。所以孔子与老子未尝不可以相通。平常我们说儒家者流，道家者流，实际上我认为，真正的大家他们肯定有相同的地方，我们不仅要去追求他们的相异点，还要去追求他们的相同点。而且我以为相异点是他们之所以存在的理由，但是相同点，大家的相同点，对我们一般的人来说是最要紧的——既然连他们也都相同么!
我还认为，围棋棋子的性能就靠占位。比如掌握红绿灯的交通警，任何经过这里的人都得听他的。
《易经》讲时，讲位。每卦有六个位：初、二、三、四、五、上。某一特定的时，某一特定的位，再加上一个度。围棋上的位也跟走的时间、局面的程度有关。我的棋子啪地下去，一下子对方可以傻眼。两个高手的棋还一点点往下走，进行肉搏，收官子之类；低手的棋，布局时位就被高手悉数占到，不战而败。棋子根本用不着走下去了。
《易经》的位经常在调整，比如同一个第二爻，刚说他是好的，到第三爻又说第二爻是坏的。怎么会这样？实际生活中也不稀奇。我想围棋是和《周易》相通的。一个子落到棋盘上，没有缺点是不可能的。正如做任何一件事都有利弊，利多还是害多？如是利多，就可以上了。两个高手下棋，很难有万全之策。
完全是宏观的，但是在下每一步棋的时候，又需要非常的小心。这样两个截然相反的东西合在一起，它既是很“虚”的，抽象到没有任何东西，正因为如此，它落在棋盘上又可以什么都是。围棋的可塑性非常大，其可塑性在棋类中算是最大的了。自然，当它已经是“什么东西”，那么可塑性就有限了。
这个子落到棋盘上，还可能有许多的功能，别的子还能受到它的影响。有时它的“位”原来是好的，走到一定的时候，它又不好了，它又碍手碍脚了，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这与《周易》也有一点相像。我在研究《周易》的时候发现，有时很好的爻位，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碍事，可能会阻挡你前进的道路。或者开始不错，但走下去会给对方做了件事情，对方可以马上利用你这东西，这是他开始时没有想到的。但是以后又可能起作用。像《周易》中说的“鹤鸣在阴，其子和之”，又呼应起来了。围棋中的包围，反包围，大包围，这样的千变万化，也与《周易》相通。
围棋和《周易》最终什么东西都归结到一个“数”。中国人对这个数，讲天数、气数，如果撇开它的迷信思想，实际上什么都是由数决定的。《周易》虽然是“象”，实际上“易者数也”。为什么？“象”实生于数。离开了数就没有“象”。可以举个例子。“某人，某地，淋雨两小时，第二天起，感冒发烧，三天后痊愈。”这是一个“象”，但这里，还不是有许多数目字？离开数无所谓“象”。围棋也是一个“象”，但是核心是数，都是数目字。
有时我想，假如我们中华民族能像围棋一样去展开，就是希望所在。围棋每个子都没有成见，没有给某一个棋子如象棋一样先定什么调子，不赋予你任何特权，平等竞争。棋盘死得不能再死，里面是很平等的。下棋人和对手也是非常平等。而且一开始不如象棋一样占好位。我非常讨厌象棋当然从社会学的角度去谈，把位置预先弄好，令我很不喜欢。我非常赞赏围棋一律平等，看自己的作用，这正是希望所在。
(摘自《境界：关于围棋文化的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定价：35.00元。社址：上海绍兴路54号，邮编：2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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