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文·肖的长篇小说《富人，穷人》是一部“小说中的小说”：曲折的故事情节，丰富的人间情味，有一种强烈的“实况感”——他已把艺术与生活融成一体，其“典型情感”的浓郁于凝聚，让人每每读之，都能读出自家的切肤之感。进入书页之后，你不再是一个冷静的阅读者，你就是鲁道夫，你就是托马斯，你还可能是格丽卿，或者是年迈的乔达虚。因为，你穷过，也富过；你潇洒过，也憋屈过；你做过昂头挺胸的狮虎，也当过被人打断了脊梁的狗……所有细节，都有你的影子；所有的经历，都有你的感受——书中之哭让你哭，书中之乐让你乐——书中那一声世纪初的纽约街头的醉酒者的叹息，在世纪末的北京民居的廊宇下，竟荡起了一个沉闷的回声——时空的分界消失了，民族的隔膜贯通了——只有人的喜怒哀乐。
所以，艺术的力量，不在于技巧，而在于：一、是否写了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意象中的人；二、是否写了人性的真实状况；三、是否写了人类的“典型情感”。
人的生活差异，在于生活起点的不同；而生活起点是不能选择的，它是人的宿命。鲁道夫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始终躺在面包房肮脏的阁楼里。他父亲乔达虚是一个德裔美国人。战火的频仍，使他流浪到战争的后方——美国；而美国并不是天堂，它只能赐给这个远方的朝觐者一爿小小的面包房。烤房里的柴烟熏蒸了他几十年，但仍过着朝不保夕的“边缘人”的生活——如果他愿意跳到房外的臭水沟里，不会有一个体面人生出打捞的念头——他从来都生活在被漠视的境地。所以，他对生活绝望了，青灰多皱的脸上没有表情，他一边干着活一边诅咒道：“我应该在哪只面包里放些毒药。”他过着被毒化的生活。他殚精竭虑地积攒了一生，才攒下５０００美元的资产——尚不如一个白领人的月进项。
所以，鲁道夫从来就没想指望过他父亲，只能自己圆梦——他靠自己拼命读书而进入商界，进而跻身于上流社会。当他疲惫不堪地检视自己的奋斗历程的时候，发现自己的终极所得，仅仅是一个富家子在襁褓之中就已化到名下的那份继承——穷人的终点，仅是富人的起点。他便失去了感受幸福的平衡心态——他感到自己一无所有：没有价值实现的愉悦，没有受人尊重的快感，只有心灰意懒的失落和内心的麻木不仁。
如此情景，正如卢梭所说，人类不平等的根源，不在于人类个体的差异，而在于不平等的社会制度——所以，在强大的体制差异面前，消灭不公的个人努力是微不足道的，是一相情愿的，甚至是可笑的。那么，社会制度的改革与优化，是人类平等与进步的前提与基础，这是一个历史命题，也是一个现实命题。
欧文·肖是资产阶级作家，却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种种罪恶并为无产阶级呼与求的社会文本，这再一次证明了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特征，即：人道主义的特征，社会良知的特征，历史批判的特征。
所以，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有理由有资格得到大众的尊重的。
从欧文·肖的穷富差别使我不禁想到我国的城乡差别。目前，城乡差别特别大：农村剩余劳力特别多，而找不到生路；农业丰产而不增收，农村资金特别短缺，以至于三个农民的消费才抵得上一个市民。这并不是农民不够勤勉，根本地，是管理体制造成的。从五十年代起，我国逐步建立了一套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这一体制的理论基础是所有制的不同：城市以全民所有制为主，农村以集体所有制为主。这一体制的运行，在诸多方面是两套政策，政策总是以保护和优待居民利益为前提。于是，形成了以户籍、身份制为划分标准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格局。所以，有论者说：“现在的农业问题，在农业之外；现在的农村问题，在农村之外……我们已经到了必须考虑如何走出‘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格局的时候了。”（陆学艺：《“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困境》，《读书》２０００年５月号）
虽然，社会制度的不公，给富人带来了莫大的好处；但在财富积聚的同时，富人往往并不因此就具有了道义的厚度和人性的温度，对弱势群体给予同情与关爱；相反，他们以优等人群自居，对穷人施以鄙薄与挤压——他们对穷人所扮演的角色，往往是入侵者和掠夺者的角色。
鲁道夫的姐姐格丽卿是个美丽的穷女人。她的老板博伊兰认为，贫穷而美丽的女人，天生就是用来让富人玩弄的。于是，他以伪善的面孔，利用女性爱慕虚荣的弱点，把她诱奸了。
对穷人来说，这是个严重的事件。因为从此以后，格丽卿再也找不到做人的尊严了。她为了活下去，而一次又一次地嫁人；灵肉一直分离着，从未体味到圆满的幸福——富人把穷人毁了。
然而，富人却激发了穷人的自醒——富人的入侵与掠夺，使穷人丢掉了对富人的幻想，毅然站到了富人的对立面，从而使他们彻底摆脱了对富人的依附——“宁可吃尽牛马苦，也要活得有自由”。
所以，不管博伊兰如何讨好，格丽卿总也不嫁给他。而她的弟弟托马斯干脆不屑于进入白领人的工作间过安逸的生活，而是弄了一条破游船，在险风黑水间讨生活。所以，穷人与富人之间，本质地存在着一种不妥协不和解的关系。
这种不妥协不和解，是穷人赖以生存的人格基础，也是他们不断奋斗的深层动力。所以，即便有一天穷人也跻身到了富人的行列，对富人的那种天然的敌意也隐隐地潜流在被华服包裹着的血管里——对贫穷的刻骨记忆，使他们不会忘了自己的来路；一但有了对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反戈一击的时刻，他们不会坐失良机。正如韩毓海所说：
“实际上，正像贫穷造成了资本一样，资本主义在养育了自己的继承人的同时，也孕育了自己的掘墓人——文化现代主义和批判的社会学。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辩证法。”（《富家子》，载《声音的重量》，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２月版）
这是理性的论断。而通俗的说法是，在这个世界上，金钱资本的非公平拥有，污损了人性的美好与单纯，也败坏了本应和谐的人际关系——因此，金钱不代表道德，也不代表正义，更不代表世道人心。恰恰相反，金钱架起了人间沟壑，离间了本该浑然和谐的人类情感。
那么，对金钱资本，或物质富有的迷信，便是幼稚的，愚盲的，也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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