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１９９８年下半年开始，胡长清一直在活动调回北京，而且达到了目的。如果不是一次阴差阳错的偶然变故，胡长清恐怕仍平安无事地稳居副部级高位。
１９９９年５月，我国在昆明举办世界园艺博览会，８月６日是江西馆日。本来胡长清已得知他马上要调回北京工作，但他还是提出按他原来的政府分工，由他代表省政府去主持这个开馆式，以此给他在江西的工作画上一个句号。
８月５日，胡长清率团飞抵昆明。６日上午他主持了江西馆日开馆式，并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开馆式结束后，胡长清在午宴上对工作人员说：“这是我作为省领导参加江西的最后一次活动了，我马上要回北京了。以后有什么事，你们上北京来找我。”
其实，胡长清来主持这个开馆式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想借机绕道去广州，为情妇胡××落实工作调动问题。因此，７日上午他参加完江西和兄弟省市之间的一个经济技术合作项目的签字仪式后就不知去向了。此时，云南省有关领导作为东道主要回访江西代表团，工作人员心急火燎地怎么也找不到他。
与胡长清同来的江西省政府王秘书长问胡的秘书：“胡省长到哪去了？”秘书江××也一脸茫然：“我也不知道呀”他知道胡长清生活随便，经常不打招呼私自外出，心想这次大概又溜到哪里潇洒去了。
王秘书长当即指示工作人员不停地打胡长清的手机，中午时分，总算通了电话。胡长清对秘书长说：“我要回去办点私事。我现在在机场，因为回南昌没票，临时决定绕道深圳回南昌，马上要登机。”“是否让秘书和你一起去？”秘书长问。胡长清一口回绝：“算了，不用。”随后电话就断了。
秘书长将此事电话报告了江西省政府主要领导。省政府领导指示江西驻深圳办事处派人到深圳机场去接胡长清。但是当日所有昆明飞往深圳的航班落地后均不见胡长清的影子。于是，引起了省领导的警觉，派人去查找昆明机场当日出港名单，看看他到底是坐哪次航班去了哪里。可是结果又令人大吃一惊：当日出港名单中根本就没有胡长清连续不断拨打胡长清手机也始终不通。
一名副省长突然神秘失踪，且种种迹象颇令人猜疑：云南地处边防，他被劫持、遇害还是要出逃？
这一异常情况立即引起了江西高层紧急关注。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慎重商量后决定报告中央。在中央领导同志的过问下，江西省和中央、国家有关部门刻不容缓，立即组织查找。江西省委书记舒惠国、省长舒圣佑、常务副省长黄智权向江西省公安厅厅长丁鑫发、省国家安全厅厅长康宏扬、省邮电管理局局长王孝槐下达了任务，并和他们从下午３点直到次日凌晨４点，一直守在办公室部署查找。
这期间，舒圣佑省长曾几次拨通胡长清手机，问他在哪里，他说是在深圳，而有关方面一查手机信号却表明他正在广州。原来，他是持化名“陈凤齐”的假身份证从昆明飞抵广州的，来之前他先给与他关系甚好的广东省民族宗教事务局领导打了个电话，于是该局领导派人事先以他人名义登记了中国大酒店１４３０客房给胡长清住。当晚，广东民族宗教事务局领导以丰盛的晚宴热情款待胡长清。该局领导如此盛情，胡长清的兴致颇高，开怀畅饮，结果喝得醉醺醺的。
回到宾馆，酒劲发作的胡长清异常烦躁地挥着手说：“我，喝多了，回不去了，回不去了唉我完了”他这酒后胡话，果真被言中。
由于喝多了酒，回到住处后他接到舒圣佑省长打来的电话，不知说些什么，索性把手机关了。然后胡乱冲了个澡就趁着酒劲呼呼大睡。
根据胡长清手机信号，有关部门判定胡长清就住在中国大酒店。于是，应江西方面要求，广东警方根据胡长清体貌特征连夜查寻，终于在８日凌晨４点从中国大酒店１４３０房找到了睡梦中的胡长清。
开始，胡长清摸不着头脑，还有些慌乱。当明白是因为他“失踪”才找他时，很快就定过神来，一脸坦然地说：“我不过借这个机会来广州办点私事，怎么会出事呢？”
然而检查胡长清随身物品，却发现他的手提箱里一张贴着他的大头照，姓名是“陈凤齐”的假身份证，还有两部尚未使用的摩托罗拉“９９８”型新手机，两沓一万元有银行包扎条的人民币，一瓶已开封的“伟哥”。作为一名副省长，不请假不报告，擅离职守，已经违反了组织纪律，这对一个高级干部来说，不是件小事，再加上手提箱里的蹊跷，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中央有关领导同志明察秋毫，见微知著，从胡长清的一些不正常行为中，洞察出“这个人有严重问题”。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中纪委副书记曹庆泽８月８日下午紧急召开会议，和中央组织部有关领导同志研究决定，由中纪委常委祁培文负责，组成联合调查组对胡长清进行审查。中纪委联合调查组将胡长清案代号定为“８０７”。
８日晚上７点，胡长清被带到北京。
祁培文代表中纪委宣布了对他进行审查的决定，随即与他进行了接触性谈话。
“你说要去深圳，为什么人却到了广州？你为什么要向省领导同志说谎话？你是省级领导干部，为什么还持有化名广东阳西县农民‘陈凤齐’的身份证？”祁培文言辞犀利地问道。
胡长清内心忐忑不安，但表面却故作镇静，一方面承认自己使用假身份证是错误的，向省领导同志说谎也是错误的，一方面又振振有词地说：“我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央国家机关书法协会副会长，多少有点名气，我说到深圳去，用假名出行登记，办假身份证都是为了躲避那些找我求字的人，减少一些麻烦，不然，怎么得了噢？”
胡长清避而不谈实质问题，祁培文不动声色地转了一个话题：“你的假身份证是怎么办的？手机是哪儿来的？”
这两个问题无法搪塞，只得交待身份证是周雪华找朋友的朋友和南昌市某派出所副所长给办的，手机是熊海根帮他买的。胡长清心想，这两个问题不回答过不了关，回答了也不是大问题。他不知道，正是这一点，撕开了胡长清案的一个口子。而掀开胡案的另一个口子，则是这期间胡长清手机电话上频繁显示的他的妻子孙××的来电。
胡长清妻子孙××打电话始终未得到胡长清回音，这引起了她深深的焦虑。８月９日晚６点，她的这种不祥之感从一个要害部门的“朋友”处得到了证实，来自江西的一个神秘电话告诉她：“胡省长出事了”孙××一听心里顿时发了毛。她虽然一直呆在北京而不在江西，却对丈夫知根知底。胡长清长期以来聚敛的钱财，有一部分由她掌握。胡长清也给她和子女办了假身份证和因私出国护照。胡长清把儿子送到美国后，又到了南非，实在是自立能力太差，迫不得已又回国了。现在正准备把刚上大学的女儿送出国留学，为他们夫妇将来“开溜”找个落脚点。于是，她急三火四地把儿女叫到一起商量后路。心怀鬼胎、惶恐不安的孙××急忙开始转移家中财物。从８月９日晚９点到次日凌晨５点，孙××用周雪华给钱买的捷达王轿车，和两个孩子一起，穿梭于他们在北京魏公村和翠微中里的两处住宅与某大学之间，前后４次将数十包财物转移到这所大学的宿舍楼里。
１０日上午９点到下午４点，已一夜未眠的孙××又“走马灯”似的奔波于银行储蓄所和信用社，大量提出现金。上午她到位于公主坟的某银行储蓄所提款，一笔取款就是５０万元。储蓄所说没有这么多备用现金，一时拿不出来，请她下午再来。于是，孙××就去别的银行提取其他存款。
这一切自然都没有逃避祁培文和办案人员的眼睛。如此异常的举动，如此巨大的数额，起码证实了一个问题：胡长清家被转移走的这部分财产来源非法。按照现行法律规定，胡长清已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嫌疑。祁培文和专案组将情况紧急通报有关司法机关，建议依法采取断然措施。
当天下午４点，当孙××和胡长清的朋友再次去公主坟那个储蓄所提出那笔５０万元存款时，被连人带钱当场扣住。接着，孙××与子女转移出去的财物也被迅速扣押。这些扣押的财物中，有存单５３张，信用卡４张，存折５个以及巨额人民币、美元、港元等，折合人民币共２９０余万元，还有高档劳力士金表、白金钻戒等贵重首饰、工艺品等１８１件。
与此同时，江西方面的调查工作也取得了重大突破。
８月８日晚，江西省公安厅接到省纪委传达的中纪委关于要求对胡长清案涉案人员周雪华、熊海根等人的违法犯罪活动进行侦查的指示后，丁鑫发厅长连夜召开政保、经侦、技侦、刑侦、出入境管理处、边防局以及南昌市公安局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紧急会议，部署工作。
经侦查工作，很快获悉周雪华仍在南昌。熊海根已离开南昌，有可能在昆明或在深圳。南昌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民警经过周密布控和搜索，于９日凌晨５时许在位于南昌市郊区的京东南洋花园Ｂ５－５座别墅将周雪华抓获，同时在周雪华家客房保险柜内搜出现金人民币２３万元，美金１３９２９０元，港币４１１４０元，以及贴有胡长清照片的假身份证两个，化名高峰和胡诚，护照两本，化名陈凤齐和高峰。还有其他贵重物品和两盒“伟哥”。
１２日下午，追捕组乘飞机将熊海根从成都转道广州押回南昌。
为了查清胡长清嫖娼问题，专案组到广东珠海市为查找卖淫女汪××、吴××，调阅了珠海市的全部暂住人口资料，走访了各大娱乐场所，终于在茫茫人海中将卖淫女汪××、吴××找到，并派一名副处长从珠海将汪、吴和介绍卖淫的“妈咪”安×带回南昌。汪××、吴××、安×对于胡长清嫖宿、介绍卖淫均供认不讳。为了查清胡长清向熊海根索要２万元现金的问题，调查组先后到云南昆明、玉溪、通海、安宁等地调查取证，行程几千公里，寻找证人１０余人，制作笔录和调取证据材料十多份，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为了查清胡长清在澳门游玩和制作假护照、假身份证的问题，调查组在珠海拱北海关，用了７天时间，从堆积如山的签证纪录资料中查到了胡长清等人的出关、入关登记，从海南省中国旅行社珠海办事处调取了澳门旅行团名单，并先后找到为胡长清等人制作假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身份证的容××、周××、查清了周雪华为胡长清出境到澳门伪造证照等的全过程。
在案件侦办过程中，江西省公安厅根据中纪委领导“查清几笔大数”的要求，组织优势兵力，针对周雪华送给胡长清的“两笔款”即４０万元和６５万元的情况，在获取送款人陈××口供的同时，还赶赴北京在国家行政学院门卫登记处找到了当时陈××送钱给胡长清的出入登记，并找到了陈××当时赴北京的机票等凭证。同时又赶赴广州市天河区茗雅苑雅典阁购房处获取了办理购房人员的证明材料，以及户主名为李玫实为胡长清情妇胡××的房产证。最终认定了“两笔款”的问题。
然而此时被“晾”在一边的胡长清却心存侥幸，还显得异常轻松。他以为联合调查组不再找他谈话，是没掌握他的问题，拿他没有办法。于是，他就一再进行着表演，在书面检查中反复说自己使用假身份证如何如何错误，请求组织给予严肃处分。他甚至对调查人员说：“我那点事说完就算了。虽然我写字向来不收钱，但我的字还是很值钱的，出去以后我给你们每人写一幅字。”
８月２０日，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在南昌市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了罢免胡长清省政府副省长职务的决定。就在此时，联合调查组也在北京开始正面接触胡长清。祁培文对胡长清说：“你要明白，现在是中央纪委对你进行审查，不是找你聊天。你说谎的水平的确很高，谎话已经编到家了。你的问题不仅仅是使用假身份证，具体的我没必要多说，但可以告诉你个结论性的看法：‘你五毒俱全’”闻听此言，胡长清顿感五雷轰顶。他慌了神，当天中午在屋子里像老驴拉磨似地走来转去，反复猜测办案人员掌握的情况、琢磨对策。他猜想，祁培文说的“五毒”可能是指“吃喝嫖赌抽”。于是，他在下午又摆出一副要彻底交代的样子，避重就轻地谈起他的生活作风问题。但他的话马上就被办案人员堵了回去：“你不要谈那些男女关系的话题，还是先把与私企老板周雪华的经济来往交代清楚”这一下，胡长清蔫了。他脸色苍白，不停地喝水。在众多的罪证面前，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跪到地上痛哭流涕。调查组的同志把他搀扶起来，他哭着又从椅子上“出溜”了下去。
随后，胡长清交代了所有的罪行。
(摘自《走向刑场的副省长———胡长清堕落史》群众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月出版，定价：２０.００元。社址：北京方庄芳星园三区１５号楼邮编：１０００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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