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见过两位指挥大师：日本的小泽征尔，美国的艾萨克·斯特恩。他们都是７０年代来中国的。那时候，外国人来的很少，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小泽征尔访华时，最忙的可能要算韩中杰叔叔了。他是中央乐团的指挥。７０年代，韩叔叔家就装了音响设备，而且是由专业音响师设计的。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用"胆大包天"这词儿形容算是轻的。当时"无标题音乐"是在批判范围之内的，所以一般都得偷着听。像吹巴松的刘奇，女歌唱家吴仪丽、刘淑芳，还有我爸等一批人都买了录音机。私下经常相互传借录音带，那会儿可听的音乐作品数量很少，录音带都是从各种渠道中秘密收取的。这种行为一旦有人追究，不定是个什么罪呢现在想起来都为他们后怕当时爸爸都是关着门听音乐，晚上是绝不敢放录音的。可韩叔叔不怕，只要他在家，基本上都在听。
韩叔叔家住２０３号，我家住在２０１号。每次回家必须经过他家，也就能听到那美妙的音乐，而且百分之百是受批判的"无标题音乐"。
小泽征尔一来就提出了一个要求：演出结束后不回北京饭店，而是去韩中杰叔叔家住。外交部、文化部听到后是什么表情无从知晓，反正最后小泽征尔确实是来了、住了。
可乐团就担了大雷啦。为了迎接这位当时世界上惟一的一位亚裔指挥大师，中央乐团把团里的公家皮沙发、公家的音响设备都搬了来，韩叔叔家的孩子也都被安顿在外面了。头几天，还有几位年轻人专门打扫了一遍房间。其实韩中杰的夫人陈阿姨在我们楼是出了名的干净人。
所有的吃喝均得统一来自当时惟一的涉外饭店──北京饭店。没办法，再怎么着这外事活动也得听组织安排。运来的东西都是那年月市面上根本见不着的：什么"五星"啤酒、香肠、香蕉、苹果……
小泽征尔这一来，我爸都不让我们小孩出门，说乐团有"精神"，可能是怕我们身上的破衣服吓着他们小日本。但我还是偷偷地溜了出去，见着那么多好吃的，杀了他们抢来吃两口的心都有。
韩叔叔屋里的音乐声开得很大。门敞开着，一阵阵笑声和碰杯声传了出来。我悄悄地拿出如莱Rollei相机，打开闪光灯开关。一会儿，小泽征尔端着酒杯走了出来，与坐在门外楼道里的随行人员说着什么。我把我家门打开，悄悄向他们走去。小泽征尔看到我后，非常友好地笑着向我招了招手。我不知所措地看着他，他的长相和服饰与电影中的任何一个鬼子都不一样，倒有点像个可亲可敬的老太太。情急之下，我举起了准备好的相机──"咔嚓"，闪光灯一亮，转身我就跑回了家。钻进被窝后，惊魂未定，心扑腾扑腾直跳。我扪心自问，明天有哥们儿问我，你把鬼子怎么着了我可不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拿灯闪了他一下。"应该说得过去了。卷是过了两天后才冲的，几乎和没照一样：第一闪光灯指数不够；第二距离太远，白照了。这就是我第一次为外国音乐大师
拍照的结果。但，不管怎么说，反正是闪了他一下。
小泽征尔在首都体育馆的演出我去了，来听音乐会的人，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音乐工作者。集体入场，不用花钱买票。由于这是卡特总统在邓小平访美期间，在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当众宣布的，所以音乐会的规格特别高。但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他和波士顿交响乐团盛况空前的演出，而是演出结束之后。
谢了幕后，主席台上的邓小平同志和宋庆龄委员长站起身来，显然他们是要下来为小泽祝贺的。可兴奋之极的小泽没有注意到这点。他已快步跑向李大爷（指李德伦──本刊注）和韩中杰所坐的位置，似乎他们才是最重要的听众。小泽亢奋地、旁若无人地和两位中国音乐家握手拥抱，尽情地享受着他们的祝贺。而此时，小平同志已经走到他的身后，非常礼貌地站在一定距离以外，很有耐心地等待着。李大爷和韩中杰多次向小泽示意，但亢奋的小泽就是停不下来。直到礼宾司的同志过来，小泽才算和小平同志见了面。从那天开始，我真是佩服小平了。
２０年后，我再次见到了小泽征尔。那是１９９９年５月，一个中国人不会忘记的一段日子。原本５月１２、１３日小泽应率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演出。但，当时中美关系已降到２０年最低点。演出被无限期推迟。大家都猜测小泽此行黄了。连主办单位都认为希望不大。
１９９９年５月１１日，我正在采访北京几十万群众在美国使馆前抗议"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滔天罪行而掀起的示威游行。突然我的呼机响了："小泽到京。"我赶紧收起呼机，心里想他这会儿干嘛来了第一，他是日本人，日本是北约缔约国，招烦。第二，他从美国来，招恨。这老头，来也不挑个时候。
没有演出。只有一场大师课和一次小规模聚会。５月１２日上午１０点整，中央音乐学院礼堂内外人头攒动，议论纷纷。一场暴风雨正在酝酿。我悄悄问了几个学生，他们说一旦小泽来了，他们将用同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来迎接他。１０点多一点儿，小泽到了。院子里没有往常的欢迎人群，只有主办单位的领导和少数几名记者。
当小泽用轮椅推着他的妈妈，母子共同慢慢地走进这块音乐圣地时。人性、人情、仁义──人们沉静了大约１０秒钟，不知是谁第一个带头鼓起掌，反正在场的所有人都站了起来，他们情不自禁地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位音乐大师和他那伟大的母亲。
安顿好妈妈，小泽就立即开始上课，什么都没说。但我知道，他曾对到机场接机的同志说，他有一个声明，一个对此事件阐明他个人立场的声明。而此时此刻，此情此景看来什么都不必了。这堂课他上得非常认真。实打实的是把着手教。
小泽征尔，他是中国人的朋友，真正的音乐大师!
１９９９年３月１２日，当今最伟大的音乐家耶胡迪·梅纽因在柏林猝死，终年８３岁。
听到这个噩耗，我眼前一片漆黑。两年前，我和梅纽因还在李大爷家一起吃饺子，如今却已是天上人间不得相见。
我立即跑去通知李大爷。一进门就看到李大爷表情沉重，一言不发地望着钢琴上方挂着的一张照片，那是我送给他的"良宵"──是梅纽因手中抱着中国作曲家刘天华的作品《良宵》步入中央乐团排练厅时所拍的。其音容笑貌立现眼前。
一年多前，年逾八旬的梅纽因率领他的关门弟子中国门生──梅纽因音乐学院教授胡坤访华。他们在北京呆了５天，我跟随了５天。
在第一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梅纽因隆重地向记者介绍了他特意穿的一件衬衫，那是南非总统曼德拉出狱后送给他的，黑底白点的丝绸衬衫，款式端庄大方。也许，他是想告诉我们，他不但是音乐家还是社会活动家；告诉我们他对第三世界的关注程度。总之，他的这件衬衫至少吸纳了数百张胶片，成为北京百姓眼里的梅纽因代表服装。这件衬衫和梅纽因深邃的眼睛、银白的头发一同印入了人们的脑海。
梅纽因此行并不是要表演他的小提琴，而是指挥中国交响乐团。１９７９年他首次访华时，也是与这个乐团合作。由李大爷指挥，梅纽因演奏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此次那被乐迷们痴迷的小提琴演奏任务则交给了他的关门弟子胡坤。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４日上午１０点。中国交响乐团排练厅。大门敞开。随着一片雷鸣般的掌声和乐器的敲打声，耶胡迪·梅纽因迈进了排练大厅。身后紧随着他的中国徒儿胡坤。
梅纽因和蔼可亲地向乐队全体队员鞠了个躬。早已潜入乐队之中的我，从人群的缝隙中不失时机地拍摄着这位音乐大师。从我小时候起就常能从"电转儿"留声机中听他演奏《艾尔加小提琴协奏曲》。在我心目中，他就是音乐，音乐就是他。我相信，不管时间再过去５０年、１００年，我们的子孙也会在世界音乐史的书中读到这位大师的生平与思想。他的到来使我有幸能亲自拍摄这位心中的偶像、梦中的上帝!
我坐在地上，尽量把身体压低。因为我认为我应从仰视的角度来拍摄梅纽因那高大的形象。他是位英雄。对他不但是位音乐家、社会活动家，他还是位了不起的、有骨气的民族英雄。
二战期间，希特勒横扫欧洲大陆，称霸世界。耶胡迪·梅纽因，一个出生在美国纽约的音乐家，冒着法西斯的狂轰乱炸，在前沿阵地为盟军英勇的战士们巡回演出，用他那感人肺腑的小提琴激励着年轻的战士们。
我之所以说梅纽因是英雄，就是因为他的勇敢并非所有的音乐大师都能做得到的。时年２６岁的指挥卡拉扬，正担任着只有２６个人组成的德国亚琛交响乐团指挥。由于扛不住柏林爱乐交响乐团指挥这把金交椅的巨大诱惑，加入了纳粹党，为纳粹表演。尽管他曾宣称不介入政治，但事实是，他的确替代了富特文格勒。而与卡拉扬生存在同一年代的梅纽因，他那敢于斗争、敢于对纳粹说"Ｎｏ"的胆量就足以说明他是位了不起的英雄。爱憎分明，立场坚定可见一斑。
战后梅纽因是第一个与靠边站的富特文格勒合作演出的音乐家。他说战争太可怕了，它对人们身体和心灵的伤害很长时间都不能完全治愈。战后，德国人作为战败国感到很压抑，梅纽因说他只是尽了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们。毕竟他只是个音乐家。
在中国交响乐团排练厅，站在指挥台上的梅纽因举起了指挥棒。国交乐队的全队乐手立即鸦雀无声。从这些见多识广的乐手的表现，就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位大师的崇高敬意。他们将从大师身上学到更多的真功夫；他们似乎也是一直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在听了梅纽因的演奏后曾惊呼：现在我相信天上真的有上帝了……
今天，这位"上帝"就站在了中国乐手面前!
指挥台上有一把高腿座椅，可近４小时的排练中，梅纽因始终没有坐上去。８０多岁高龄的老人精力充沛、思路清晰、谈吐高雅、严肃认真。
排练结束了，梅纽因向乐团负责人左因提出走台时要带观众，而且必须免费。
我在一旁听着十分惊讶，从来没有人会提出这种要求。相反，绝大多数的"什么家"们，要求的都是走台时，观众席上不准有任何人，包括工作人员，否则就会发脾气，说中国人这个、说音乐厅那个的。可梅纽因的要求居然是"免费来听"人比人就一目了然啦大师就是大师。我更加对他老人家肃然起敬了。
第三天晚上，梅纽因排练完毕，应老朋友李德伦之邀去李府做客吃饺子。除了李大爷的家人外，只有音协副主席吴祖强、乐团副团长左因和我。梅纽因见到我后吃惊地问李大爷："为什么他总能在任何一个场合出现"李大爷笑了："这，我也没辙。文化大革命时，他救过我妈。下乡时他爸和我睡一屋。他还是著名的摄影记者，而且专拍音乐。他还是我侄子，哪条都不能让我拒绝他。"梅纽因笑了。对我说："请吧，孩子。"
梅纽因对《论语》很有研究，甚至旅行时也常常带在身边。他说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庞大的民族，他很尊重，也很感兴趣。此外，他还对哲学，佛学感兴趣。梅纽因对印度文化也颇有研究，８０多岁的老头居然还能做瑜珈功，弄个倒立没问题。李大爷和梅纽因正说得带劲，一听倒立，李大爷傻了。他什么都不练，就更甭提什么倒立了。李大妈把李大爷准备的礼物──夜光杯递过去。这回李大爷又有话说了。那夜光杯上有李大妈用毛笔在花笺上以工整的小楷抄录的唐朝王翰的《凉洲曲》。又是一段历史，又是一丝情缘。
开饭了。由李大爷的长女李鹿亲自下厨，一桌饭菜呈现上来，朴素、可口。梅纽因赞不绝口，称中国的饭菜世界第一。随后的饺子更是全世界之惟一。李大爷告诉他用筷子吃才正宗。这可难为了这位能把小提琴玩得像自己身体一部分的大师了。梅纽因不得不用两只手才能把握得住这两只木棒。他对中国人能神奇地把十余种原料包在面片里感到非常纳闷，称其为儒家之道。
一位对中国、对中国人民充满爱的老人，在留下一片种子后，离开了中国。他要赶回去和身体欠佳的夫人一起共度金婚。
两年后，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耶胡迪·梅纽因走了，他把他的一切留给了我们，留给了人类。我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位英雄。
２０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开了关闭了许久的中国大门。一个饱经沧桑的民族经历一个世纪的苦难后，痛定思痛敞开了封闭的门户。
像是习惯了让人喂食的笼中之鸟，中国人面对突然开启的大门并不习惯。胆战心惊地吸吮着外来的海风，却不敢越雷池一步。
如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勇敢的艾萨克·斯特恩──本世纪仅存的最后一位小提琴大师，探头探脑地来到中国。他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访华的音乐家。面对这个对于美国人来说永远是可怕而神秘的国度，谁敢第一个踏上这片国土，在他们看来这简直就是一次探险。为此，美国人还真下本，派出了一个具有强大阵容的摄影队，以壮声色。机场上，时任中央乐团首席指挥的李德伦和斯特恩的两双大手握在了一起。这跨越大洋的握手只不过是两位大师的肢体语言──友谊才刚刚开始。
当年还是个毛头小伙的我对斯特恩崇拜之极。印象里的斯特恩是个身体高大、有一双纤细灵活的神手，风流倜傥。直到在中央乐团排练厅里见到了斯特恩本人时才知道，这老头儿２０年前他就是白头发身高还不如我高呢。至于手，则是又粗又大，还长了一层白毛。惟一合上拍的就是他那双炯炯有神的浅蓝色眼睛，像是从来没被污染过的一潭湖水，不过，他不像别的外国人是眼睛往里凹，相反他是往外凸。绝了，整个一个金鱼眼!
乐团当时像是来了总统似的，管得特严。大门口站了一群"闲人"。我从团部的澡堂子遛到后门，然后再爬进排练厅的临时仓库，出来正好是乐队的后面。看得比哪儿都清楚，而又不会被爱管事的那帮闲人发现。
斯特恩和李大爷之间都是用英语交流，不用翻译，他们互相非常尊重。李大爷经常回过头来看着他问："ＯＫ"而斯特恩总是会用他的典型动作──下巴夹着提琴转过身，连头带琴一块儿点。
平日里一直被我视为第一大师的乐团小提琴首席杨秉孙，一到这种场合也只有点头听喝儿的份了。
随后，我又追随大师斯特恩去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在附中，斯特恩在教室门外透过那一扇扇小窗户，看到学生们发奋地练习时说："这里每一个窗口里都蕴藏着一位未来的音乐大师。"
跟随斯特恩而来的那帮美国摄影师们拍摄了一部电影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斯特恩、李德伦，两个世纪名人让这帮"鬼子"轻而易举地夺得了奥斯卡纪录片大奖。这部影片在全美播放，使得美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２０年。
转眼间，２０年过去了。世纪末的１９９９年，斯特恩，年近八旬的老人，带着当年只能为他翻谱子，而如今已是著名指挥家的儿子戴维·斯特恩；带着当年乐感极好却缺乏调教的３个孩子，如今已是活跃在世界各地的小提琴家徐惟玲、大提琴家王健、钢琴家潘淳回来了。当然，也忘不了带着他当年的整个奥斯卡获奖班底卷土重来。此外，斯特恩还要和李大爷再次演奏２０年前合作过的《莫扎特第三小提琴协奏曲》。抚今追夕，斯特恩杀了一个漂亮的回马枪。
不巧的是，入秋后的一场寒流，使一大堆北京人都染上了流行性感冒。李大爷也未能幸免，发高烧住进了医院。随后病情恶化，肾功能也开始衰退。这对于一个８０多岁的老人来讲，情况十分危险，何况，李大爷本来就只剩下一个肾了。医院报了病危。
可卧床不起的李大爷一听到斯特恩到京的消息后，他站起来了。他跟我说："去，我肯定会去演出，这是我们的世纪之约，我们还要再现２０年前的辉煌。"
演出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几乎每天都给李大爷打电话，看他身体是否能支持得住。而每次他都是坚定地说："行我不会失约。"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６日，李大爷在电话里郑重地请求我："陈雄，你帮我拍一个全套的片子吧，我想要我只信任你"电话那头，他那浓重的男低音颤抖了。我的泪也流了下来。我尽量控制住自己的声音回答："放心吧李大爷，我不会漏掉一个镜头。"
１１月１８日排练那天，我提前来到剧场。李大爷是由徒儿谭利华和李心草送到剧场的。当他坐着的轮椅出现在侧幕时，他的老朋友斯特恩立即抓起提琴，以一首柔美的舒情曲迎接他，边走边拉来迎接李大爷。记者群中立即引起一阵骚乱，快门声响成一片。
李大爷的女儿李鹿跑到我的身边悄悄地对我说："陈雄多拍点，这可能是我爸的最后一次排练、最后一次演出了……"我看到她说话时眼圈都红了，她也是年逾半百的人了。我赶紧安慰她说："放心吧我已经和组委会打了招呼，余隆说今天我全场无禁区没问题，我保证不会漏掉一个镜头"小鹿姐姐说了声谢谢后，掩面而去。这使我感到压力更大了。
李大爷依然如旧，和乐队的新老队员一一打过招呼后，坐上专门为他准备的高脚座椅，拿起了那只挥动了半个世纪的指挥棒。全体乐队队员的神情立即变得十分凝重。
排练进行得十分顺利。斯特恩在乐队中不停地走动，一会儿告诉小提琴应如何运弓，一会儿又与大提琴讨论一下音色。可能他是想为老朋友两肋插刀多做一些吧。几个关键环节很快在两位大师的密切配合下搞定。排练结束，一大帮记者蜂拥而上，把李大爷团团围住，闪光灯劈哩啪啦不停地狂闪。美联社的一位金发洋妞挤了半天也没挤进去，一时情急，从众人腿中爬到李大爷面前。双腿一软跪倒在地，旁若无人地一连串提出了３个问题。李大爷望着这个可怜的孩子，给予了优先权，让她保住了饭碗。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９日晚７点３０分，"北京市第二届国际音乐节"闭幕式在北京世纪剧院如期举行。这是一场独具匠心的、高雅的、怀旧的、悲壮的音乐会。主持人是八旬老人，著名表演艺术家英若诚。他深情地，用中、英文双语向观众们介绍了小斯特恩和３位电影中的"小朋友"，他精彩的解说绝对高雅、史无前例!
下半场开始了。国际音乐节组委会主席余隆身穿晚礼服，稳健地把坐在轮椅上的李大爷推出侧幕。谭利华、李心草从另一侧跑过来，３个人合力，把体重２００多斤的李大爷扶上指挥台。舞台下一片雷鸣般的掌声、欢呼声李大爷艰难地转过身来，礼貌地向观众致谢!
小提琴大师斯特恩快步走上台来，他跑向指挥台，两位大师的手再一次紧紧地握在一起。斯特恩又站上了指挥台和李大爷拥抱在了一起，他要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表达他此时的情感。观众的掌声更加地强烈了。他们充分理解了大师的意图，也深深地为之动容涕零。
李大爷轻轻地扬起指挥棒，场内顿时一片寂静。如同２０年前一样，一曲《莫扎特第三小提琴协奏曲》如溪水般淌出，涓涓滴滴，一泻千里，不可阻挡。只见大病未愈的李大爷，左右旋转着笨重的身躯，上下挥舞着手臂。再加上斯特恩熟练而自信的表演，我让那美妙的乐曲迷住了。甚至不忍心释放快门，惟恐给这一场伟大、悲壮的绝唱添乱。
演出结束了，合作非常成功。两位老人再一次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相互祝贺着。场上的掌声经久不息，长达６分钟之久。
接下来，还有小斯特恩指挥老斯特恩。李大爷没有回到后台休息。他让余隆把自己的轮椅推到乐队后边的侧台位置，认真地倾听斯特恩父子俩的演奏，直到演出全部结束。
谢幕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鲜花，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响的掌声，我从来没有在音乐会上看到过这么多的人在流泪。这就叫大师，这就叫观众。他们之间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音乐、鲜花、掌声和泪水融于一堂。
斯特恩拉住李大爷的手，高高举过头顶。望着这么多热情的中国观众，斯特恩一次又一次地把献给他的鲜花抛向观众。李大爷坐着抛不动，斯特恩接过鲜花替他抛出去。人们不停地呼喊、鼓掌，他们拥向台口，久久不肯离去……
回到后台，李大爷不顾劳累坚持要去向斯特恩表示祝贺，大家拗不过他，只好用轮椅推着他来到斯特恩的休息室。所有媒体的记者，包括斯特恩的摄影队、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统统都被挡在了门外，不准进入。我也理所当然地被保安拦住，李大爷回过头对保安说："他是我的家人"于是我顺利通过。
斯特恩看到一头汗水的李大爷，心里一酸，两人又紧紧地抱在了一起。斯特恩老泪纵横，不断地叮嘱李大爷要保重身体。我真的忍不住了，泪顺着相机流下来，取景器中的图像完全是模糊的，根本不知道拍得好不好。我不停地按快门、换角度，生怕向李大爷交不了差，那样他会骂我一辈子的。
当李大爷的轮椅顺着后台推出时，走廊两侧站满了各种肤色的人们。掌声再度响起，经久不息……
１１月２１日，斯特恩已经走了。我到协和医院看望劳累过度的李大爷，他仍十分兴奋，面带红润。李大爷特别高兴地看到了当天《北京青年报》用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我的《大师珍重》。
(摘自《近摄──燕尾服下的汗褟儿》，人民音乐出版社2000年10月版，定价：26.40元。社址：北京海淀区翠微路2号，邮编：10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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