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在群众中很有威信的村支书曾这样对我说：“老百姓盼干部盼些啥?一盼干部廉洁，二盼干部说实话，三盼干部给他提供致富项目，四盼干部经常告诉他一些信息。”他还说：“干部换得太频繁了并没得好处，成了一年蛮起干，二年旁边看，三年胡乱整……我们这里好些地方就是这样。”
这位村支书的话是有见地的。
改革开放以来，“官本位”的问题在沿海发达地区已经淡化，但贫困地区由于经济不发达，既无股票可炒，也缺乏办企业、跑市场的环境，再加上由于体制及其他种种原因，以致“官本位”的价值观念有时反而更加强化。甚至出现了“要致富，进政府”这种带着黑色幽默的民谚。“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不但大中专应届毕业生，就是学校教师、企业领导人也千方百计挤入党政机关。个别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上台后第一件事是考虑自己如何尽快富裕，第二件事便是考虑自己如何尽快升迁——调入党政部门，因此他研究得最多的不是市场而是官场，讲发展、讲改革都成了官样文章。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南方周末》上发表一篇报道《一个书记的账单》，揭发的是江苏省江阴市山观镇党委书记陆荣福夫妇受贿的情况。上任５年多，陆荣福共收受他人钱物４８３笔，连同利息共１２８.６万元平均每４天收受一笔，每笔２６００多元……(现陆荣福已被判处无期徒刑)
巴中地区少数干部中也有“跑官”、“买官”一说。
为了获取一官半职，少数人到处上窜下跳，通关系、走后门，想尽办法寻找靠山，向下面施加压力。
也有人没有“通天”的本事，便用钱开路，除了请客送礼外，便是借逢年过节或别的名目，公然行贿，从地区领导到区乡干部都可能收到“礼金”，少则上千，多则上万，不少领导干部都曾把礼金上交。
有的人老百姓讥讽他们是“２０多岁跑官，３０多岁保官”，至于四五十岁呢，就该是“卖官”了。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带领老百姓发展经济，战胜贫困，走向富裕之路?
巴中一媒体上曾登载了这样一副关于“为官之道”的对联，写的是：
既然戴乌纱，就应忧民忧国；
即使卖红薯，也应凭秤凭心。
不知买官者、跑官者看了这一副对联有无触动?
１９９８年７月，巴中地委书记周登全曾给全地区的县市区乡镇党委书记们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近段时间，我在调查中发现，有的地方搞文明示范村建设，没有从本地实际出发，规划贪大求新，搞形式，摆花架子，盲目追求速度和任务，搞强迫命令和一刀切，作风粗暴，造成干群关系紧张。这些问题若不及时克服和纠正，必将产生不良后果……”因此他“诚恳地提示大家要千万注意”科学规划，不能搞形式主义，要量力而行，做好过细的思想工作，要帮扶好个别困难群众，以及“一定不能说假话”。在关于说假话这一段中，他是这样写的：
说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有的干部汇报工作习惯于看眼色、图虚名、欺哄领导。我认为，想问题、办事情某些方面考虑不周或出现一些偏差是可以理解的。但人为的说假话是绝对不能容忍的。领导干部千万千万不能说假话。
但是，我们有些干部却偏偏喜欢说假话。
少数干部为了自己的升迁，一味追求表面的轰轰烈烈，在“形式主义”上大下功夫，基建摊子越铺越大，错误地追求所谓“政绩”，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拼命向老百姓加码。
中国人是“好面子”的，在采访中我发现，贫穷的大巴山地区，人们似乎更爱“面子”，领导们提出了“形象工程”的口号，一些基层干部似乎也恪守“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努力在外人面前掩饰家乡贫穷落后的一面，想尽办法让外人看到一片“莺歌燕舞”、“形势一片大好”的景象。
一位从北京下派当副县长的年轻干部曾经困惑地说：“我一直不懂这是一种什么心态你是贫困地区，是国家级贫困县，为什么不能坦率地承认这个现实，偏要做出许多假象呢”
为了“政绩”，为了升迁，一些人不惜虚报浮夸，瞒上欺下。
浮夸和狂热以及与此相联系的造假，１９５８年曾让我们吃过大苦头。当今的浮夸和造假，其出发点和深层次的原因，和１９５８年有所不同，但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则比４０多年前更严重。
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谚：“村哄乡，乡哄县，一直哄到国务院，国务院就发文件。”在采访中，我也曾多次遭遇对方提供假数字、假情况的尴尬局面，也有一些干部声明：“我们本不想报这个数字，但是上面通不过，打回来，非要我们调整调整……”
而一些“制假”的故事是令人十分愤慨的。
南江县有一个乡本来十分贫困，但乡领导为了制造自己的“政绩”，便谎报人均已经大大超过了“越温”标准。于是这位乡领导青云直上，被提拔成了区委书记，享受副县级待遇，现在已经光荣退休了，但那个贫困乡却由于当年虚报了数字，贫困户均没有建卡必要的档案，以致上级发放扶贫资金缺乏依据，成为现在南江县扶贫办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
平昌县某丝绸厂连年亏损，据反映，１９９５～１９９９年上半年已经累计亏损了３０００万元左右，１９９９年上半年实际亏损近２００万元，但厂长却在经验交流会上做了“扭亏为盈”的典型发言，以致一位副厂级干部愤怒地斥之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平昌县另一家经营油脂产品的公司，固定资产不过六七百万元，而截至１９９９年上半年，总欠账已经突破了１０００万元，造成了资不抵债的严重后果，但在厂领导的授意下，１９９９年上半年，仍然做出了盈利若干元的假账……
巴中地区某些地方的官场，流传着一种特殊的语言，这就是：“听招呼”、“讲规矩”，凡事要看领导的眼色行事，不准提反对意见。也发生过一些干部向上级反映了真实情况后，被报复甚至被免职的情况。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是中国的一句古话和经验的总结，值得每个人深思和警惕，如果我们的重要决策都建筑在虚假和浮夸的基础上，将形成一种多么严重的局面？
典型示范、带动全面，长期以来是我国重要的工作方法之一，只要哪个地方创造了“经验”，乃至成为“旗帜”或“典型”，参观者、取经者总会一拥而上，络绎不绝。近年来，巴中地区有幸成为“典型”，于是，参观者“大规模”地涌进，少则几个人、十几个人，多则几十人、几百人，甚至一天便有好几批人。其结果，好的方面是，提高了巴中地区的知名度，也便于向上面争取资金；但坏的方面却是，贫困的巴中地区不得不被迫接待大批“不速之客”。有的人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来认真研究问题，使主人的精神产生了社会效益；而有的人却是抱着游山玩水的态度，甚至刚刚到达便要求把他直接送到旅游区。而淳朴的大巴山人又不会按市场经济的规律向对方收取一定的费用，反而极希望在客人面前不要丢了“面子”，因此不但干扰了自己的正常工作，还大
大地增加了财政方面的负担。
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大跃进”中，四川曾出过这样的荒唐事：成都附近的原新繁县十几亩谷子半吊黄了，干部连夜让农民把这些田的秧子都扯起来插到一亩田里，怕露出破绽，根脚盖了些泥巴和青苔，怕倒伏，秧田中间插起了一根根竹竿，把谷苗绑到竹竿上……弄好了就向上面敲锣打鼓地报喜，说是“放了特大卫星”，亩产过万斤，为了制造效果，还特地弄了两个胖乎乎的娃娃笑嘻嘻地坐在稻谷上……
当时还没有电视录像，但这张“万斤田”的照片却在很多报纸上刊登。
当然，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做法必然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在让人欢欣鼓舞、眼花缭乱的“奇迹”之后，巨大的灾难降临了！
严重的饥荒降临到了共和国的土地上。
然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我们少数干部似乎已经忘记了历史上浮夸和造假酿成的惨痛教训。在展示巴中地区微水池和文明新村所取得的成绩时，也有个别人从别的地方拉水把已经干涸的微水池灌满，买一些或是借一些鸡、鸭、黄羊放在要参观的农家里。南江黄羊本是南江县畜牧人员经过长期努力培育出的优良品种，很有推广价值，县畜牧局自己也搞了一些圈养的实验，圈养了几百只。但不知为什么，一有领导来参观，上级便要他们赶快凑够１０００只，畜牧局的工作人员不敢违抗上级的指示，只得手忙脚乱地到农民家里去收购。领导参观完了，羊圈实在太小，黄羊挤在一起，既不利于生长，又极易患病，又得赶快想法把多余的黄羊处理掉……刚处理，又有新一批领导来参观了，又得去买……周而复始，工作人员抱怨说：简直不晓得为啥要这样折腾？
（摘自《贫困的呐喊》，天地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２月版，定价：１８.８０元。社址：成都市盐道街３号，邮编：６１０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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