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玥的《危机四伏》写了一个警察破案的故事，属于侦探文学的范畴。但显然这部小说已经超越了普通的侦探文学而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因为作者的兴趣并不在于情节本身，而在于人，在于对于警察与罪犯性格的深度开掘。及至读完作品，我想人们会说，《危机四伏》的确写出了一些超越侦探文学的深层次的东西，侦探故事在作品中仅仅成为一种媒介，作者借助它引领人们穿越生活的地表，进入到了人性中一些晦明莫测的地带，对罪与恶等一些高深的问题进行了一番深入的思索。
胡玥本身是一位警察，对警察情有独钟。因此小说塑造了一大批性格鲜明的当代警察的形象。在胡玥笔下，这些警察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他们有作为警察坚毅果敢的一面，又有作为普通人的各种弱点，会犯错误，思维方法也有局限。但他们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品质都是令人钦佩的。不过我认为，《危机四伏》的成功之处是写到了罪犯，写到了罪犯具有的那种复杂的双重性格，写到了恶以及恶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所带来的那种危机四伏的肃杀气氛。当读完胡玥的长篇小说《危机四伏》，我确实感到了罪犯那狰狞的目光在背后恶狠狠地盯着你，使人脊背不禁陡起阵阵寒意。我想，胡玥凭着女性作家特有的敏感，是真正捕捉到了罪犯身上的那种恶的力量，她于是方才将这部小说命名为《危机四伏》。的确，在胡玥非常传统的、从容不迫的叙述
中，一股掩饰不住的寒意从一行行文字的背后悄然逸出。
犯罪总是与人性恶等深层次的问题缠绕在一起的。在基督教文化背景的国家，作家们常常通过写犯罪而揭示人性恶以及对恶的拯救等深层次的问题。像在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伟大作家的作品中常常看到的那样。中国哲学从来认为人性本善，因此文学作品很少写到人性恶的一面。即便写到了犯罪，在善与恶的较量中，善总是能够取得完全的胜利。因此，在中国作家的作品中，恶很少会真正令人恐怖。不过，随着中国社会日益进入商品时代，人的欲望被大大激发出来，人们对于人性的看法较之古人也开始有了一些变化，在文学中，则表现为对恶的重新认识和关注。胡玥在《危机四伏》对人性恶的思考与探索应当可以看作是这一思潮的延续，但又有自己的特点。
《危机四伏》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八十年代中期，北方某城三位警察相继被害，枪支被抢，银行遭劫，但凶手却杳无踪影。十多年后，当案子告破时，人们才发现罪犯竟是参与破案并很受信任的警察之一。故事所涉及的案子本身不复杂，但是破案过程却比较复杂，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用常规方法没能侦破；二是一位叫丛明的警察用现代推理方法找出了罪犯，但因为缺乏证据而被人们否定；三是十年后该市修河时找到了罪犯留下的部分证据，循着这些蛛丝马迹，隐忍十年之久的公安干警终于凭着锲而不舍的精神侦破此案。
在小说中，胡玥的视角显然是放在警察身上了。罪犯的思想和心理都用侧笔反衬，没有实写而只是在着意渲染那种危机四伏的气氛，让人在这种气氛中感受到恶的力量及其对日常生活的侵蚀和危害。
这种危害的后果是严重的。导致了警察林天歌被杀之后，他的妻子及其朋友还要受到怀疑和审查。它使得整个城市在长达十年间陷入了一种莫名的恐惧之中。而且传统的侦破方式和现代的侦破方式都对他无能为力。案子最后是因为整治河道偶然挖出了罪犯留下的证据才得以侦破的。又应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老话。然而，这种表面上回到传统的思维方式在这里却指向了现代，因为它意味着恶已经超越了理性所能包容的界限而有了某种神秘的意味。罪犯是使用了一些警察才可能采用的反侦察手段，但正如警察丛明所说的，会如此娴熟地运用反侦察手段的人只有警察才能做到。可见，一旦涉及理性的范畴，罪犯总是会露出尾巴的。不过，这个案子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丛明尽管通过推理已经找到了罪犯，但是由于缺乏证据，没有人敢相信他的推理。结果受到威胁的不是罪犯，而是丛明本人。为逃避可能的危险，他不得不远走他乡。在这里，隐藏在日常生活的背后的恶似乎具有了一种形而上的和超自然的力量。
胡玥也试图对罪犯的犯罪动机进行过推断，答案似乎很简单，即图财害命。但在这个案子中，更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在于，罪犯那种一旦迈出罪恶的步伐便如同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的欲罢不能的心理，以及那种半人半鬼的双重人路。在这方面，胡玥进行了比较深入地刻画，使一个具有复杂性格的罪犯形象跃然纸上。这样的形象在当代文学史中尚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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