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汪精卫还没下海当汉奸的时候，就有以他为首的一批人，在日本的侵略面前，散布失败主义的亡国论，人称“低调俱乐部”。低调不好，高调就好吗火烧长沙城，可怜一片焦土，这是所谓“焦土抗战”高调的实施，但是可一而不可再，就如在黄河花园口决堤放水，都是计出无奈，徒然苦了生灵，却不见御敌之效，于是，高调也很快要转成低调。
然而，大多数高调只是唱唱罢了，不准备付诸实行的，因此叫作“唱高调”。而唱高调之沦为扯淡，往往竟不需要什么中介。在１９世纪的俄国，屠格涅夫写了一个罗亭，就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侏儒”之典型。这还只是属于“天桥把式”的光说不练，并不包括“说的是天使，干的是魔鬼”那一类。
从法律上说，不是人人有发言权么?西哲甚至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保卫你发言的权利”；不过在法理之外，还有一个道义和人情的尺度，对于某些人，我们可以说，我同意你说的话，但以为这话你不配说，你没有说这个话的资格。
有些事情本来不讲资格的，比方养狗。有了限制养狗的条例以后，就得年交税款若干元才有养狗的资格了，此事周洪在《穷说·不敢养狗》一文中说之甚详。这也跟要进什么高级的俱乐部先得花若干万元买卡才获得会员资格是一样的。很多资格现在可以花钱买，不花钱，有权也行，有些有权者的俱乐部金卡，就是别人送上门来的。
毛泽东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有了调查不一定就有发言权。大跃进和随之展开的争论就是一例。毛泽东主席可以制止别人发言，以其“没有调查”或别的什么为理由；可别人即使有了比来自浮光掠影的所谓调查坚实得多的实证和数据，也未必就有发言权，或者干脆不让说话，还得听那些不仅没有调查也许索性是胡说八道的话。
听胡说八道的话，明知其为胡说八道还得听，正如我们听惯了假话空话大话还得洗耳恭听，当然是痛苦的。那么听一些无论怎样挑剔也不能不承认是正确乃至崇高的话，为什么也会使人产生痛苦的感觉呢?
就看这样的话是从谁的嘴里说出来的了。例如“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若从一贯结党营私、以权谋私的人嘴里说出，从胡建学一类不折不扣的贪污犯嘴里说出，不能不使人想起“大贪污犯做报告，中贪污犯拍手笑”的新民谣，岂不啼笑皆非。
这样的事也不是今天才有，自从８００多年前范仲淹老先生写下意思差不多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以来，不知有多少在朝在野的文人墨客大小官僚拾他的牙慧做文章，如果有人查一查他们的行状，看看其中究竟有几个人有资格引述和“发挥”这两句话不用脸红，还有哪些贪官污吏无耻文人也在那里随梆唱影，则不仅有趣，也有刺，刺在那些代代相传的厚脸皮上。
现在不是流行孔夫子语录了吗“听其言而观其行”，短短七个字，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也正可以用此法来鉴别那些动不动引证“子曰”夸称是在致力于弘扬儒家和整个民族传统文化的人，鉴别那些在孔子诞辰参与祭孔大典行礼如仪的人，是真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还是止于讲演和表演，唱高调亦不过有意无意的扯淡而已?
(摘自《也无风雨也无晴》，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２月出版，定价：１６.００元。社址：郑州农业路７３号，邮编：４５０００２)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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