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中平二年公元１８５年二月的一天，皇都洛阳的南宫起火。这场大火烧了半个月，烧掉了灵台、乐成等四座宫殿。皇宫的这场大火搅乱了帝国的财政预算。皇上要给自己家盖新房，这笔额外开支从哪里出?
这时，太监张让和赵忠给２８岁的汉灵帝出了一个主意。他们建议皇上发出命令，天下田每亩要交十钱。此外，各级官员升官上任，也要先交一笔钱，用于修建宫室。汉灵帝欣然采纳了这二位太监的建议。于是，帝国官员上任之前，一概要到一个叫西园的地方问价交钱。
钜鹿太守司马直是个有名的正派人，他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命，上任前也要交钱。因为名声清廉，对他特别优惠，交三百万钱即可上任。公平地说，这个要价确实不高。在公元１８８年之前，各郡的太守就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地位近似现在的省委书记兼省长。这个级别的官员的俸禄是每年二千石，按照当时的行情，买这种高官要花上二千万钱，而人家向司马直要的钱还不足时价的二成。但是话又说回来，太守每月的正式工资才多少折成铜钱，不过一万三千。皇上要的三百万，相当于司马直１９年的工资。如果不打折，按原价交足两千万，要相当于太守１２８年的工资。若不搜刮百姓，这笔巨款从何而来如何填补?
《后汉书》说，司马直接到诏书，怅然道：“为民父母的，反而要割剥百姓，以满足现在的苛求，我不忍心呀。”于是上书，说自己身体不好，请求辞去任命。上边不批准，司马直只得上路。走到孟津，快到洛阳门口了，司马直也做出了最后决定。他给皇上写了一封信，极力陈说当时政策的失误，讲古今祸败的教训，写完后服毒自杀。汉灵帝看到他的遗书之后，一时良心发现，暂时停收修宫钱。当然这只是暂时的，不久皇上的良心又不见了。
司马直以父母官自命，他遵循的是儒家规范。这本来是官方倡导全国奉行的正式行为规范，但是当政者对官员的实际要求与这些规范的冲突太大，司马直除了上疏劝告或者辞职之外又不能有其他反对的表示，不然就与忠君的要求相冲突，结果他只好用毒药将自己淘汰出这场僵局。如此激烈的自我淘汰当然是罕见的，不那么富于代表性。我们还需要讲一些比较寻常的故事。
转眼又过了１４００多年。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１５９７年三月九日夜，北京紫禁城内的坤宁宫失火，大火蔓延到乾清宫，皇上和皇后的住处被烧了个干净。第二年，皇极殿、建极殿和中极殿也失火被烧掉了。于是万历皇帝又遇到了汉灵帝的问题：盖新房的额外开支从哪里出万历的办法是开发矿业并增加临时税种，亲自安排得力的宦官到全国各地开矿，征收矿税和店税、商税、船税，收来的钱直接进皇宫，不进国库，属于皇上的私房钱。举朝上下一片反对之声，纷纷要求皇上取消矿税。
万历根本就不理睬那些文官的瞎嗡嗡，他派遣阉官去各地办理此事。阉官乃是皇帝的家奴，通常是文盲，读不了圣贤书，也没有后代，并不惦记着对历史对后代对天下负责，除了讨皇上的欢心之外再没有别的责任和义务，听说某地有什么矿，有什么可征的税，可以弄到多少钱，便拍了胸脯带着亲信下去弄。果真完成了任务当然很好，没有完成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更常见的是完成了任务却假装没有完成，反正皇上也搞不清楚。
陈奉是万历特派到湖广今湖南、湖北征税采矿的阉官，论级别不过是正八品，相当于科级干部，论权势则能与省级大官相抗衡。他率领着一帮主动投靠来的亲信党羽横行湖广，《明史》上说他“剽劫行旅，恣行威虐”，也就是说，征税征到了与拦路抢劫差不多的程度。他还下令大规模挖坟掘墓找金子。他的党羽们十分威风，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闯入民家，奸淫妇女，有的干脆将妇女掠入税监办公的官署。当地的官员难免有看不惯的，对他的工作就不那么配合，当地商人和百姓更对他恨之入骨。
有一回，老百姓听说陈奉要从武昌到荆州征收店税，数千人聚集在路上鼓噪起哄，争着冲他扔石头。陈奉逃掉之后，便向皇上告状，点了五个不配合他工作的官员的名字，说他们煽动老百姓动乱。万历本来是一个“占着茅坑不拉屎”的皇上，不上班不办公，所有的请示汇报基本不看，但是对家奴的报告则迅速批示。陈奉告发的五个官员，两个被抓，三个被撤，其中有两个还是四品知府。
按说这形势已经很清楚了，陈奉的来头太大，惹不起。但是一个叫冯应京的五品佥事偏偏不长眼。万历二十九年正月，陈奉摆酒请客，放火箭玩，把老百姓的房子烧了。老百姓拥到陈奉的门口讨说法，陈奉派兵出去镇压，打死了不少老百姓，又将死者的尸体切碎扔在路上震慑百姓。《明史》上说，湖广巡抚支可大当地的最高监察官员——“噤不敢出声”，而冯应京偏偏上疏向皇上告陈奉的状。陈奉见冯应京告状，也反过来告冯应京的状，说他阻挠皇命，欺凌皇上派来的特使。皇上听陈奉的不听冯应京的，发了怒，贬了冯应京的官，将他调到边远的地方去。这时又有两个实在看不下去的监察官员自己跳了出来，一个是给事中田大益，一个是御史李以唐，他们请求皇上原谅冯应京，说陈奉不好，还说皇上把豺狼派到了天下各地，专门吃好人。皇上更生气了，你劝我饶他我偏不饶，干脆下令将冯应京除名。
陈奉这里则不断向皇上打报告，他说他派人去枣阳开矿，枣阳知县王之翰、襄阳通判邸宅、推官何栋如也阻挠破坏，皇上又下令将他们撤职。这时负责监察工作的要员，都给事中杨应文又跳了出来，请求皇上原谅这三位。这些人也不看皇上的脸色，一个接一个地往外跳，很像是成心惹皇上生气，皇上也真生了气，干脆派锦衣卫去武昌，把陈奉告的那些人全都抓到北京关入监狱，处罚再次升级。
冯应京是个清官，在当地收拾奸豪，制裁贪官污吏，声望甚高。锦衣卫到达武昌的时候，老百姓听说要抓冯应京，竟有人痛哭流涕。陈奉则得意洋洋，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将冯应京的名字和罪状大大地写了，张贴在大街闹市。老百姓怒不可遏，上万人包围了陈奉的住所，陈奉害怕了，就逃到楚王的王府里，他的六个爪牙没跑掉，被愤怒的群众投进了长江。锦衣卫中也有被老百姓打伤的。陈奉躲进楚王府后，一个多月不敢露面，请求皇上让他回北京。皇上将陈奉召回的时候，这家伙搜刮的“金宝财物巨万”，在重兵的护送下，“舟车相衔，数里不绝。”而冯应京被押解时，老百姓“拥槛车号哭，车不得行。”还是冯应京自己穿着囚衣坐在囚车里劝老百姓不要闹了。
冯应京和另外几个阻挠陈奉的官员被押到北京后，拷讯关押，三年后才被释放。那个阻挠开矿的知县则瘐死狱中。而陈奉回京后什么事情也没有，有两个监察官员说他的坏话，又被皇上撤了职。
陈奉只是万历年间诸多的矿使税监之一。《明史》用了半页纸点各地陈奉们的名字，陈奉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而这一个陈奉的脚下就躺着一片经他手淘汰出局的清官。
最初读到上边那些故事的时候，我心里总有些怀疑。最叫我怀疑的一点，就是矿使和税监们太坏了。在我的生活常识里，纯粹的恶棍就像纯粹的圣人一样罕见，怎么皇上派下去的那些宦官竟然是清一色的坏蛋这未免太凑巧了。我想，中国史书倾向于把太监和女人描写成祸水，为皇上或者为专制制度开脱责任，恐怕不能全信。
帮助我想通此事的最后一遍重复，是一本描写１９００年—１９４２年的华北农村的书，那里讲了清末民初北京良乡县吴店村的村长变换的故事。
清朝末年，良乡吴店村的公共事务由村中精英组成的公会负责，这些精英通常是比较富裕又受过一些教育的人，社会声望比较高。当时的捐税很轻，首事们往往自己交纳而不向村民征收，因为他们更在乎声望和地位，不太在乎那点小钱。
１９１９年开始，军阀们在北京周围争夺地盘，先后有直皖之战和三次直奉之战，军阀们毫无节制地向村庄勒索后勤供应。这时，不愿意勒索村民，自己又赔不起的村长就开始离开公职，而把这个职位当作一种捞油水的手段的人们则顶了上来。这时候出来当村长的两个人，先后都因贪污和侵吞公款被县政府传讯。赔款出狱后，这样的人居然还能继续当村长，因为没有好人愿意干。
这就是说，当政权大量征收苛捐杂税的时候，比较在乎荣誉的人就从村级领导的位置上退出了，这类人就是司马直那样的人物。而替换上来的，通常是敢于也善于征收苛捐杂税的人物，譬如陈奉那样的人物。更明白地说，一个变质的政府，一个剥削性越来越强、服务性越来越弱的政府，自然也需要变质的官员，需要他们泯灭良心、心狠手辣，否则就要请你走人。这就是此前３００年陈奉与冯应京相替换的背景，也是此前１７００年司马直自我淘汰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下，清官和恶棍的混合比例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定向选择的结果。恶政好比是一面筛子，淘汰清官，选择恶棍。
中国古代的地方行政建制是省、府、县，承担行政职能的最底层是里村庄。我们已经提到了郡太守相当于省、知府和村庄一级的筛选情况，中间还缺一个县级。在矿使税监横行天下的万历年间，文学史上著名的散文家袁宏道正在苏州府的吴县当县令，他后来托病辞职了。袁宏道的书信中有许多对自己当官的感觉的倾诉，叫苦连天，读来却颇为真切。通过这些书信，我们可以进入当时县级官员的内心世界看一看。
袁宏道写道：“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引者注：治钱谷就是征税。仓老人是在最基层征收皇粮的杂役，经常干些吹毛求疵克扣自肥的勾当，谕百姓则保山婆引者注：即媒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
“作吴令，无复人理，几不知有昏朝寒暑矣，何也钱谷多如牛毛，人情茫如风影，过客积如蚊虫，官长尊如阎老。以故七尺之躯，疲于奔命。
“……然上官直消一副贱皮骨，过客直消一副笑嘴脸，簿书直消一副强精神，钱谷直消一副狠心肠。苦则苦矣，而不难。惟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
在袁宏道的感觉中，堂堂县太爷的角色，对他个人品格的要求就是奴才般的贱皮骨，妓女般的笑嘴脸，搜刮百姓的狠心肠，媒婆般的巧言语，处理文牍的好耐性，总之是一副丑态。在这些丑态里，搜刮百姓的狠心肠与陈奉之流的作为是近似的，这里不再多说。至于伺候上官及讨好过客，按当时官场这些都是必需的应酬，其实质是搜刮百姓之后的利益再分配，是民脂民膏的分肥。官场宦游，谁知道明天谁富谁贵培植关系本来就是政党的投资，不得罪人更是必要的保险。陪着转转，一起吃两顿，送点土特产，照顾点路费，也是理之当然。再说，吴县刮来了民脂民膏别人沾点光，别人刮来了他袁宏道也可以去沾光。这是一张人人都要承担责任和义务的官场关系网。而袁宏道却认为这作官是苦、是毒，以致托病辞官，也算难得的了。
最后该说说交税的老百姓了。
明周晖在《金陵琐事》中讲了一个小故事。他说，在矿税繁兴的时候，有一个叫陆二的人，在苏州一带往来贩运，靠贩卖灯草过活。万历二十八年，税官如狼似虎，与拦路抢劫的强盗没什么差别。陆二的灯草价值不过八两银子，好几处抽他的税，抽走的银子已经占一半了。船走到青山，索税的又来了，陆二囊中已空，计无所出。干脆取灯草上岸，一把火烧了。作者评论道：此举可谓痴绝，但心中的怨恨，不正是这样么！
我估计，当地的灯草种植和销售行业大概也完蛋了。作者也说，重税造成了万民失业的结果。这就是恶政和恶棍集团的根基，一个在自我毁灭的循环中不断萎缩的根基。
《明史记事本末》的作者谷应泰是清朝人，他在记叙矿税始末的结尾处有一段关于利益集团的精辟分析。他说：开始是因为征矿税而派设宦官，后来这些宦官的命运就与矿税连在一起了。开始是因为宦官谄媚迎合而让他们征矿税，后来这些宦官肥了，便结交后宫，根子越扎越深。这就是矿税不容易废除的原因。由此看来，清朝的史学家已经意识到，恶政可以培育出一个自我膨胀的具有独立生命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在最高层笼络皇亲影响皇帝，在官场中清除异己，在各地招收爪牙，在民间吸吮膏血——肥肥壮壮地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一层又一层地自我复制。势力所及之处，人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成体统，实施的政策也越来越背离帝国公开宣称的政策。
恶政与恶棍集团相得益彰，迅速膨胀到老百姓不能承受的程度，一个王朝的循环就临近终点了。在万历死去的时候，距离该轮循环的终点还有２４年。在汉灵帝卖官鬻爵修复宫殿的时候，离他本人实际上也是东汉王朝的“脑死”日期只剩下四年。
（摘自《炎黄春秋》２００１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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