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作家的作家"博尔赫斯是件困难的事。他的散文名篇《骑手的故事》，叙述了骑手在广阔的城市中无所适从的情状，颇耐人寻味，引起我对文化形态的思考——
应该说，中国人敞开自己的国门和敞开自己的心扉一样，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历史与文化的经验积累，使中国人记住了一个朴素而真切的道理：外邪进不了一个封闭的世界。不设防的城池是最容易被攻破的；而不设防的心灵也是最容易被伤害的。在这一点上，秦始皇是最得其要义的：他焚书坑儒与修建长城，正是为了给他的统治人为地制造一种空前绝后的安全存在的理由。焚书是从时间上着眼，割断人们对历史的记忆，使其成为"始皇"；修建长城，则是在空间上立足，阻挡一切陌生的不可理解的异质化的信息与文化的侵扰，使其惟我独尊。他掌握了时空的支配权，即拥有了比帝王更本质的权利。所以，从政治形态上认识他，他是一个专制的暴君；而从文化形态上理解他，他则是一个伟大的智者——他是中国文化的标识性人物。
康有为周游欧陆十一国，悟出外国之所以常有"弑君"的变故，概因为宫墙太矮的缘故见康有为《塞耳维亚京悲罗吉辣记》。为此，鲁迅在《谚语》一文中，着实羞刺了他一番。尽管鲁迅有他特别的用意，但却更反证出了中国文化是一种时空感很强的文化，这是民族封闭性的历史渊源。
如果抽象地理解中国文化的时空感，一定会产生歧义：因为，时，是历史的延续；空，则是个广阔的疆域——从本源上，它有很强的开放意义。而这里所界定的时空，正是它的反面。所以，理解中国文化的时空含义，必须和它的历史结合起来。由秦始皇的统治历史可以看出，封建专制的文化形态，是从疆域的有限性中，追求时空把握的无限性；其政治含义，就是不仅囊括权力之内的拥有，更要取得权力之外的支配权。这就是封建官吏既专制又贪婪的历史原因。这种文化的特征，是重支配而轻实践的，在行动人格层面上，便封闭而保守。它的传承者的精神面目必定是迟疑不前的：他们不会义无反顾，他们要进退有据，即：要有依托与据守，一定要靠点什么，扶点什么。一旦无"墙"可靠，无"墙"可扶，便茫然无措——远处的花草再艳丽，也不可贸然采撷；那花草丛中，很可能有一口陷阱。
所以，中国文化是一种人格分裂的文化。
然而，开放的民族就一定有健全的文化品格么？
成吉思汗发动的战争进入到了最后阶段，他的一位将领说，新归顺的臣民不会打仗，对我们毫无用处，倒不如将他们斩尽杀绝为好；城池也应该烧毁，把它变成巨大的牧场，不然，城市便无法利用。很显然，这些游牧民族根本不知道如何管理城市，他们不懂得利用城市来巩固扩大他们的势力范围的道理。这是一个有意思的例证：让来自草原的群落中间不经过某种过渡便立即接管具有现代文明的城市，也正如让在城墙里呆得太久的人出城而治，同样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所以他们的烧杀，并非出于本性的残忍，而是由于他们不知该怎么办，他们别无选择——从文化形态上说，系他们没有现成的文化经验所借鉴所凭依。
游牧民族的开放性，只表现在疆域的无限性，其时空的把握是有限的，权力的支配能力也是有限的。另，游牧民族生活空间的不稳定性，使其文化资源的积累变得尤其困难。相反的，秦始皇的"围墙"虽然有封闭功能，但也有仓储功能，可以避免经验与文化的漫漶与流失。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看，封闭的过程，也正是建立秩序与理性的三家书谭过程。而游牧文化开放性的文化就不具有这样的稳定特征，他重感受而不重经验，率性而缺乏理性；经验与理性的缺席，使它不具备包容性，使它无能力完成对外来文化的消化与承接，便以破坏为指归。因此，在它攻击与征服的同时，"外邪"也就乘虚而入了。
有人说，游牧民族只有出行的路，而没有回家的路，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围墙正是"家"的象征。由此可以看出，勇敢的人并非智者，开明的人亦未必是有力量的人，这与他们的来路有关。所以，文化优劣，只是个相对的概念--优即劣，劣即优，要以辩证的眼光看。但无论如何，秦始皇与成吉思汗，一个农夫，一个骑手，生存状态的不同，导致了他们不同的文化走向；但他们都是卓绝的人，因为他们都给各自的文化找到了存在的理由。
所以，我们应该动态地审视历史文化，那种偏执于本体文化的人，往往是危险的，他们要把文化推向死路；那种崇媚于外来文化的人，也同样是危险的，他们要掘空脚下的土壤，断了本体文化的生路——一味的封闭，正如罐水养鱼，鱼游得再怡然自得，终究是长不大的，也游不到大海中去；还要有大的生存空间，还要有活水的滋润。而盲目的开放也是不可取的：开放只是手段，目的是更好地"固本"，使肌体更强健；为了开放而开放，拥有的同时就是丧失，因为丧失了"本源性"的东西，便会使人忘了来路，使文化失了根性，而无根的"植株"是很难长得茁健而高大的。
眼下，颇有些把手段当目的的氛围了，一些歪曲和贬损民族文化的声音也愈来愈响亮了；直让人生出一丝担忧。文化理性的建构就显得愈来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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