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党史工作者，我们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４年，先后访问了１０多位老同志，共达６０多人次。这些老同志大多数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一向是党史研究中备受关注的人物。事隔２０年左右的今天，这些老同志绝大多数先后作古。但他们所留下来的回忆，永远成为党史研究的无价之宝。我们访问的谈话记录，有不少已陆续在国内各种报刊上发表，也有一些尚未公布，现整理于后。（本刊有删节）
１９７９年５月２９日和３１日，我们两次去访问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
关于包惠僧的代表资格是我们最关心的话题。包惠僧开门见山重复他五十年代至今所一贯坚持的说法："出席一大的代表是１３个，我是广东代表。陈独秀、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刘尔崧，还有一个姓李的，我们７个人开会，选我和陈公博为广东代表。参加一大时，陈公博是从广州到香港乘邮船去的，我是坐客轮走的。"包惠僧还气愤地说："张国焘在回忆录里说，何叔衡没有出席一大，完全是胡说八道，当时根本不存在代表资格审查的程序。”
陈独秀为什么当选中共一大中央局书记过去说陈独秀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当党中央书记是历史的误会。包惠僧持相反意见，他不无感慨地说："嘉兴南湖会议选举陈独秀当书记是共产国际的意见。陈独秀有学问，光明正大，喜形于色，不说假话。当时我们都是他的学生，没有哪个能比得上他。所以一大当选党的书记也很自然。"
包惠僧说：建党初期陈独秀与马林的关系一度紧张。一大后，马林提出陈独秀不能在广东做官，他知道我与陈的关系不错，叫我去广东接陈独秀。但陈炯明知道陈独秀是共产党，说什么也不放。陈独秀辞不掉广东政府教育委员长职务，只好请３个月假回上海。陈独秀到上海后，对于马林指手画脚、打官腔等做法表示不满。他不承认共产国际对中共的领导关系，认为苏俄党是苏俄党，中国党是中国党，各有各的国情、风尚。我们犯不着去做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共还没有做出什么成绩，不应要共产国际的钱，以后需要时再说。马林则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和高压手段写信给陈独秀，要求中共：第一，要加入国际支部；第二，要领取国际经费；第三，要经常向国际报告工作。陈独秀看过马林信件后，感到马林没有好意，但又不得不放弃自己原来的意见。
谈起陈独秀的晚年，包惠僧显得无比惆怅，说：陈独秀被捕判刑保释出狱后，住在傅斯年家里。美国一家图书公司请陈独秀写自传，被陈谢绝。陈独秀曾派罗汉去延安，当时听说毛泽东和周恩来打算考虑让陈独秀回延安。后来王明来了，说共产国际让陈写悔过书，陈付之一笑，认为自己没有错，表示拒绝。后来蒋介石拉他进国际参政会。陈曾对包讲：我和蒋介石不共戴天，蒋介石杀了无数民众，杀了我的两个儿子即陈延年、陈乔年。他坚决不同蒋介石合作。陈独秀从南京到汉口时，张国焘在武汉也想拉陈独秀，叫陈出来另组织一个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唱对台戏，更遭到陈的拒绝。陈独秀后来在重庆《大公报》上写过一篇文章，当写第二篇文章时，报纸就开了"天窗"，不再敢登他的文章。包惠僧认为，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后，与托洛茨基没有什么关系，只是给托洛茨基写过封信，组织了"无产者"反对派。有一位记者问陈独秀这件事，陈发表声明说："中国有没有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陈独秀晚年的生活很苦，逝世前，包惠僧去四川江津家中看陈独秀，可惜陈已不醒人事。包惠僧见到屋内放一堆土豆，陈的妻子高君曼告诉包，土豆是陈独秀自己种的。陈死后，他的三儿子陈松年曾到重庆卖过家里的古董和衣物，足见其生活的拮据。外界传闻陈独秀晚年靠领取蒋介石的津贴过日子，是没有根据的。
当访问结束时，他还不无遗憾地告诉我们：他几十年手里一直保存着十几幅陈独秀的墨迹和数十封与陈独秀的来往信件，可惜在"文革"中丢失了。就在我们与包老分手之后的３２天，万万没想到这位８５岁的老人竟与世长辞了。
刘仁静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年纪最小的一个，当时才１９岁。我们的话题就从党的北京早期组织开始了。他说："北京小组选举一大代表时，最初是张国焘和邓中夏，可是邓中夏当时在保定师范学校教书，又要兼管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有事去不了。罗章龙在铁路工会工作也很忙，我当时没有职务，结果补选我去上海出席一大。可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一大会有这么重要"刘老说：一大后，我在上海搞过一段翻译，曾翻译过部分《资本论》，陈独秀说看不懂，没有出版；后来又翻译《国家与革命》，也失败了。回到北京，１９２２年１月，我与邓中夏办《先驱》杂志，出过前三期，第四期起交由施存统接办。
刘仁静与托洛茨基的关系是我们访问的主题。他直言不讳地说：１９２２年１１、１２月，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我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上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做了讲演，但当时看不出他们之间有什么分歧。刘老接着回忆说：我于１９２６年至１９２９年到苏联国际列宁学院学习。毕业回国时，共产国际给我８００元美金，买了一张到柏林的车票；又从德国到土耳其去访问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对我的到来很高兴，说我是他认识的第一个中国人。我回国以后用俄文给托洛茨基写信，托洛茨基将信登在自己办的刊物《战士》上。我在北京图书馆看过托洛茨基与陈独秀的来往信件。托洛茨基希望陈独秀到美国，但陈当时拿不出这笔路费。我此次见托洛茨基没有给陈独秀带信回来。回到上海时，我向党中央报告过这件事。这时上海已成立托派组织，办了一个刊物叫《火花》。我找一些北大同学也成立一个组织，刊物叫《十月》。我去找陈独秀，他表示欢迎，他认为托洛茨基比斯大林正确，并起草了一个声明，有８３人签名。中国共产党在《红旗》报上发表一封给刘仁静的信，限我３日内汇报去土耳其的情况。我没有照办，当时还认识不到。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将我开除了。后来《火花》、《十月》，还有《战斗》，与陈独秀的《无产者》合并。陈独秀被选为中央委员。１９３１年"一二八"以后，我与陈独秀失去了联系。
张金保：要求从中共五大中央委员名单中去掉自己
工人出身的张金保是中共五大的代表。１９８０年４、５月间，我们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宿舍访问了这位８３岁高龄的老人。请她谈谈当年参加中共五大的一些情况。
张金保说：１９２６年８月，我在武汉日华泰安纱厂加入了共产党，当时已２９岁。在这之前，向忠发、许白昊等人经常来家里找我谈话，启发我的思想觉悟，使我逐步走上革命道路。
张老记得：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是在武昌都府堤一所小学里举行的。但她没有赶上参加开幕式。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因为厂里有一个男工也叫张金保，两人同名同姓同工种，也是搞工会工作的。先通知男张金保去参加大会，报到时才发现通知错了，第二天又改通知女张金保去参加五大。正式会议的地址改在汉口济生三马路黄陂同乡会馆，也称黄陂小学。会场是利用小学的戏台布置做主席台，上面摆着几张桌子，下面放着上百人座位的板凳。会场墙壁上挂了许多贺电与锦旗。共产国际来了不少人，他们拉我一起照相。印象最深的是罗易，他身边带着一个很漂亮的法国女秘书。陈独秀在会上很活跃，很随便，经常跟一些代表开玩笑，当时使我很反感，认为陈独秀不够严肃，缺乏一个政治家的风度。张金保说："我当时被称作活动分子，所以被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主席团有十几个人组成，记得还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罗章龙、向忠发等，只有我一个女委员。主席团成员要轮流主持会议，我在闭幕那天担任过一次大会执行主席。李一纯等担任大会记录。主席团事先要酝酿、协商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用举手方式通过。原来名单上有我，可我觉得自己水平低，又没有文化，提出要求说明干不了，结果把我的名字抹掉了。"张老这种自知之明和谦逊美德，岂不是后人学习之楷模！
张申府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创始人之一。１９２０年１２月，他与周恩来等在法国勤工俭学，并受陈独秀的委托，组建巴黎共产主义小组。１9２１年１月，张申府和刘清扬一起介绍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张申府最早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是中共从事早期军事工作的党员之一。
张申府于１９２３年１２月结束３年旅欧生活，从德国取道莫斯科回国。他到北京后，根据李大钊的建议去广州工作。张申府说：１９２４年春节过后，我从北京启程赴粤，先到天津换乘轮船去上海，再从上海乘船去广州。在上海停留时与陈独秀见了面。陈对我去广州工作表示支持。一到广州马上感受到国共合作的热烈气氛，也许因为我是第一个回广州的中国留学生，受到廖仲恺等人格外热情的欢迎。经李大钊推荐，我去广东大学执教，教数学、哲学、逻辑学等课程，同时兼任该校图书馆馆长。
张老说：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孙中山在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着手筹建黄埔军校。军校完全是按照苏联红军的原则和制度建立起来的。孙中山请来几名苏联教官作为军事顾问参加军校的筹建工作，他们中间有人讲英语、德语，由我给校长蒋介石当翻译。那时我一面在广大教书，一面参加筹建黄埔军校工作，具体负责第一期学生的报名、入学考试和录取工作，并负责安排课程表。不久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军校招生"简单"在报上登出之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学生十分踊跃。初试合格的各地学生需要到广州再通过复试才能最后被录取。第一期学生的试题，是我同几位苏联顾问事先商定的。考试分笔试和口试两种，我主要负责学生的口试，同时还兼管笔试监考和阅卷工作。录取揭榜时，共产党员蒋先云名列第一。
张申府回忆说：黄埔军校开办后，特别需要政治工作干部，党代表廖仲恺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多次叫我为军校推荐人才，希望能够介绍几个在国外学习有能力的人。于是"我开了一份１５人的名单给廖仲恺，名单上的第一名就是周恩来"。名单上还有周佛海、赵世炎等人。周恩来当时还在法国留学，我立即写信邀请他速来黄埔军校工作，周回信表示愿意回来，但又说路费困难，希望能寄路费去。我又将此事报告了当时担任广东革命政府财政部长的廖仲恺，很快得到他的同意，廖给周汇了路费。
张申府在黄埔军校的时间不长，大约两个月左右，于１９２４年６月下旬辞去政治部副主任职务。张老最后说："这一年八九月间，广东大学暑假过后开学时，我从天津回到广州，见到周恩来问起给他寄款之事，周说没有收到。原来款刚汇出，周已经搭乘一条邮船动身回国了。"正是张申府的推荐，周恩来受党的委派于１１月到黄埔军校担任第三任政治部主任，从此开辟了黄埔军校乃至以后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摘自《百年潮》2001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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