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自然仿佛是要给人类示威似的，刚踏入新世纪的第一天，我国北方就遭受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沙尘暴。３月初，大风沙尘天气再次横扫北方大部分地区。这不禁使人想起去年东北、华北和西北连续出现的十几次沙尘暴天气，让人们到了谈"沙"色变的地步。这样的沙尘暴天气今后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吗？
首先让我们来探究沙尘暴的成因。专家们的解释是，沙尘暴天气的形成及其规模，主要取决于风力、气温、降水及与其相关的土壤表层状况。
近５０年来，我国沙尘暴频发与土地荒漠化扩展的步伐是一致的。５０至６０年代，沙化土地每年扩展１５６０平方公里，沙尘暴发生５～８次；７０至８０年代，沙化土地每年扩展２１００平方公里，沙尘暴发生１３～１４次；进入到９０年代，沙化土地每年扩展２４６０平方公里，发生沙尘暴达２３次之多。
为什么经过多年的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风沙仍如此猖獗，且一年紧似一年地给国人以"颜色"看？
对这一问题，不同的专家可能有不同的回答。那么，经济学是如何看待此问题的呢？
先从一则消息说起。据报道，去年湖北省宜昌市政府为保护森林资源，决定向山区农民"买树"，并动员市民集资"买树"。这样，贫困的山民们今后就不再靠伐树卖木材为生，而是靠卖树致富了。
这则消息告诉我们，活着的树木只有在量化出货币价值的情况下，才能免于刀斧之祸。
是的，用经济学的方法来计算，活着的树要比死了的木材更有价值，一棵５０年的大树，按其所产出的木材来计算，价值６２５美元，到市场出售只能卖５０～１２５美元。而活着的树的价值远不止于此。
印度加尔各答农业大学的一位教授经过精心计算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棵５０年的大树价值至少可以从以下三方面体现：一是按每年释放１吨氧气计算，５０年生产氧气价值３．１２５万美元，且同期防止空气污染价值达６．２５万美元；二是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及增加土壤肥力产生的价值为６．８７５万美元；三是为牲畜遮风蔽雨，鸟类筑巢栖息，促进生物多样性产生的价值约为３．１２５万美元，同期创造出动物蛋白质约０．２５万美元。三项加起来总共约为１９．６２５万美元，这还不包括大树调节气候、美化环境、开花结果所产生出的价值。如果它能活到１００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其价值更是大得惊人。从生态平衡和环保角度来看，活着的树木当然要比砍下的木材更有价值。
报载，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中国的"三北"防护林等防沙治沙工程中，国家投入巨资共营造林地３亿多亩，种草及改良草场０．１４亿亩，封沙育林育草０．３７亿亩，植被覆盖率从５％提高到９％以上。
然而现时的生态环境与国家的巨额投入并未形成正比，环境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性遏制，更无法阻止沙尘暴屡屡侵袭。其根本原因除了种养速度赶不上破坏速度，以及"种树容易养树难"造成的"重种轻养"等问题外，现行植树造林体制上的弊端同样不能忽视，一些地方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金仍迟迟难以落实，农民是"年年造林年年穷"，他们迫于生计不得不靠砍伐林木赖以为生。林区老百姓的种树热情不高，是因为他们觉得那是在为别人穷忙活，与自身的实际利益并无太多关联。的确，当"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成为忽视农民实际利益的空洞口号时，种养的是小树，毁掉的是能遮风挡沙的大树，也并非不合乎情理了。
近年来，我国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已经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环境保护法、森林法、水土保持法、水法等均已相继颁布实施。但若治理好生态环境，单靠法律手段仍是不够的，还应多想想如何运用经济学的法则来解决植树造林中的实际问题。总不能让农民兄弟饿着肚皮去种树养树罢。
北京这两年也越来越多地遭受沙尘暴的侵害。作为首都，北京的大气污染一直相当严重。根据联合国全球项目对于全球主要城市的观测记录，北京空气中颗粒物污染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健康标准的４～５倍，虽然污染空气中颗粒物并非都是沙尘。另外，一项关于颗粒物污染的研究也表明，在中国北方主要城市，沙尘约占颗粒污染物总量的４０％至６０％。
当人们越来越讲究环境的质量时，以鸵鸟的方式对待困难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会造成后患；相反，正视现实，深入调查研究，弄清问题的来龙去脉和各种制约条件，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呼之欲出了。
关于北京沙尘暴的起源，７０年代以来，就存在争议。胡大源先生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沙尘暴的专家，他的研究表明，内蒙古草原的过度开发与北京的沙尘暴有关。草原的开垦和超载放牧使土壤失去了天然保护层，初春的大风天气不仅会造成内蒙古草原严重的风蚀，而且有可能形成沙尘暴天气，加重下风地区的空气污染。
空气中的沙尘暴是在特定天气条件下风蚀的结果。胡大源认为，风蚀的出现离不开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强风，二是裸露的地面，三是疏松的表土。要控制风蚀，相应地通常采取三种措施：一是防风林；二是退耕还牧；三是土壤保持耕作法如少耕、免耕及轮作。如果从控制风蚀的效果来看，退耕还牧最好，其次是防风林，第三是土壤保持耕作法。如果不考虑外部影响，从成本效益分析结果来看，土壤保持耕作法最好，其次是退耕还牧，最后是防风林。
胡指出，无论采用哪一种控制措施，都会涉及相当数量的初始费用。这就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个问题：谁应该承担这笔降低污染的费用沙尘暴的出现尽管是个典型的外部效应问题，上风地区的风蚀导致下风地区的空气污染，责任似乎很明显。依据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这笔费用显然应该由内蒙古的农牧民来承担。然而，内蒙古草原的开垦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６０至７０年代大规模的破坏草原植树开荒，以及后来的"以粮为纲"、粮食分省自给政策对草原生态环境的恶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完全让当地农牧民来承担治理风蚀成本是不公平的。此外，位于内蒙古高原东南部的坝上地区，是中国有名的贫困地区之一，停止耕作将意味着剥夺当地农民的为生之道，使现已很贫困的地区雪上加霜。
有没有可能由相对条件较好的北京居民提供支持，帮助贫困的上风地区治理风蚀问题，共同享受环境改善的效益呢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１９９６年曾经与北京市的有关单位合作，进行了一次关于北京市居民对城市环境满意程度的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居民对北京市自然环境的满意程度普遍低于可接受水平，其中最不满意的就是空气质量。当问到通过在上风地区采取土壤保护措施来减少颗粒污染物时，北京居民平均每户每年愿意支付１５７元来支持这项行动。胡认为，这一数额虽然不很大，但却反映了北京地区居民希望治理沙尘污染的愿望。如果将这一结果推广到城郊的２００万户居民。总的支付意愿则高达３亿元以上。而且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这一支付意愿将会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以更快的速度增加。
北京居民的支付意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内蒙古高原风蚀治理的外部效益。如果将这一外部效益考虑进来，内蒙古高原风蚀治理的成本效益分析结果将发生变化，最能控制风蚀的退耕还牧措施最好，其次是土壤保持耕作法，最后是防风林。
（摘自《大地》２００１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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