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蔡协民被免去了职务，闽南党内开展了“反蔡协民路线”的斗争；我们请求调动工作，蔡协民提出去上海，我提出去福州；临别前我和蔡协民提出了就此分手的想法，我们的夫妻关系到此结束；我和陶铸组成了假夫妻
由于闽南新苏区的失败和挫折，１０月下旬刚刚病愈的我，突然接到了厦门中心市委让我们速回厦门的通知，我和蔡协民被免去了职务。
我们刚回厦门中心市委机关，就遭到了严厉的批判。首先是批评我们脱离阶级立场，忽视敌人进攻的危险性，高枕无忧地放松了对敌人进攻的防御工作，完全是彻底的右倾机会主义。其次是“保守主义”，敌人进攻后，又不根据具体情况抵御敌人，而且跟着群众意见跑。第三是“逃跑主义”，打不赢敌人，你们就不顾一切地逃跑，撇下群众一跑了之，以致造成这么大的伤亡和损失。此外，对于社会民主党及反动派采取迂腐的“慈悲主义”，忽视肃反工作。
对于这种不顾实际情况而扣的这些大帽子，我和蔡协民是不能接受的我据理力争，我提出申辩，我们的错误不是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而主要在于我们脱离客观实际，盲目执行了中央针对中央苏区提出的那套策略。我们应该按照毛主席指示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来打，否则现在得到恢复、发展的闽南根据地还会失去。
批判会开了两个半天，我至今仍觉得这个会让我受益匪浅。并不是他们的“正确”批评使我受到教育，而是通过这个批判会，我进一步理清了思路，更清醒地认识了闽南根据地失败的教训。这对于不久后我在创建和巩固闽东苏区的斗争中，避免重犯同样的、更多的错误起到了借鉴的作用。
最后市委做出《关于蔡协民在漳州工作错误的处分决定》，给蔡协民撤职和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对固执己见的我也做出了留党察看一个月的处分，重新分配工作。
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处分后，我和蔡协民已不好在厦门呆下去了。不是我们看不起厦门新市委的同志，而是他们大都是些新来的，不了解情况，听不进我们的意见。他们把我们看作是犯错误的同志，更不会信任和重用，因此我们请求调动工作。
蔡协民提出一起到上海去，找中央汇报另行分配工作，哪怕受到更重的处分也在所不惜。
然而，我却不愿去上海，我想中央更不了解我们的情况，人家也会把我们当犯错误的同志看待，这样连改正的机会都没有了。
我提出到福州去。我想，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和下面的同志对我还是了解的、信任的。我改正错误，别人容易相信；另外我在福州地区工作过，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也便于开展工作，将功补过。
厦门中心市委同意了我们的请求。自此，我和蔡协民各奔西东。临分别前，我提出了就此分手的想法，我们的夫妻关系实际上到此结束了。
一个月后，福州中心市委根据我的近期良好表现，撤销了对我的处分。考虑到我在厦门曾担任秘书长一职，因此决定让我官复原职，担任福州中心市委的秘书长。
我刚到福州时，同陶铸、谢飞等同志住在机关里。谢飞曾经是刘少奇的妻子，海南人，在南洋入党，从事地下工作，后被当局驱逐回国。她后来的丈夫在中央苏区工作，因此不久后她便调回中央苏区了。
谢飞走后，我们就另外租了栋房子，我和陶铸、陈之枢和另外一个女同志组成两对假夫妻，建立了“家庭”。
中央通知说蔡协民是“社会民主党”，要求划清界限，肃清影响；陶铸以市委名义报告中央，证明蔡协民清白无辜；被中央甩了的蔡协民流落在上海街头，身无分文却买了块衣料让我做旗袍；１９３４年，被叛徒出卖的蔡协民坚贞不屈，用壮烈的死向党表明了自己的忠诚
是年秋天，上海中央局来了一纸通知，说蔡协民是“社会民主党”，要求凡是蔡协民工作过的地方，都应对蔡协民进行揭发批判，划清界限，肃清影响。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通知，我深感惊奇。我与他共同生活战斗了好几年，对他的革命历史还是了解的。
从外表上看，蔡协民清清瘦瘦，斯斯文文，经常穿着一件长衫，俨然一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模样。作为一名领导者，他稳健缜密，认真负责，具有组织才干；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意志坚定，信仰不移，对党的忠诚和热忱是毋庸置疑的作为一个丈夫，他缠绵深情，把妻子看得很重……
我怎么也不相信，这样一位早年入党、参加红军，不管是在炮火纷飞的游击战场，还是在白色恐怖的白区，为革命出生入死、忠心耿耿的好同志，怎么会是“社会民主党”？什么时候就变成了“社会民主党”？
１９３３年初，穷困潦倒的蔡协民突然回到了福州。
由于中央刚发出过批判蔡协民的通知，蔡协民没有组织介绍信，按照地下党严格的纪律和规定，是不能与他接头联系的。但是对他十分了解的陶铸还是去见了蔡协民，并且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我。
我提出要去见他一面，市委考虑到我们原来的关系，同意了。但陶铸一再交代：
“你去见他可以，但绝对不能把中央的通知告诉他，否则你就违犯了党的保密纪律。”
在一个破旧肮脏的小旅店里，我见到了蔡协民。本来年纪就较大的蔡协民，此时几乎变成了一个衰弱的小老头。他痛苦地告诉我，自从厦门分手到上海后，他住在一家旅馆里，与中央机关派来的同志接上了头。开始还是好好的，在第二次联系之后，便再没有人来理睬了。
他抱着很大的幻想一天又一天地干等着，到后来花光了盘缠，弄得无钱交房租、无钱吃饭，值钱的东西也典当光了。老板天天来催，不敢呆在屋里，只好整天在马路上流浪，忍饥挨饿。他甚至想过，要在上海的马路上解手，以便让巡捕抓进去关几天，吃上几天饭，由此来解决饥饿问题。
最后，蔡协民终于意识到，他是被中央给甩了。
但什么原因呢？他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像他这样一个１９２３年入团，１９２４年入党的老党员，却被党组织抛弃了？这种失去组织的痛苦，比饥寒交迫更加不堪忍受。他有时夜里尽做噩梦，醒来后冷汗淋漓，气得他脚踢拳砸，把被单撕扯成布条。
无奈，蔡协民依然天天到马路上徘徊，看看能否遇见熟悉的同志。１９６１年，毛泽东与曾志、陶铸夫妇在广州珠岛合影。终于有一天，他遇见了一位曾在家乡一道共事的老同学。那人是经商路过上海的，他听说蔡协民到上海找不到工作，流落街头后，给了蔡协民１０块大洋。接着，蔡协民又碰到了福州中心市委专跑上海这条线的交通员陈冷才，并同他一道买了船票回福州。
说完这段苦难的经历后，蔡协民掏出一块衣料递给我说：“买了船票，剩下点钱给你买了身衣料，拿去做件旗袍吧！”
我双手接过布料，一向坚强的我，此时不禁鼻子一酸，潸然泪下。
他如此落魄悲哀，仍不忘夫妻之情，我的心中又是感动又是酸楚。我觉得我应该把实情告诉他，就是挨处分也认了。我不能对这样一个对党忠贞不二的老同志再保所谓的“密”了。
蔡协民对中央的这一通知，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但是我们十分清醒，现在一切解释和埋怨都是毫无意义的。无论是中央，还是厦门、福州的党组织都不会与他接头，或者接纳他。惟有自己从头做起，开辟工作，以实际行动和成绩，甚至鲜血和生命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证明自己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我劝他还是回到厦门去，“在哪里出了问题，就回到哪里去”。一是可以去海军或炮台去当兵，伺机兵变拖枪上山打游击，建立武装，创建根据地；二是找一些过去熟悉的工人，介绍进厂去当工人，发动工人运动。
于是，蔡协民真的回到了厦门。后来他来信告诉我，他在建筑工地上，做苦工、打石头、背枕木、抬木料，靠卖苦力养活自己。晚上就和一个老工人作伴，住在一个破工棚里。他边劳动边与工人接触，开展工运斗争。
一个文弱的书生，如果没有一种对党的忠诚和坚定的信念，是绝不会忍受这种痛苦和煎熬的。
这期间，蔡协民找过厦门中心市委，他们见他表现不错，就在１９３３年７月调他到安溪县任县委秘书。当时那一带活跃着一支游击队，这原是一支土匪武装，拖枪改造后成为革命武装，后来发展成为一支红军游击队。由于缺乏军事干部，所以把蔡协民派去带队打游击。那时方毅也在那一带打游击，这一情况我是１９３８年后听方毅说的。
直到年底，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发动“福建事变”，罗明从中央苏区回到厦门主持新省委的工作。他知道蔡协民的遭遇后，严厉批评了原厦门中心市委的错误做法，并决定调蔡协民回厦门做城市基层工作。
蔡协民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但不幸的是，１９３４年４月，正在厦门益安医院工作的蔡协民，被从闽西回来的叛徒苏文波发现告了密，蔡协民落入敌手。在狱中他遭受严刑拷打，威胁利诱，但始终坚贞不屈。
是年５月，蔡协民高喊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在漳州英勇就义，时年３３岁。他用壮烈的死，向党表明了自己的忠诚！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了所谓蔡协民是“社会民主党”的由来。在闽南红三团里，有位指导员叫游生民，他也是从井冈山下到闽西的，红军进漳时负轻伤被留下充实到红三团。闽西苏区肃“社会民主党”时，厦门中心市委通知漳州中心县委，此人是“社会民主党”。于是游生民被绑了起来准备内部处理。但是蔡协民分析再三，认为他不可能是“社会民主党”，不但没杀他，还把他给放了。厦门中心市委根据蔡协民也来自闽西，又放了姓游的，加上蔡协民领导漳州斗争期间所犯的错误。因此完全凭着主观臆测，认定蔡协民是游生民的同伙，是“社会民主党”。
我对陶铸的感情越来越深，由假夫妻而自然结合；但由于我向蔡协民透露了“中央通知”，且如实地向组织汇报，陶铸给了我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在我临近分娩时，不得不搬出了市委机关；陶铸给了我无微不至的照顾，而我生下的却是蔡协民的骨肉；我的第三个孩子送给了一个盐商
见过蔡协民之后，回到机关，我如实地向组织上汇报了我与蔡协民的谈话情况。陶铸对此非常生气，当即召开市委会议，进行批评。
会上大家认为，我这是明知故犯，违犯了市委领导的告诫，泄露了党的机密。因此决定对我进行党纪处分：留党察看三个月，这可是一个很重的处分啊！
对此，我毫无意见，也很坦然，感到问心无愧。我是泄露了机密，但我没有做违背党的原则的事。我把事实告诉他本人，是为了对党的事业负责，为了对一个忠实于党的真正共产党人的政治生命负责。因为在我看来，没有什么能比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生命更重要了，我愿为了革命战友的政治清白付出任何代价。
尽管陶铸给了我一个严厉的处分，但这时，我对陶铸的感情却越来越深。
说实话，我过去对感情这类问题，看得不是太重，体会也不深。虽说蔡协民对我确实很不错，可我对他的感情并不是很深。自从与陶铸相处后，他对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对我处处关心、体贴，见到我总有一种很亲切的神态。同样我也乐于同他相处，心里总挂念着他。他不在我身边时，我就会想他；如果他出门迟迟未归，我便坐立不安，担心他出事。而过去蔡协民外出时，我就没有这种揪心的挂念。
因此，我们这对假夫妻假戏真做，自然结合了。
但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后，我又不得不离开市委机关，到党的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机关去协助工作。并且搬出市委机关，住进了互济会机关。
住地对面房子的一楼，是一个制作牛皮的作坊，沤、染牛皮的气味儿，臭气熏天。一天到晚，熏得我头痛恶心。但别无去处，我只好硬撑着住下去。
正在这时，我的第三个孩子即将来到人世。快要生产了，我的口袋中只有几毛钱，弄得我一筹莫展。还是急公好义、能体恤人的陶铸，用他惟一值钱的毛毡当了三块大洋。花了两块大洋，请来了附近街坊的一个接生婆。
那女人到家里后，二话没说，拿把剪刀在我的裤裆处，“咔嚓、咔嚓”就剪出一个大窟窿。接着用桌上的花露水擦了擦手就算消毒了。然后就很粗鲁地把手伸进我的子宫里去抠，探一探婴儿是否头朝下，结果把我的子宫口都抠破了，痛得我汗如雨下。
孩子总算生下来了，但我的子宫却被感染了。只叹当时太困难了，无法住院生产，也请不起助产士，因为请助产士至少得花７块大洋。
与生第二个孩子不同的是，这次生育无人照顾，在我身边的只有陶铸。他既要忙于工作，又要照顾我，真是忙得不可开交。他为我做饭、洗尿布甚至洗血裤子。他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尽管生下来的并不是他的骨肉。
这次生育也没有按照当地的习俗“坐月子”，只是买了些鸡蛋、奶粉和几只母鸡。结果吃了几天，我的脸、肚子都肿了，子宫不但收缩不好，还有了炎症。好在身边有陶铸照顾，我总算撑了下来。
由于当时自己的处境并不好，加上身体状态极差，这第三个孩子也像前两个孩子一样，在生下来的第１３天，就不得不送了人。当时我总认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应该一心扑在工作上，不该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带孩子。现在看来这种思想确实太偏激了。
孩子的养母，是一个从湖北到福州落户的盐商。那家男人去世后，寡妇一人，家里贫穷，想要个男孩当儿子养老。她的侄子是个警官，叫张铁，
